貶官士人在理想受挫後內心很容易就產生壹種憤激的情緒。忠而被貶，賢而遭遷，許多貶官士人都是異常悲憤的。“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歷史、現實與人事，糾結攀援著難以化釋的艱苦、不幸與災難，令人不平則鳴，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由不得已而後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屈原放逐，乃作《離騷》；賈誼被貶，作《吊屈》、《鵩鳥》諸賦；陳子昂作《登幽州臺歌》，韓愈賦《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莫不是憤激之作也。江淹《恨賦》寫道：“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淚起。血下沾襟；亦復含酸茹嘆，銷落煙沈”。
貶官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對宦海浮沈、世態炎涼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認識，普遍地表現出對宦途的失望與無奈，時常流露壹種避世的淡泊情思。許多士人曾遭到多次或者長期的貶謫，有的竟然死於貶所，如著名文人張說、李邕、王昌齡、劉長卿、韓愈、蘇軾、王禹偁等被貶都在兩次以上；劉禹錫長期被貶在外，自雲“二十三年棄置身”，蘇軾則大半生都是在貶所度過的，60多歲的時候還被貶儋州（今海南）；上官儀、李嶠、蘇為導、宋之問、柳宗元、李德裕等更是在流貶地賚誌而沒的。貶官士人的政治悲劇更激發了他們對現實的認識，使得壹些人對功名逐漸淡漠，壹切淡然處之，在優遊山水中追求壹份心靈的恬靜。與之相對應的如蘇東坡在《前赤壁賦》、《後赤壁賦》中把歸隱視為傲視獨立的表現，把返歸自然當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貶官後的蘇舜欽有滄浪亭，歐陽修有醉翁亭，蘇軾有超然臺，蘇轍有喜雨亭，要情有所系也；白居易轉向閑適詩，王維著意禪宗詩，陶淵明醉心田園詩，要心有所往也。
儒道的影響令貶官士人在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兩者間痛苦徘徊。朝野兩極的世界對壹個現實中的士人來說可能意味著進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對具有獨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則是壹種兩難的尷尬處境。於是兩極化的世界成了歷代士人們無法擺脫的矛盾和痛苦之源：當他們出仕時，感到的是宦海的險惡和不適意，但真正貶官了又會為不能出人頭地而郁郁。這是兩千年來中國士人普遍面臨的尷尬處境，由此而產生了士人們普遍的焦慮。值得強調的壹點是，貶謫期間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體察社會生活的機會，加上他們素來的兼濟之誌、事功之心，使得他們能更加真切地關註朝政、體恤民瘼。
貶官士人始終懷有心有不甘的痛苦。杜甫《旅夜書懷》雲：“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壹語中的道破了所有貶官士人的心聲：文學上的成名並非他們的本願，官場上的失意卻是他們終其壹生耿耿於懷的遺憾。仕途困頓，心動情發，借語言作為工具進行述懷，是壹種緩解內心壓抑的無奈選擇。其憂國憂民、憤世嫉俗的秉性和欲憑借縛雞之力廓清乾坤的性情很難改變，不願意放棄自己對於天下國家和世道人心的的關懷，就無法忘懷世道人心，痛苦便無可解脫。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撫枕不能寢，振衣獨長想、嘆人生，哀樂轉相尋，今猶昔。就是在那些欄桿拍遍、拔劍擊柱的壯懷激烈裏，也莫不伴隨著壹種茫然而又無可奈何的長嘆息。白居易中年以後放棄早期為民請願的拾遺風采走上道家的退隱之路，內心也是充滿著矛盾的痛苦和煎熬，因為兼濟是他的真正理想，獨善只是他的壹個無可奈何的退路。
貶官士人與生俱來的憂愁、憂患、憂憤和悲哀在得不到官場肯定的孤獨中更加彰顯。自古士悲秋，由於讀書多，考慮的問題多，士人心中的積慮也多。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在《悲士不遇賦》裏，對士人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的遭遇頗多感慨。宋代文學家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是進亦憂退亦憂。長期的貶謫生涯，封建專制的冷酷與世俗折磨，常常會軟化乃至消蝕文人本有的剛正之氣。使他們不得不卷藏起積極用世的抱負，或以文辭著作來舒展懷抱，或以自然山水來抒發憂思。以文章歌詩的著作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雲：賢者不得誌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1]（第484頁）劉禹錫亦嘗自敘雲：及謫於沅、湘間，為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者之比耳。
首先，與殘酷的現實相對應的是貶官文學籠罩著悲劇的色彩。貶謫對士人來說絕對是壹場政治悲劇，溶進骨子裏的的理想遭遇到毀滅性的打擊，心就難免被莫名的悲涼哀傷籠罩。其主調是委屈、憤懣、懷鄉、隱逸等，表現為文學就多是英雄窮途末路的長哭，書生生不逢時的感喟，官宦貶謫流放的不平，名哲退居山水的寄托，情人望斷歸帆的傷痛，字裏行間流露壯誌難酬的惆悵，浪跡天涯的仿徨，想望而不得的苦悶，相思而難遇的憂傷。如範仲淹的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如秦觀的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白居易聞琵琶女演奏琵琶，就觸發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而作《琵琶行》。縱使蘇軾的大江東去，亦終落在人生如夢上，不過借酒澆愁，借壯語而抒悲酸，借豪放而達婉約。
與貶官士人憤激的心態相對應，貶官文學常常躍動著壹種怨憤郁躁的情緒。由於被貶謫者大多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郁悱積於中，哀怨形於外，故見諸文字，發為歌詩。士人懷有極強的用世之心，士之仕也，猶農之耕也，曲折艱辛的入仕經歷和貶謫的遭遇加劇了他們心理的沖突，在時運不濟、命運多舛的痛苦感慨中常流露出官場失意、功名事業未竟的失望、迷茫與悲憤。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範仲淹有《剔銀燈》詠史，嘲笑三國時代的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顯然是在傾訴自己仕途壹再遭受挫折的牢騷憤懣。
貶官文學多有羈旅行役之感與懷鄉念國之思。貶官士人背井離鄉，拋妻別子，面對的是艱苦的旅途、荒涼的壹與，等待他們的是無法預測的未來，對此，三國吳因觸怒孫權被貶到交州（今越南河內）的虞翻雲：“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見《三國誌》虞翻本傳裴註），詩歌自然成為發泄內心痛苦憤懣的最好工具。貶官士人旅況的艱辛、漂泊天涯的苦楚必然表現到他們的作品中去，導致張籍《傷歌行》描寫楊憑貶臨賀尉的情形是：“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系禦史府。出門無復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著青衫騎惡馬，中門之外無送者。郵夫防吏急喧驅，往往驚墮馬蹄下。”這是何等嚴苛酷烈、令人心驚動魄的壹幕！士人的創作總是必然地受到生活積累和地位處境等主客觀條件影響制約的。貶官文學不同於宮廷文學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貶官士人不再是在宮廷中陪侍唱和的官吏。範仲淹的《嶽陽樓記》中所說的遷客騷人，誰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杜甫棄官前在貶花州（即華州）途中也發出了翩翩何所似、天地壹沙鷗的浩嘆！是啊，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又怎能不發出何事吟余忽惆悵、村橋原樹似我鄉的感傷？
落魄的遭際、現實的難堪使得貶官文學中多醉眼朦朧的飲者和夢遊人形象。落魄的士人醉酒和詠酒，借酒抒懷作不平之鳴，自有其心理的、精神的需要。飲酒於他們乃是壯誌未酬的憤慨，心中無限哀愁的發泄。清醒時，致身通顯的心理期待與冷酷的現實使他們更多的思索人生、命運、生死等問題，表現為貶官文學中的多夢現象：當升官夢伴著清官夢壹起破滅的時候，他們感慨於南柯壹夢，咀嚼著莊周蝴蝶夢，更多的人又做起了陶淵明的桃源夢。備受艱苦如屈原者唱世人皆醉吾獨醒，屢受磨難如蘇軾者浩然長嘆人生如夢。
從藝術上來看，其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貶官文學多有文學樣式的創新。大凡壹種新的文學樣式，總是先從民間生活的土壤中萌發嫩芽的。而貶謫的經歷，是他們的生活下跌到民間，無案牘之勞形的貶官士人，漸次擺脫名利等各種雜念的影響，能夠更為充分地馳騁自己的藝術想象，詩人的視野都比較開闊，多種題材都可以入詩，加上自身的文學素養，往往能夠探索出新的文學樣式。劉禹錫在貶謫中以《竹枝詞》吟詠風俗獲得巨大成功，遂使竹枝詞成為後世文人吟詠風俗的專用體裁。更有蘇軾創豪放詞，元白開文人以詞唱和的新風。仕途的失意加重了士人的感傷情緒，政治上的挫折玉成了他們的詠史懷古詩，那種對歷史和人生深刻思索，睿智而又雋永，如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烏衣巷》等。
貶官文學多具有強烈的主觀情緒。初踏貶途的倉皇、身陷文化“蠻夷”之地的精神痛楚、才學難施的生命荒廢之感以及在貶謫苦難中既堅守忠奸大義又竭力超越痛苦的心路歷程必然要反映到貶官士人的文學創作中。在許多朝代中，對官員進行貶謫處罰的典型方式就是派遣到遠離京城的城市去。在這些被貶謫的官員心目中，這些城市就是壹種草野。白居易被貶謫到九江，在他筆下這座城市的形象是“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完全是壹幅荒郊僻壤的景象。柳宗元描寫他被貶到的柳州是“嶺樹重遮千裏目，江流曲似九回腸”的蠻煙瘴雨之地。蘇軾被貶到黃州後，所描寫的景色不是“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就是“可惜壹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都是鄉野江湖氣象。實際上到了唐宋年間，上面提到的這些城市多已相當繁榮了。但在傳統士人們的眼中，這些遠離政治中心的城市文化和社會生活似乎是不存在的。因為他們心目中的世界只有朝廷和草野。所以範仲淹到了嶽陽城，登上嶽陽樓，看到、想到的還是只有廟堂和江湖兩極，而沒有眼下這個閭閻撲地、舸艦迷津的城市。
貶官士人出於自身特殊的處境考慮，貶官文學多采取比興手法，曲折地表現自己的情誌。貶官士人在政治上的孤危地位，使得他們在文學中或托兒女之情以寫君臣之事，或以花草自喻，表達自己內心的憂慮。自從屈原在《離騷》中開創“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後，貶官士人追隨者日眾。如駱賓王的《在獄詠蟬》借蟬自喻，用比興手法寄托自己遭讒被誣的悲憤心情。辛棄疾在《摸魚兒》中用歷史上的美人陳皇後遭嫉妒，比喻自己被排斥及政治上的失意。
有感於今昔身份的變化、處境的反差，貶官文學多用對比手法。貶官士人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通過有關今昔的描寫形成強烈對比，感舊傷今。秦觀在新舊黨爭中遭到貶斥，經歷過宦海浮沈與人事的巨大變化，詞裏就會反映出他個人痛感世事滄桑的抑郁情懷。如他在《望海潮》“梅英疏淡”中用大量筆墨描寫舊時的歡宴遊賞，而這壹切都是為了和當今重遊時的傷感形成鮮明對照。追往事，嘆今吾，至於後主李煜動輒發壹通天上人間的慨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貶官文學言將盡時常常忍不住直抒胸臆。貶官士人滿腹的惆悵無人訴說，無處傾泄，壹旦有了發泄的機會，掩不住的情思愁結就噴湧而出，最後總免不了發出世無知音，“誰會憑欄意”的深長慨嘆。如蘇軾雖有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曠達，亦是不能釋懷於我被聰明誤壹生的坎坷遭際，詞中流露了人生如夢的感傷；陸遊雖自號放翁，終也掩飾不了老卻英雄似等閑的悲辛，發出了身老滄州的浩嘆；辛棄疾雖然是真的英雄創作英雄詞，也會感慨白發生。就沿襲發展而言，從直抒胸臆的角度來看，他們更多地接受了“南唐詞人”的影響。
唐代幾乎所有重要詩歌流派的大家、名家都遭受過貶謫，前人由此註意到貶謫與詩歌創作的關系，劉振婭《貶謫與唐詩》[3]指出貶謫對作家的影響可歸納為生活經歷和創作情緒兩方面，由此帶來詩歌內容與風格的變化。相關論文還有陶敏《唐人遷謫詩漫議》[4]，都是僅僅著眼於唐代。“文變染乎世情”，作為壹種文學現象，貶官文學自屈原怨而賦《離騷》以來，代不乏名作，不只唐代有，那是歷朝歷代***有的，如宋代的廣東、海南等地和清代的寧古塔、新疆伊犁等地都成了統治者流放、謫貶士人的壹個基地。因此，貶官文學應放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去研究，本文從更本質的現實、思想、文化層面上挖掘更深層次上的成因。
貶謫的生活經歷以及它給詩人帶來的心態情感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他們詩歌內容和風格的變化。這些變化對貶官文學的繁榮起到了促進作用。西方人講憤怒出詩人，中國人講不平則鳴，窮而後工。生活的坎坷往往造就文章，政壇生涯的暗淡又常常伴隨著藝術生涯的輝煌。坎坷的經歷是貶官士人藝術上走向成熟和輝煌的推動力量。苦難是貶官士人的壹筆財富，士人的清高與向往，做官的高貴與輝煌，貶官後的窘迫與尷尬，他們最有體會，這都是做文學的絕好素材。士人的官本就是靠作文得來的，貶了官以後，他們很自然地就把主要精力又放到了作文上。貶官後的生活也適宜士人集中精力發揮其藝術才能。從此，他們可以不再迎合朝廷之需，不再恪守規定的思維定勢和藝術教條，由仕途的失敗而走上創作的道路，感自己所感，言自己所言；以自己的審美準則為準則，以更廣闊的心理的和藝術的視角進行自由想象和創造，從而使他們的作品獲得獨創性的藝術價值。同時，生活下跌又使他們走向生活的底層，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礦藏。民間的征夫思婦之聲，癡男怨女之情，老百姓的歌哭哀怨，使他們的作品具有更大的社會群體意識，具有更高的思想文化價值。如杜甫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期間，寫作了彪炳史冊的“三吏”、“三別”。韓愈被貶潮州時，有《宿曾江口示孫湘二首》記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難。元稹在同州時，遭到當地旱災，曾經作詩歸罪於自己，詩中問道：“臣稹茍有罪，胡不災我身？胡為旱壹州，禍此千萬人？”（《旱災自咎，貽七縣宰同州時》）這種關懷，無疑體現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
貶官士人正是借助於老莊思想的啟迪，化解了自己的失落與苦澀，心靈得以舒慰與解脫，觸發了審美創造力，抒寫出不朽的詩文。老莊思想與貶官士人註定有緣。林語堂說過，中國士人得勢時信儒，失勢時便信道。老、莊著作中直接談論文藝特別是文學之處很少，但他們的文藝美學思想是確乎存在的，而且相當深刻、精辟，對後世中國的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啟迪甚巨。儒家學說使中國古典文學強調社會功能而充滿了理性的色彩，道家則使中國古典文學保存了豐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麗的內容。古代士人囊螢映雪、懸梁刺股、十年寒窗、九載熬油，念成的滿腹經綸，既不能建功立業、光宗耀祖、封妻蔭子，就要吟嘯風月、縱情山水、放浪形骸，給世間留下壹些牢騷話了。問汝平生功業，蘇東坡認為是黃州、惠州、儋州。東坡的壹切不朽之作大都寫在被貶之地，正是老莊讓他心境空明，以壹種虛靈的胸襟體悟世間的風風雨雨，在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曠達中創造出了水月鏡花般明凈秀麗的詩境。
如果從更廣闊的背景上看，貶官文學的形成，還有其文化成因。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裏指出落魄文人有“發憤著書”的傳統，貶官士人繼承和發揚士大夫憂國憂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傳統，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怨憤生文是文學心本源說的壹個證據。情動於心，自然流露，容易言之有物，不做無病呻吟，為文而文。心有所怨，情有所寄，不能自已，激情來自於胸中積郁。貶官士人不但多愁，而且特別善感，觸景生情，情不自禁，往往會為情造文，這也是貶官文學昌盛的原因。凡是能打動讀者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幾乎不能例外。貶官士人之間的唱和、傾訴，也是貶官文學繁榮的原因。士人貶謫雖路途遙遙，仍頻繁寄詩，酬唱不絕。如白居易的《醉贈劉二十八使君》與劉禹錫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王勃離別之時想到海內的知己朋友，便覺得天涯若比鄰了。
如前所述，貶官文學的發展，有其現實成因、思想成因和文化成因，它們不是獨立發揮作用的，而是綜合作用的。壹言以蔽之，貶官的經歷推動著士人走向生活、走向社會、走向人民，也推動著貶官文學走向繁榮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