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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萊詩歌中的美麗詞語

浪漫主義詩人的代表是拜倫、雪萊和濟慈。他們成長在後革命時代,理想從壹開始就被嚴酷的現實所壓抑。法國大革命嚇壞了英國的統治者,擔心英國會發生類似的革命,於是在國內采取高壓手段,尤其是把自由思想和輿論視為洪水猛獸。他們的高壓政治激發了第二代詩人的反叛精神,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英國兩代浪漫主義詩人的差異。年輕壹代的詩人,尤其是拜倫和雪萊,繼承了啟蒙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傳統,在國內支持盧德運動,在國外支持民族解放鬥爭,把文學和現實緊密聯系起來。他們的作品充滿革命激情,追求個性解放。這種熱情也反映在他們對自然的描述中。

以拜倫、雪萊和濟慈為代表的第二代詩人創造了與第壹代截然不同的浪漫主義風格。尤其是拜倫,基本上從來沒有公開表達過對華茲華斯或者柯爾律治的好感,至少在風格上是這樣。他不崇拜深刻,對哲學三心二意,但更有現實的浪漫情懷和時代感;他容易閱讀,激發熱情,具有更普遍的影響力。拜倫是19世紀歐洲文學的壹朵奇葩,它曾在壹段時間內顯示出無堅不摧的魅力,激起了歌德、雨果、普希金,下至青年男女的喜愛,並在其巨大的陰影下籠罩了許多文人墨客。但如果我們畫壹張這位浪漫主義詩人今天命運的圖表,就會發現他的聲望經歷了最大的落差。布萊克最終被發現,並迅速成為世界文化名人;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的聲譽壹直在穩步上升。華茲華斯在20世紀初受到鄙視,但二戰後,他們仍然保持著經典的地位,華茲華斯被大多數學者公認為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濟慈的名聲從未大起大落;雪萊創造了壹個尖銳對立的陣營,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遭到了最嚴重的蔑視,後來被左派和保守派奉為偉大的詩人。而拜倫則從19世紀中期的最高點迅速下滑。世紀末,有人反思拜倫現象。雖然仍有崇拜者,但貶低和忽視它更不公平,直到20世紀中葉以後才得到深入解讀和客觀評價。

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拜倫現象是19世紀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內容之壹。他體現了那個不朽時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智慧、深邃的思想、狂暴和力量;他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孤獨叛逆意誌,在上個世紀歐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壹般,改變了“社會結構、價值判斷標準和文化面貌”。(羅素)這位獨立不羈的天才有著廣闊政治家的胸懷和哲學家的智慧。他性情敏感暴戾,感情深沈細膩。但他也是壹個放蕩的兒子,壹個虛榮傲慢的弗格森爵士和壹個孤獨的利己主義者。他崇尚偉大的精神,向往壯麗的事業,卻被黑暗的時代窒息。他的心是悲傷的,他的嘆息充滿了他的壹生...其他詩人編織夢想,他卻壹度被視為夢想本身,在詩歌、行動、人格中創造出獨特的生命。他融入了文學,卻又大於文學。他說兩種情緒可以定義他的本質:他熱愛自由,厭惡虛偽(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浪漫的等等。),但他卻是壹個矛盾的復雜集合體:天生壹瘸壹拐,卻愛四處遊蕩;作為貴族,他充滿了等級觀念,但也有平民的叛逆意識;他有時陰郁焦慮,但更多時候表現出的是善良、幽默或從容玩轉世界;他崇尚自由,卻固守浪漫時代之前的舊風格;他主觀自信,但富有經驗常識;他有很強的男性中心意識,但又經常陷入他所謂的“女性思維”;他討厭戰爭,但他熱衷於“為自由而戰”。最後從物質和行動上參戰,這似乎是對他超越或摧毀文學文本,用行動創造生命文本的壹種解讀。

許多現代評論家認為拜倫具有壹流的諷刺和敘事才能,但總的來說,他享有與他的才華不相稱的聲譽。他的偉大似乎主要不是因為詩歌本身,因為在所謂的六大詩人中,他的文學思想缺乏深度,文字、句子、肌理的豐富性和文本的平衡感都不如別人。後來,T . S .艾略特甚至說他對英語沒有任何貢獻。事實上,拜倫過去常常模仿他所鄙視的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在思想、意象和文字上間接地模仿他們。有時他用了好友雪萊甚至濟慈的靈感,難免顯得平庸。

拜倫現象的核心是他創造了“拜倫式英雄”,四處遊蕩,性格憂郁,往往自覺地站在人群和習俗之上,諷刺過去和現在;雖然有很強的男性中心意識,但對女性有著不變的魅力。哈羅德和曼弗雷德尤其能代表這個孤獨的叛逆者;此外,在浪漫傳奇組詩《東方敘事詩》中,中心人物也是這壹類型的典型。這些人物外表不凡,精力充沛,才華橫溢,有能力做壹些事情,但邪惡的社會不允許他發揮自己的才能,成為社會的犧牲品。他們都有玩世不恭的思想,全能的勇氣和各種狂熱浪漫的冒險。他們是單槍匹馬的“復仇者”。精神上,他們頑強而傲慢,勇敢而堅定,憂郁而孤獨,神秘而痛苦。

珀西·比希·雪萊(1792——1822):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在雪萊的詩中占有中心地位,因為它體現了他的思想精髓。該詩劇共分四幕,描述了普羅米修斯的束縛與解放。詩使雪萊的兩大主題——社會變革和人類之愛——交織相得益彰,兩條線索:普羅米修斯與朱庇特的善惡關系和他與亞洲的分離與重逢。這兩條線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星聯系在壹起。他影響著諸神的命運,決定著不同角色的勝敗。埃斯庫羅斯筆下的巨人之所以吸引詩人,是因為他以德抗暴。他基本上代表了壹種完美的人格,無私,沒有野心和嫉妒,融合了人類的智慧和永恒的智慧。雪萊寫這首詩的時候,不再過分強調外在的變化,而是更加關註自我的完善和愛的力量,不再涉及具體的政治自由,而是著眼於自由的超而深刻的意義。因此,《被解放的普羅米修斯》實際上是壹首理想詩,旨在展現理想生活的幻象,為宇宙的重生提供啟示。與拜倫的現實主義革命精神相比,雪萊的革命觀更理想,因而也更徹底,是對現存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學否定。“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是雪萊預言未來會有更好的世界到來,發人深省。雪萊也以他的抒情詩而聞名,繼承了華茲華斯的傳統,將自然融入他的詩歌中。《西風頌》、《雲》、《百靈鳥》等作品音韻鏗鏘,感情真摯,閃耀著深刻的思想光輝。

對於雪萊,壹直有著名的評論家對他有所貶損,但也有人認為彌爾頓的厚重和雪萊的《空氣與火》各代表了但丁的壹半,頂壹半是壹種榮譽。雪萊的詩有時可與莫紮特的音樂相媲美。

約翰·濟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義詩人的生命短暫,濟慈是最令人嘆息的。他年僅26歲,卻留下了許多優美的詩篇,包括莎士比亞、但丁在內的大手筆在那麽年輕的年紀還沒有寫出相當水平的作品。就詩歌藝術而言,有人認為他是19世紀最傑出的詩人。他不僅是浪漫主義,也是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

雖然濟慈在歐洲歷史上的影響不及拜倫,但在英國詩歌史上,拜倫的名聲是無法與濟慈相比的。與雪萊相比,濟慈更願意以壹種熱情而冷眼旁觀的態度來描繪生活的戲劇性畫面,表現出藝術家對現實生活中扮演各種角色的真人的興趣。他不是因為至高無上的理想而厭惡有限的世界,而是用具體的人情來印證無限的存在。濟慈在壹封1818的信中指出,華茲華斯比彌爾頓“更深刻”,因為他重視靈魂在世俗世界中的旅程,比彌爾頓更關註“人心”或“人性”,他獨特的才能可以幫助我們“探索”生活“大房子”中的那些“黑暗通道”,從而緩解了“濟慈養成了世界是“培養靈魂的深谷”的信念,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壹些批評家認為濟慈的傾向是探索新的永久價值。他主要不是讓我們相信這個世界充滿了苦難和壓迫,而是讓我們鼓起勇氣去接受這個世界充滿了歡樂、健康和自由的事實。這些都是屬於別人的,但只要我們努力,也可以屬於自己。濟慈思想和藝術的本質是讓我們有勇氣相信別人是幸福的,並為此感到由衷的喜悅。

濟慈之後,很多人把他和莎士比亞相提並論,甚至認為他是在資格和意識上最像莎士比亞的詩人。濟慈曾強調,壹個詩人應該像莎士比亞壹樣有能力排除來自內外世界的各種幹擾,主動避免匆忙卷入作品的沖突,保持戲劇視角。他說華茲華斯表現出了“自我超越”,這似乎在暗示他寧願擺脫莎士比亞那樣的自我人格,努力潛入劇中人物的視角,使自己成為每壹個角色。在20世紀壹些現代主義批評家看來,濟慈擺脫了同時代浪漫主義詩人的“毛病”,他的作品可以被視為現代意義上的理想文本。如今,人們更多地關註以濟慈為代表的壹個新人的氣質:他對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情緒有著敏銳的把握,包括內疚、欲望、尷尬與尷尬、美麗與疾病、孤獨與快樂,能夠用生動具體的感情表達這樣的痛苦與快樂。

濟慈的代表作有:《恩底彌翁》(1818)、《聖阿格尼絲節前夕》(1819)等敘事詩,以及《夜鶯頌》(1819)和古希臘甕。

拜倫和雪萊於1816年4月在瑞士日內瓦萊蒙湖相遇。雪萊的無神論和樂觀主義對拜倫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有益的影響。8月,雪萊夫婦離開了日內瓦。2008年8月,雪萊來到威尼斯與他會面。秋冬季之間,雪萊寫了壹首詩《朱利安和馬達洛》,其實是對拜倫的善意批評和規勸。從拜倫後期的作品和實際行動來看,他似乎在壹定程度上接受了雪萊的批評。

1822年5月,隨甘巴壹家遷居利沃諾。

夏天,我們和雪萊壹起,邀請在英國受迫害的李·亨特來意大利籌辦文學刊物《自由人》。

7月8日,雪萊在斯塔西亞灣溺水身亡。拜倫火化了雪萊

總之這兩個人是很好的朋友。

拜倫和濟慈基本上沒什麽區別,因為濟慈出生在壹個卑微的家庭,並沒有經常見到這兩位貴族。但濟慈早年熱情贊揚拜倫的詩,寫了壹首十四行詩《致拜倫》。後來,他對拜倫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既承認了拜倫在詩壇的崇高地位,又含蓄地表明拜倫的壹些詩不過是“純粹的力量”,“雖然是繆斯創作的,卻像是墮落的天使”,他認為,

盡管如此,拜倫對濟慈並沒有偏見。他曾稱贊濟慈未完成的長詩《亥伯龍》是“崇高而莊嚴的,堪比埃斯庫羅斯的悲劇”。濟慈二十五歲死於肺病後,拜倫寫了壹首詩,譴責那些惡意誹謗濟慈的批評家。

雪萊和濟慈並不是密友,但雪萊壹直在關註濟慈。當濟慈的病情惡化時,雪萊邀請他去意大利過冬,但濟慈婉言謝絕了。濟慈死後寫了壹首長詩《阿通尼》,將濟慈比作希臘神話中被維納斯愛上的美少年阿通尼。阿托尼被野豬所傷,比濟慈死前所受的傷還要多。也是對濟慈詩歌的肯定。稱他為“美的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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