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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文學的英文作品

自17年底以來,在愛爾蘭長大並用英語寫作的作家不斷出現。與大多數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居民不同,他們幾乎都是新教徒,並始終以在倫敦文壇獲得聲譽為目標。其中不乏重要人物,如《格列佛遊記》的作者斯威夫特,康格裏夫和謝裏丹,小說家斯特恩,政論家、美學家伯克,詩人、散文家、小說家戈德史密斯,哲學家、散文家貝克勒等都留下了重要作品。斯威夫特是整個英國文學中最犀利的諷刺作家。晚年回到愛爾蘭後,他像椽子壹樣用筆為愛爾蘭人民挺身而出。在這位商人的信中,他揭露了英國王室和利用劣幣剝削愛爾蘭人民的投機者的罪惡。他以建言獻策為名,揭露了愛爾蘭精英對窮人的殘酷,寫出了諷刺文學的巔峰之作。

18年底,法國大革命震動了愛爾蘭,其影響之壹就是針對英國的武裝活動增多。1798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聯合起義後不久,1803年又發生了壹次由羅伯特·埃米特領導的起義。文學表現就是政治歌謠的流行,用尖酸刻薄的話語嘲諷英國殖民當局,贊美從伍爾夫·童到艾美特各個時期的愛爾蘭人。

19世紀初年,瑪利亞·埃奇沃思(1768 ~ 1849)寫了幾部小說,揭露了在外地逍遙法外的“非居民地主”給愛爾蘭農民帶來的災難。她的作品描寫了凱爾特人的異國風光和田園生活,力求在語言上貼近當地的普通人。後來,司各特寫了壹部關於蘇格蘭的歷史小說,他聲稱受到了她的影響。俄羅斯的屠格涅夫也承認從她的小說中汲取靈感。後來,威廉·卡爾頓(1794 ~ 1864)也在壹系列小說中寫農村生活,畫面更廣闊,作品中人物類型多樣,對農民疾苦的描寫更深刻。卡爾頓沒去過倫敦,也不珍惜倫敦文壇的贊譽。而是以都柏林為向往的文化中心,以愛爾蘭讀者為寫作對象。後來,詩人葉芝稱他為“最偉大的愛爾蘭小說家,因為他有著任何壹個講故事的人都沒有的最凱爾特的眼睛”。

托馬斯·摩爾(1779 ~ 1852)是傑出的詩歌作家,代表作是《愛爾蘭音樂》(1820)。摩爾是拜倫的朋友。他在倫敦學法律,接觸的大多是英國人。但在這本詩集裏,他的主題是愛爾蘭——她的歷史、傳說、紀念碑、風景、英雄,尤其是1803年起義失敗後被英國當局處決的羅伯特·埃米特。摩爾詩歌的節奏也有愛爾蘭特色,即不采用英語詩歌中傳統的五音步節奏,而是采用緩慢拖沓的語調,後來被很多愛爾蘭詩人采用,包括早期的葉芝。

19世紀下半葉發生了壹系列重要事件:1846年至1848年的大饑荒,1848年的武裝起義,1867年的又壹次失敗起義。愛爾蘭進入了壹個新的政治鬥爭時期。同時對愛爾蘭神話、歷史、風俗、語言的興趣更大,研究更多,表現為1893年蓋爾語學會的成立。到了世紀末,出現了壹場影響深遠的愛爾蘭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最顯著的成就是壹個戲劇性的突破。19的90年代,兩個愛爾蘭人——蕭伯納和王爾德——統治了倫敦劇院。蕭伯納(1856 ~ 1950)輝煌的現實主義劇作是對世界戲劇的重要貢獻,而王爾德(1854 ~ 1900)的《認真重要》(1895)仍然是票房。在愛爾蘭,壹個重要的發展是1904修道院劇院的建立。格雷戈裏夫人(1852 ~ 1932)和葉芝(1865 ~ 1939)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們還創作和表演自己的戲劇,同時致力於尋找新的愛爾蘭人才。最後,他們成功發現了兩位偉大的劇作家,分別是辛格(1871 ~ 1909)和奧凱西(1880 ~ 1964)。阿比劇院倡導壹種新的戲劇,這種戲劇不同於倫敦商業劇院常見的粗俗的社會喜劇。主要探討愛爾蘭題材,但在戲劇語言上力求明快、樸素、高貴。葉芝在詩歌中尋找這樣壹種語言,奧凱西在都柏林的貧民窟中尋找這種語言,辛格在鄉下尋找這種語言,這要歸功於廚房裏的女人們的談話。以前的愛爾蘭劇作家,比如康格裏夫、謝麗丹,用的都是倫敦上流社會說的英語,沒有太多愛爾蘭色彩。艾比劇院的這些劇作家雖然寫的是英語,但在措詞、隱喻甚至句子結構上都體現了愛爾蘭特色。換句話說,在愛爾蘭的英語寫作中,當地傳統(包括蓋爾語)的影響也是深刻的,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以來。

辛格代表作有《騎到大海》(1904)《西部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他用簡單卻精煉的農村方言,描述了充滿悲喜劇的普通愛爾蘭人的生活。因為他真實地反映了愛爾蘭人的性格,他的戲劇傷害了壹些觀眾的自尊心。然而,正是他的現實感,他的詩歌和想象力賦予了他的作品永久的價值,壹些人仍然稱他為愛爾蘭最偉大的戲劇家。奧凱西是壹個做過各種體力勞動的工人。他用都柏林的窮巷方言寫出了起義、巷戰等當代事件,在《朱諾與孔雀》(1924)、《犁與星》(1926)中塑造了許多真實生動的人物形象。辛格死得早,而奧凱西在初步成功後,經歷了實驗表現主義的中間階段,進入了仍然高產的後期。除了劇本,他還寫了六卷自傳,用新穎的形式和犀利的文筆記錄了壹個信奉* * *產品主義的工人作家的壹生。

文藝復興的中心人物是葉芝。他的充滿民族主義激情的戲劇《胡裏跡中的凱瑟琳》(1902),在舞臺上獲得了成功,後來他又嘗試了詩劇和日本古典戲劇,但他的主要貢獻是詩歌。他經歷了從19年底的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到20世紀的現代主義的發展。他每個時期都寫好詩,最好的作品是他參加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後寫的。正是這場運動,尤其是1916年復活節的英勇起義,讓他覺得“壹切都變了,完全變了,產生了驚人的美”。晚年仍然寫出了優秀的作品,吸收了現代主義的壹些優點,擺脫了它的瑣碎,比早年更深刻。雖然他的思想中有神秘主義和貴族成分,但他仍然是20世紀西方世界最有成就的詩人之壹。

小說方面,以自然主義小說《埃絲特·沃特斯》(1894)聞名的喬治·摩爾(1852 ~ 1933),也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活躍人物。但真正把小說藝術推向前進的是詹姆斯·喬伊斯(1882 ~ 1941)。他曾經是現實主義的專家,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1914)展現了他精湛的現實主義藝術,當他來寫長篇小說《尤利西斯》(1922)時,他成功地運用“意識流”這壹新手法,在24小時內將都柏林城裏兩個平常而優雅的男人,

人民的鬥爭取得了成果,愛爾蘭於1921成為自由州。1937年,通過了新憲法,宣布自己為“獨立、民主和主權國家”。自獨立以來,英國文學繼續發展。葉芝、奧凱西和喬依斯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都是在獨立後出版的。戲劇仍然欣欣向榮。老太太說“不!”作者丹尼斯·簡斯頓(1901 ~)”表達了壹部分人對獨立後政治形勢的幻滅,而他的《黃河上的月亮》則探討了文化傳統與技術進步之間的矛盾。50年代又出現了塞繆爾·貝克特(1906 ~)和布蘭登·比漢(1923 ~ 1964)。比漢引入了新的主題。比如他的話劇《怪人》(1954),通過犯人的眼睛看監獄生活。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法文版,1952)在西方戲劇史上翻開了新的壹頁,不僅因為他寫出了表現人生荒誕的“荒誕劇”,還因為他具有在沒有通常的有趣情節甚至很少對話的情況下,使這類戲劇在舞臺上獲得成功的天賦。

貝克特也是壹位與眾不同的小說家。就小說而言,獨立後的愛爾蘭也是有名的,尤其是在短篇小說領域,看似簡單卻很難寫好。萊姆·奧弗萊爾、弗蘭克·奧康瑙爾和肖恩·奧弗林都是這方面的專家。此外,女作家瑪麗·拉文和伊麗莎白·鮑恩也留下了優秀的作品。他們的共同努力使愛爾蘭短篇小說與法國、俄羅斯和美國齊名,成為這種文學形式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之壹。這些作家大多也寫小說,很多都很優秀。其中不乏後起之秀,如埃特納·奧布萊恩、約翰·麥基恩、凱文·凱西等人,在題材和技巧上都有新的建樹。

在詩歌方面,在葉芝取得巨大成就之後,仍然有許多歌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奧斯汀·克拉克(1896 ~ 1974),40年代的帕特裏克·凱夫納(1904 ~ 1967)和主要在英國寫作的路易斯·麥克尼斯(1907 ~)。其中,柯夫納的《大饑餓》(1942)和金塞拉的《藍魔人》(1968)都曾風靡壹時。金塞拉翻譯的愛爾蘭古代史詩《牛的長征》也是壹大成就。20世紀60年代以來,北愛爾蘭又崛起了壹位青年詩人——西姆斯·希尼(1939 ~)。但他不是寫城市和工業社會,而是用壹種鮮明的、不落俗套的樸素語言,寫普通的鄉村風光和強壯的勞動者,他的詩回到了永恒的愛爾蘭。

在中國,愛爾蘭文藝復興吸引了人們的註意力。20世紀20年代,魯迅從日文翻譯了壹篇關於愛爾蘭文學的文章(第二卷第二號《奔跑》),郭沫若翻譯了辛格的六部戲劇(包括西域運動員,即《西域花花公子》和《騎馬入海》),茅盾寫了論文《現代文學的回流:愛爾蘭新文學》(發表在《東方雜誌》)中國新文學的三位大師都與愛爾蘭文學有因緣。格雷戈裏夫人的獨幕劇《月出》(1907)不僅成為中國英語留學生的業余表演節目,還多次被改編成中國話劇《三江好》,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奧凱西的名劇《朱諾與孔雀》也被張敏改編成話劇《醉生夢死》,於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上演,獲得成功。

解放後,奧凱西的戲劇《星星變紅》和他的自傳,第1卷《我敲門》(1939)和第4卷《恩尼斯·法倫,再見!”(1949),葉芝的戲劇《欲望之地》和壹些最重要的詩歌已經被翻譯成中文。中國的研究人員審閱了奧凱西的六部自傳,稱其為“壹流的傳記文學”。另壹篇文章討論了葉芝的詩歌和喬伊斯的小說。這些都表明中國讀者對愛爾蘭文學的了解正在逐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