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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的文學背景是什麽?

來源:九大頭條。

六十年風雨,六十年春秋。

1942年,毛澤東同誌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壹座明亮的燈塔,指引著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方向

但是,關於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原因和毛澤東同誌講話的背景,目前還存在壹些不同的看法。

時光飛逝。據說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與會者只有幾個還活著。時間帶走人,但歷史的真相不能忘記。會前會後,我聽了毛澤東同誌的講話,參加了壹些活動。那段時間是我人生和文學生涯的轉折點。和我同時代的很多人壹樣,在講話的指引下,我成為了壹名自覺的革命者和戰士。每每想到這些,我都感到壹種沈甸甸的責任:我應該留下真實準確的歷史,而不是歪曲的歷史。只有在真實的歷史中,後人才能充分感受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真理和光輝..

講話發表在抗日戰爭時期,那是壹個偉大的時代,像大海壹樣洶湧澎湃,中華民族在死亡的戰鬥中迎來了新生。《紅星》照耀中國,中國* * *產黨成為民族解放的旗幟,千千的百萬進步知識青年,許多文藝工作者懷著理想和激情奔向延安。真的像是人山人海,歌聲四起。

但是,正如毛澤東同誌在《矛盾論》中所說:“包含在壹切事物中的矛盾的相互依存和鬥爭,決定著壹切事物的生命,推動著壹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麽不包含矛盾,也沒有沒有矛盾的世界。”1940後,抗日戰爭進入非常艱難的階段。國際上,希特勒法西斯圍攻斯大林格勒,形勢危急。在國內,國民黨反動派趁機加強了對解放區的封鎖和進攻。那時候延安的生活很苦,軍裝破破爛爛,每天吃小米土豆。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大多數人仍然保持著高昂的革命鬥誌,但壹些人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也暴露出來,延安出現了灰色趨勢。

其實在此之前,文藝界的意識形態鬥爭就已經開始了。雖然有些作家自稱是“革命者”,但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從亭子間來到解放區,並不意味著同解放區人民結合。在壹次紀念魯迅的大型集會上,有人狂言,甚至說“我的筆指揮兩黨”!當時引起了激烈的批評。到了1942左右,這股思潮就像雨霧壹樣蔓延開來。大別溝口有個告示牌,叫“青七隊”,上面貼滿了各種奇怪的小字報紙。此外,更大的陣地是《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刊登了壹些詆毀* * *產黨和解放區的言論。

胡喬木同誌在回憶錄中引用了壹份1943的文件,總結了延安文藝界暴露的問題:

在“作家的立場觀點”這個問題上,有人認為作家可以沒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或者說有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就會妨礙寫作。在“寫光明,寫黑暗”的問題上,有人主張要對抗日戰爭和革命“揭露黑暗”。寫光是“公式化(所謂的悼詞)”,現在是“雜文時代”。從這些思想出發,出現了“文化與黨的關系、黨員作家與黨的關系、作家與現實生活的關系、作家與工農的結合、改良與普及”的嚴重爭論;作家內部的糾紛,作家與其他當事人的糾紛也是層出不窮。”(《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54頁)

在這股灰色思潮中,很多人寫出了很多與黨相悖的東西,我也不例外。當時寫了兩部小說,都發表在肖軍主編的期刊上,現在找不到了。那兩篇文章宣傳小資產階級情緒,醜化工農幹部,膨脹自我,否定現實。

那時,我是文康的壹個支部書記。延安有兩個文藝單位,壹個是“藝鷺”(魯迅藝術學院),周揚是院長;另壹個是“文康”(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中央文化委員會書記艾思奇任主任,丁玲任副主任。後來,艾思奇被調到解放日報,胡喬木接任文化委員會書記,領導“文康”。這兩個單位聚集了大量的作家、藝術家和青年藝術家。相隔甚遠,卻頻頻串聯,此起彼伏,陰風冷雨愈演愈烈。有壹天我向胡喬木匯報時,建議兩個黨組織要有聯系,制止這種不正常的情況。胡喬木說妳應該去陸毅和周揚談談這個問題。

“陸毅”在橋兒溝教堂。從“文康”出發,它將沿著延河穿過楊嘉玲和梁青山,然後轉向東,穿過廣闊的機場。我翻過這座山來到“陸毅”。可能胡喬木打電話來了,周洋好像在等我。那壹天,我們兩個坦誠相見,促膝長談,最後壹致認為,兩個黨組織在有事的時候要互相溝通,互相配合。這次談話非常重要,“藝鷺”和“文康”之間的關系變得密切而團結。

後來有壹天,我和丁玲壹起散步,走過中央政府所在地楊嘉玲溝口。丁玲指著山頂說:今晚這裏有壹個激烈的場合。我壹聽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是她的文章《三八情懷》要被批判了,我勸她冷靜對待。

果然,在討論《解放日報》改版的會議上,軍隊領導對延安文藝界的種種怪現象十分憤怒,掀起了猛烈攻擊的風暴。賀龍批評丁玲說:我們在前線打仗,妳為什麽罵我們的總司令?據我所知,毛澤東同誌還說服軍隊,不僅要批評文藝工作者,而且要接近文藝工作者,影響文藝工作者,改變文藝工作者。從那以後,賀龍和王鎮拜訪了文康的每壹個人。他們謙遜善良,和每個人都相處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