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馬年在奮蹄騰躍的呼哨聲中來到了人間。
用動物紀年，可能是史前史上人類最早采用的壹種紀年法，因為在洪荒時代，人類與動物是朝夕相處的夥伴，命運與***，而動物以其在自然力面前的適應性和生命力，常常給人類提供生存的智慧。況且被用來做紀年標記的動物，多與民族的圖騰崇拜有關。在中華文明的起源上，動物紀年法與後起的幹支紀年法相融合，創造出了國人普遍采用的十二生肖紀年法。幾千年壹路走下來，生肖紀年成為最為通行而生命力也最為綿長的紀年法與民間信仰。人壹生下來，便取得了壹個以出生之年的生肖動物為標記的命運編碼。年復壹年，代復壹代，傳衍不息。
追溯馬作為中國人的十二生肖之壹的歷史，至遲在戰國《日書》裏就有其身影了，而完整的記錄，則出現在東漢思想家王充的《論衡·物勢》中：“寅，木也，其禽，虎也……午，馬也。”“午亦火也，其禽為馬。”地支裏的“午”與屬相裏的“馬”對應，俗稱“午馬”。馬年出生的人，便是“屬”馬的人，以馬為生肖，或者說“肖馬”。
在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中，凡是馬年出生的人，他的基因裏就具有或者說吸收了作為動物的馬的壹些內在的品質，如強壯、善走、有力、遠大、親和、溫順、靈氣等。古人用“超然長騖，萬裏壹息”壹類詞語來描繪馬的善走與能力。談到馬的親和與靈氣，南朝宋劉敬叔在其《異苑》裏講了壹個故事：“苻堅為慕容沖所襲，堅馳騧馬墜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躑躅臨澗，垂鞍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走廬江。”這類動物救主的故事，在民間故事裏屢見不鮮。然孔老夫子另有慧眼，他說：“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也。”他認為在馬身上，最主要而又值得稱道的，並不是它的力量，而是它的德性（德行、品德）。據我的理解，孔夫子所謂的“德”，就是神性。因為古人認為，馬是神性的動物，是地之精（《春秋說題辭》：“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河水之靈（宋《瑞應圖》：“龍馬者，仁馬，河水之精也。”）。古代神話傳說裏傳頌的龍馬、天馬，都是神馬。
“龍馬”之說，最早見諸《尚書》記載的“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和《周易·系辭上》記載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神話。“河出圖”神話說，遠古時黃河（孟津古渡）裏浮現出壹匹龍首馬身的怪獸——龍馬，人類的始祖伏羲將其收服，發現馬背上鬃毛的旋是壹幅排列有序、行數有異的神秘圖畫，於是根據這幅“龍馬負圖”所隱含的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及其神異的排列，畫出了八卦圖。負圖的龍馬開啟了中華文明的初階。“龍馬負圖”神話在民間不脛而走，延續了幾千年而至今不衰，河南省的孟津縣把這個神話視為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加以保護。龍馬的神話，不僅在孟津壹地流傳。《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應劭註《漢書·禮樂誌》：“訾黃，壹
名乘黃，龍翼而馬身。”乘黃是瑞獸、神獸，是白民之國信仰中的龍馬。如果說，伏羲是東夷族群的人文始祖，那麽，白民之國作為帝俊、帝鴻（黃帝）壹系的後裔，當是壹個以粟為主糧的中原地區的農業部族，說明在古代，龍馬神話與龍馬信仰的文化分布地域是相當廣泛的。
“天馬”之說，最早見於《漢書》：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元鼎四年，馬生渥窪水中。漢武帝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裏，來東道。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史記·大宛列傳》曰：“（漢武帝）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1969年在甘肅武威東漢墓中出土的“馬踏飛燕”的銅奔馬，昂首嘶鳴，舉足騰躍，壹只蹄踏在壹只飛翔的燕子（壹說龍雀）身上。筆者以為，漢代的青銅鑄造藝術家們的這個作品，很可能取意於漢武帝《天馬歌》裏的天馬。
去古而到後世，“天馬”壹詞進入世俗生活，成語“天馬行空”裏的“天馬”轉而指稱那些“神化而超出於眾表者，殆猶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明·劉子鐘《〈薩天錫詩集〉序》）的人。而從“龍馬”而衍生而來的龍馬精神，則成為民族精神的代表而被老百姓所普遍認同。作為馬的德性和神性之集中體現與代表的天馬、龍馬，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中根深蒂固，自然而然被納入和融匯到了生肖馬的內涵之中。
如果說龍馬和天馬作為高不可及的神馬，更多地流行於和影響著上層社會的話，那麽，“千裏馬”的觀念則在民間社會更為普及。“伯樂相馬”的故事雖然發生在秦穆公時代，《莊子》、《列子》等古籍裏早有著錄，但經唐代文學家韓愈闡釋後，“千裏馬”的概念才真正深入人心。“千裏馬”就是良馬,而良馬的德性，不僅表現為“萬裏壹息”的能力，而且有威武不屈的品性，這也就是那些屬馬的人所具有的或追求的良好性格與高尚品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