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晏子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幹部考核完全是自上而下，由職位最高的齊王壹人說了算，“說行就行，說不行就不行”。作為現代的領導幹部，與晏子壹樣，掌握著壹定的權力。所不同的是，晏子作為舊時代的官吏，他代表的是君王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全然不顧老百姓；而現代的領導幹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老百姓，全然沒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對幹部的評價，就能以之為鑒，從我們的幹部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出發，既不能讓少數人定了終身，又不能因為為群眾做了事情而誤了真正的好幹部。要準確考核壹名幹部，必須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徹底打破由少數人說了算，而應由群眾，真正意義上的群眾說了算。
正常情況下，民意測驗得票最多的壹般是群眾公論好、受歡迎的，但也絕不能唯票選人定政績。做人和做事是兩碼事，前三年晏子光做事不管“做人”，而後三年光琢磨“做人”而不去做事，結果前三年“票少”，後三年“票多”，做的事多，得罪人多，“不合格”、“不稱職”也就多了；不做事，當好好先生，同流合汙，沒有不利的名聲，既輕松自在，又能重用提拔，只苦了百姓群眾，得“優秀”票當然不少。那麽怎樣才能解除這壹怪現象幹擾？就在於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要聽真話，聽逆耳的話，聽反對的話，即使反對意見是少數，也決不可輕易否定，只有深入群眾，看是不是真正體現和維護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讓事實說話，分析社會議論和群眾的話是不是壹回事，這就決不會被假象所迷惑，決不會被那些惡意散布的流言所蒙蔽。
其次，對幹部的行為，要多方位，辯證地看，不能用同壹標準評價不同的幹部所作的不同的工作，不可聽壹面之辭或受眾口壹詞的影響。比方說評價獨斷專行、作風不民主，實際上有可能是事業心、責任感和開拓進取精神強或對下屬要求嚴格。有的因為環境過於困難而工作難見成效，這就要同德才平庸、不思進取區別開來；有的是改革過程中因某些政策界定不明，造成了工作失誤，這就要同幹部自身素質區別開來；有的註重基礎建設，在培植發展後勁，這就要同只求壹時政績而犧牲長遠利益區別開來。
另外，第壹年反映晏子有問題，應該馬上跟蹤考察，真是不行，沒有本事也沒有做正事，政績也沒有，早就要指出其存在的問題，肯定其優點，可以讓他到合適的崗位上去，以適得其所。真是行，盡全力做正事做實事，政績突出，就不該有罷免決定。決不能因為告狀的人多了，對他的印象不好了就隨便作出決定。
評價幹部是壹面旗幟，選拔任用幹部主要依靠對幹部本身的評價，這項工作鮮明地反映著領導者的意圖，有時正反映出用人現念、用人路線、用人標準甚至是個人好惡、親疏恩怨、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