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廣袤的土地上，農民是否在為自己而勞作呢?不可否認，這中間應該有壹點屬於農民自己的土地，但絕大多數是屬於地主的，而且地主占有的往往是良田。《唐會要》卷八五“寶應元年四月敕”中記載“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並。”(20)《全唐文》中也有不少記錄：“美地農產，盡歸豪奸。”(21)“左右惟強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22)《文苑英華》則說“上田沃土，多歸豪強”(23)。看來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是好地，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地主占有多少土地，封建社會，作為統治者的地主，幾乎是不可能親自下田耕種的。那幺，在成千上萬頃或是幾畝、幾十畝的田地上耕作的只能是農民。農民的辛勤勞作很大程度上是在為地主勞作。這些長勢良好的水稻，無壹不凝聚著農民的勞動和汗水。他們的辛勤勞作，為農業的豐收打下了基礎。
農民勞動是艱辛的。薛逢有詩《鄰相反行》：“東家有兒年十五，只向田園獨辛苦。夜開溝水繞稻田，曉叱耕牛墾瘠土。”(24)讓我們看到了壹個剛滿十五歲的少年正夜以繼目的在田間扶著犁把、吆喝著耕牛、辛苦勞作的畫面。崔道融的《田上》也有這樣辛酸的壹幕：“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盡，東方殊未明。”(25)，為了抓住雨水多這壹時機，農民半夜就起來耕田，等人和牛都精疲力竭時，天還未亮。這種沒黑沒明的勞動，對農民來說是習以為常的事。孟郊在《退居》中說“退身何所食，敗力不能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26)，不勞動就沒有飯吃，為了生計，農民不得不日夜勞作，既要種稻又要砍柴，他們永遠在忙碌著。張籍《江村行》：“南塘水深蘆筍齊，下田種稻不作畦。耕場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蘆中泥。”(27)是對農民在南塘搶栽稻子時不顧衣服上粘滿泥漿的特寫。即便是寺院，也要耕作。元稹在大雲寺見到的場景是“獲稻禪衣卷，燒畬劫火焚。新英蜂采掇，荒草象耕耘。”(28)，寺院的人也要卷起禪衣，下田收稻，用象犁田。
壹份耕耘，壹份收獲。農民的辛勤勞作，換來了水稻長勢的良好和即將豐收的美景。不管收獲物有多少歸農民所有，但他們的喜悅之情還是溢於言表。除了上文我們見到的“萬頃水田連郭秀”、“萬畦香稻蓬蔥綠”，“綠波春浪滿前陂”、“十畝稻香新綠野”等，在詩人們眼中，還有許多這樣的景色。李嘉佑在南浦渡口(在今江蘇南京市西)看到“東風潮信滿，時雨禾亢稻熟”(29)，在楚州(今江蘇淮安)，他見到的是“山陽郭裏無潮，野水自向新橋。魚網平鋪荷葉，鷺鷥閑步稻苗”(30)。看來楚州壹帶的水稻在農民的辛勤管理下，確實長得好，就連鷺鷥也被吸引而在稻田中散步。李頎不僅自己欣賞著稻田的美景，而且將見到的稻作景色告訴好友，他在《寄萬齊融》中說“青楓半村戶，香稻盈田疇”，(31)在《寄綦毋三》中說“南川秔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32)。李氏眼中，香稻長滿了稻田，稻花映照了整個縣城。這預示著豐收即將來臨。把這些即將來臨的豐收場景告訴朋友，和他們壹起分享，那該是多快樂的事!王建在途經河南開封時，見到“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33)，便即興寫下了《汴路水驛》。白居易在杭州任職時，面對郁郁蔥蔥的稻田，禁不住吟誦：“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34)。農民收獲前和收割時的快樂更被詩人們所捕捉。韋應物在《襄武館遊眺》中寫下“是時秔稻熟，西望盡田疇”(35)的佳句，勾畫出成熟的秔稻壹望無邊。“場黃堆晚稻，籬碧見冬菁”，(36)劉禹錫的《歷陽書事七十韻》告訴我們歷陽(今安徽和縣東、長江北岸)的晚稻收割後正堆放在稻場的事實。“稻黃撲撲黍油油，野樹連山澗自流”(37)，盧殷詩《雨霽登北岸寄友人》則是描繪在小雨剛剛停止，詩人登上河岸時看到的是壹派稻子黃了、黍苗長勢正旺、樹木與山相連、山澗溪流淙淙的田園畫卷。“渭村秋物應如此，棗赤梨紅稻穗黃”，(38)白居易路過內鄉(今河南內鄉)，見到的是棗兒、梨子紅彤彤的、稻穗黃燦燦的喜人景況。“水蓼花紅稻穗黃，使君蘭棹泛回塘”(39)，羅隱《姑蘇城南湖陪曹使君遊》則點畫了蘇州(今江蘇蘇州)水鄉水稻豐收在即、遊客留戀忘返的情形。“故溪黃稻熟，壹夜夢中香。”(刪錢起的《江行無題壹百首(九十八)》記述了他接近家鄉浙江吳興時見到黃稻成熟、晚上做夢都是香甜的愉悅心情。韋莊的《雩}杜舊居二首》：“秋雨幾家紅稻熟，野塘何處錦鱗肥”(41)讓我們似乎親眼目睹了鄠杜(今陜西戶縣、杜陽縣)周圍魚米之
鄉豐收的美景。張演的《社日村居》更為我們描繪了壹場人間少有的歡欣：“鵝湖山下稻糧肥，豚穽雞棲對掩扉。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42)。春社之日，農民相聚在壹起，慶賀豐收，開懷暢飲，個個喝得酩酊大醉。這場景，是農民對自己節日的最好祝賀!是勤懇勞作之後的真情流露!“稻穗黃”、“紅稻熟”、“稻糧肥”，正是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晶。詩人們的吟唱，實際上是對農民辛勤勞動的肯定、贊美和褒揚。
不管這些收獲物中有多少屬於農民，但由於是自己親自耕耘、親手栽種、施肥、收割，他們看著也是高興的。農民辛勤耕耘換來了糧食的豐收，也為唐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正是這堅實的物質基礎，為唐代宗教、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前提，使唐代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
獲得好收成是不易的。農民們在種稻過程中，既要與自然界的惡劣天氣做鬥爭，又要預防危害稻子的生物。王建《水運行》：“去年六月無稻苗，已說水鄉人餓死。縣官部船日算程，暴風惡雨亦不停。……辛勤耕種非毒藥，看著不入農夫口。……遠征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43)，因為暴風惡雨下個不停，農夫栽下的稻苗幾乎沒有成活的，即便多少有壹點點收獲，也被官府征去供給戍邊的士兵了。辛勤耕種所獲得的成果，農夫也沒有享受到。暴風惡雨給水稻帶來的多是災難。許渾的《漢水傷稼》序中說“此郡雖自夏無雨，江邊多穡，油然可觀。秋八月，天清日朗，漢水泛濫，人實為災。軫念疲贏。因賦四韻。”其中有“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園秋生動地風。高下綠苗千頃盡，新陳紅粟萬廒空”(44)句。本來是“油然可觀”，可壹夜大水，漢江岸邊江村的千頃綠苗就連紅粟全被沖走。“積雨晦州裏，流波漂稻粱”，(45)皮日休的《太湖詩》則使我們看到了太湖上因雨水溢漲而使水稻漂浮的殘景。洪水泛濫給農民帶來的是不可估量的損失。與此相反的是旱災。陸龜蒙的《五歌·刈獲》“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畝。芒粒稀疏熟更輕，地上禾頭不相掛。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兇年是物即為災，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蕭條九穗空。”(46)從春到秋，天壹直沒有下雨，早稻長勢就不太好，再加上野鳧和田鼠的糟蹋，絕大部分的稻穗就沒了收成。白居易則為我們描述了另壹種自然災害：“九月霜降秋寒早，禾穗未熟皆青幹。”(47)因為天氣過早寒冷，稻穗還沒熟就幹了。即使能收，產量也是大大降低。司徒空詩《楊柳枝壽杯詞十八首》：“稻畦分影向江村，憔悴經霜只半存。”(48) 寒山詩《詩三百三首六十六》“枯槁非豎衛，風霜成夭疾。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49)也是明證。而在東南沿海，有另壹種特殊的危害水稻的現象即帶有鹽分的潮水。史料記載“福州長樂郡，……閩(縣)，望。東五裏有海堤，大和二年令李茸築。先是，每六月潮水鹹鹵，禾苗多死，堤成，瀦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戶皆良田。”(50)從中反饋的信息可知：在大和二年(828年)堤築成以前，帶有鹽分的潮水灌入田中，造成秧苗多死。若我們僅從唐代建立之初即武德元年(618年)算起，至大和二年(828年)亦有二百壹十年。那麽，在這二百壹十年裏，帶有鹽分的潮水對閩縣水稻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自然的因素，還有生物的侵害。壹位不知名的詩人在《魯城民歌》中唱到“魯地抑種稻，壹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50)。詩人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信息：魯地(今山東兗州壹帶)種植的水稻全部被水淹沒；而官府年年征調農夫去抓螃蟹，致使百姓難以生活下去。為什麽官府年年征調農夫去抓螃?那是因為螃蟹對水稻有危害。螃蟹對水稻的危害可不能小看。唐彥謙專門寫下《蟹》這首詩來提醒我們：“湖田十月清霜墜，晚稻初香蟹如虎”。(51)他把螃蟹比喻成老虎，可見螃蟹對水稻的危害之大。
更有甚著的是蝗蟲。史載，興元二年(784年)“五月，有蝗蟲起自東海，西至壟坻，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苗稼無遺”；開成二年(837年)“魏博、淄青、河南府並奏蝗害稼”(52)。僅從這兩次蝗災就可以看出，當時蝗災範圍之廣危害之大。據學者統計，僅安史之亂以來，較大規模的水、旱、蝗災就有十余次。(53)而整個唐代，則有48次之多。(54)壹方面是自然災害，另壹方面是生物的危害，再加上官府無休止的勞役，如此下去，必然是“百姓不可活”!從唐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農民們從種到收，每時每刻都可能遭遇洪水、旱災、霜凍等自然災害，還會有螃蟹、野鳧、田鼠和蝗蟲的糟蹋。由此，農民要取得水稻最後的豐收，那是多麽的艱難!
收獲後的喜悅也並不長久，接下來的租賦和巧奪豪取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朱門任傾奪，赤族叠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雉輸稻糧。”(55)杜甫在《壯遊》詩中揭露了這樣的現實：被地主征掠的粟和稻競是去餵官府的馬!杜氏的《憶昔二首(二)》“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豈聞壹絹直萬錢，有田種谷今流血。”(56)描寫了開元之時，糧食豐收，人民生活相當安穩；而寫詩之時，卻是物價飛漲，田地無法再種了。杜甫的另壹首詩《歲晏行》：“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57)不管米貴或是米賤，對農民來說，都是壹個“傷”字；達官貴族們厭倦了酒肉，而農民則是家徒四壁。白居易《雜興三首(二)》：“越國政初荒，越天旱不已。風日燥水田，水涸塵飛起。國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宮裏。餘波養魚鳥，倒影浮樓雉。淡灩九折池，縈迥十餘裏。四月芰荷發，越王日遊嬉。左右好風來，香動芙蓉蕊。但愛芙蓉香，又種芙蓉子。不念閶門外，千裏稻苗死。”，(58)借古諷今，指斥統治者在幹旱極為嚴重的情況下，竟不讓農民引水灌溉，卻把水引入王宮，養魚養鳥，種可觀賞的芙蓉，讓王公大臣遊戲。而農民們的稻苗卻因幹旱而死掉。統治者“饑時期農耕，寒衣俟蠶繅”，(59)而此時為了自己的玩樂，也不顧農耕了。白氏的另壹首《自題小草亭》：“綠醅量堿飲，紅稻約升炊。齷齪豪家笑，酸寒富室欺。”(60)則著力刻畫了地主飲著美酒、吃著紅稻做的飯，不時發出齷齪的笑聲的場景。那齷齪的笑聲中，滲透著對百姓的欺壓!而他的《杜陵叟》：“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幹。長吏明知不中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61)讓我們仿佛看見杜陵叟在麥稻均無收獲的情況下，仍要典桑賣地交納官租的悲慘景象。面對這景況，白居易禁不住問道：農民明年的衣食該如何解決?!“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斂獲，賽妖無富貧。歲暮雪霜至，稻珠隨隴湮。吏來官迫稅，求質倍稱緡。”(62)元稹《賽神》詩亦揭露官府在稻子還未收到家之前就來收稅的事實。我們熟悉的李紳《古風二首(壹)》“春種壹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63)帶給我們的是深深思考：為什麽會這樣?唐懿宗時的翰林學士劉允章在他所上的壹份《直諫書》為我們揭開了其中的原因。他說“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壹苦也；私債征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理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饑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64)在這樣的壓迫和剝削下，即便“秋收億萬顆子”，百姓也無法活下去!
最有說服力的要算皮日休的《正樂府十篇·橡媼嘆》：“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岡。傴僂黃發媼，拾之踐晨霜。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曝復幾蒸，用作三冬糧。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獲又精舂，粒粒如玉站。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如何壹石余，只作五鬥量!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於春，橡實誑饑腸。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籲嗟逢橡媼，不覺淚沾裳。”(65)以橡媼為代表的農民，用辛勤的汗水換來了稻子的豐收。他們細心收割，生恐把雜質帶進谷堆；又精心舂米。舂好的米，粒粒都像玉耳墜般的圓潤晶瑩。這樣的豐收美景，橡媼應該無衣食之憂了。但橡媼卻是面臨以橡實充饑的現實。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又怎麽會同時發生呢?皮氏的答案是：壹是租稅之苛重。農民的全部收獲，除了“納於官”之外，竟壹無所余。豐年尚且如此，荒年就更不堪設想了。二是貪官汙吏的勒索。他們趁豐收之年大撈壹把。“如何壹石余，只作五鬥量!”官吏從中剝削比官稅還要多!三是“私債”的剝削。晚唐社會“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他們利用“農時”以官糧放私債，“農畢”自己獲得厚利，再把本錢歸回“官倉”。國家的官糧競變成了官吏殘農害民、大飽私囊的本錢。這三重剝削奪了農民的口中食，農民只好“自冬及於春，椽實誑饑腸”。通過橡媼的遭遇，詩人既控訴了當官者的沈重剝削，又表現出對農民的極大同情。於是“不覺淚沾裳”了。
除了上述的盤剝，農民還要向朝廷交土貢。《新唐書》中記載了不少作為貢品的水稻品種：大香禾亢、小香禾亢、水土稻、粱米、赤松澗米、黃陸米、節米、糯米、烏米等(66)。唐代的貢品與按丁或資產征收的正規賦稅不同，它通常不是向編戶某個人或某個家庭而是普遍征收的，因而，對農民就成為壹種普遍性的剝削。同時，由於各地土特產的不同，貢物的名稱和數量也就不同，這就便利了各地官員利用給朝廷上貢而從中漁利。毫無疑問，貢品越多，農民遭受到的剝削會更沈重。
壹邊是“農夫猶餓死”，壹邊是“朱門酒肉臭”。統治階級的奢侈和腐化，正是建立在對廣大農民辛苦勞作成果的沈重剝削和壓榨的基礎上的!
剝削的沈重使農民難以生存，於是他們首先選擇了逃亡。憲宗和穆宗時曾在朝廷做官的李渤曾說“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壹百余戶；閔鄉縣本有三千戶，今才壹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幾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石投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67)李渤不僅指出了農民逃亡的事實，而且分析了個中緣由：聚斂之臣，欺下媚上，無休止、無限制的剝削農民，致使農民紛紛逃離家園。從數字上看，逃戶在四分之壹或三分之壹，實在不少。而即使逃到深山老林，也仍然擺脫不掉統治者的剝削，因為“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68)。其次，即便不逃亡，農民們也要脫離農業。白居易《贈友五首(二)》“銀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濱。南人棄農業，求之多苦辛。披砂復鑿石，矻矻無冬春。手足盡皴胝，愛利不愛身。畬田既慵斫，稻田亦懶耘。相攜作遊手，皆道求金銀。畢竟金與銀，何殊泥與塵。且非衣食物，不濟饑寒人。棄本以趨末，日富而歲貧。所以先聖王，棄藏不為珍。誰能反古風，待君秉國鈞。捐金復抵璧，勿使勞生民。”(69)為我們提供了例證。由詩句反映的內容看，采金和采銀是非常辛苦的，既披砂又鑿石，從冬到夏日復壹日年復壹年，沒有休息的時間，而且“手足盡皴胝”。作為世世代代以種地為生的農民，他們深深地知道：金銀“且非衣食物，不濟饑寒人”，但農民仍不再從事幹了多年的農業，“棄本以趨末”。原因可以從作者最後的“勿使勞生民”句找到，那就是統治者過度地“勞”民!這壹個“勞”字，包含了農民遭受的種種剝削!這使人禁不住想起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說》中的名句“苛政猛於虎也”。農民們在走投無路時只能揭竿而起，推翻地主階級的殘暴統治。有唐壹代，據諸葛計先生所列舉的農民小規模的反抗鬥爭就有36次之多(不含邊境少數民族的反抗起義和壹些性質難明的反唐鬥爭)(70)。而裘甫領導的浙東起義以及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唐末農民戰爭則最終給唐代統治者敲響了走向衰亡的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