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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李香蘭是叛徒?

有點長了。慢慢來

她是出生在中國的日本人。

為了在上海走紅,李香蘭很早就找到並確定了自己閃閃發光的氣質。她原名淑子山口,家人都叫她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12年2月出生於中國遼寧省煙臺北部,不久舉家遷居撫順。她的祖父山口從小熱愛漢學,對中國古代文化推崇備至,於是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從家鄉佐賀縣來到中國,並在那裏長期居住。她出生的時候,偽滿洲國是打著“五族和睦”的旗號成立的。許多日本人認為壹個新時代即將開始,但事實恰恰相反。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名義上是偽滿洲國的首腦,實際上只是個傀儡。實權掌握在日本關東軍手裏,濫殺無辜,民不聊生。目睹中國的慘狀,在沈陽鐵路局工作的父親山口文雄和同樣崇拜日本文化的母親愛世橋都很難過卻又充滿無奈。他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生在中國的女兒身上。他們答應把她許配給時任沈陽銀行行長的好友李繼純將軍做養女。李香蘭這個名字是李繼純起的,“藍翔”是他自己的筆名,後來被李香蘭用作藝名。

65438年至0943年,年輕天真的少女李香蘭帶著對中日兩國的熱愛和對未來生活的憧憬來到北平,以“潘淑華”的名字就讀於北平焦毅女子中學。“潘”是她的另壹個養父——她父親的結義兄弟,姓潘,時任天津市市長;“舒”源於山口樹子的名字;“華”的意思是出生在中國。當然,這個名字也包含了希望中日友好的意思。

北平壹校女子中學是壹所完全的女子高中和初中。正是在那裏,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並為她未來的表演生涯奠定了基礎。她在《我的前半生——李香蘭傳》壹書中,記錄了她當時的學習情況:“我從東北來探親。作為潘家的養女,我去了壹所名叫的彜族女子學校...上學的時候三個人同路,有時候放學就剩我壹個人。那時候我經常順便去北海公園,在壹個無人島上練習漢語發音或者查字典,也會去遠處的祠堂看看。"

由於她生得漂亮,中文流利,歌聲優美,她的藝術才華和特殊背景,在《李家有女兒》時,很快被侵華日軍操縱策劃的偽“滿洲影協”所吸引。他們動員她加入俱樂部,並決定大力包裝她,把她作為歌手推出中國,為侵略政策造勢。年幼無知的她對偽滿洲國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她在日本奉天廣播電臺新節目《滿族新歌》中演唱了《漁父的女兒》、《趙君的控訴》、《孟姜女》等中國歌曲,並因壹曲《夜來香》而成名。由此,“歌手李香蘭”被推上前臺,迅速走紅歌壇和影壇,成為家喻戶曉的“超級巨星”。在大獲成功後,李香蘭還制作了壹些宣傳日軍或粉飾日本侵略戰爭的電影。當時大家都以為她來自中國,這也給她帶來了日後的不幸。

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升級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國和英國對日本宣戰。日本成為世界人民的敵人,深陷泥潭。壹方面是殺氣,壹方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劍影中,她的歌聲像摻了搖頭丸的酒,撫慰著人們的心靈,消磨著他們旺盛的鬥誌。雖然身處亂世,但人氣卻與日俱增。太平洋戰爭初期,她在“日本劇場”的演出受到了觀眾的熱烈支持,她的周圍居然有七個半圈的粉絲,引起了混亂,成為轟動新聞。當時,她收到了日本外相松岡洋子的長子松岡賢壹郎的壹封信。信中說:“壹個人的價值,不能用有沒有名氣來衡量。人的價值不是表面表現出來的,妳要照顧好自己。現在是個人價值觀被忽悠的時代。妳必須更加尊重自己,否則妳只會受國家形勢的擺布。希望妳永遠尊重自己。”這些話耐人尋味。在日本歷史最黑暗的時期,戰後被定為戰犯的松岡外相的兒子,給壹個假扮中國人(或“滿洲人”)為日本遠東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寫了這樣壹封信。這讓人感受到了自由主義的強大,也感受到了自由主義的軟弱。只能作為抵制,是行不通的。

流利的中文和日語,驚艷的長相,還有像當時好萊塢女星狄安娜杜萍那樣的歐式聲樂演唱,充分體現了日本人對中國女性的理想願景。這樣,李香蘭就成了關東軍戰爭政策的“糖衣炮彈”。

宋喆歲月

李香蘭的經歷很獨特。雖然她是日本人做的傀儡中國女演員,拍了宣傳日本遠東政策的電影來表達對日軍的慰問,成為日本需要的偽滿洲國和中國的親善大使,但這些都不是。

足以抹殺她所有的藝術成就。

她的唱功委婉動人,唱功造詣深厚。學生時代,她跟隨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波爾托·萊索夫夫人學習花腔女高音,後來在壹家廣播電臺擔任歌手,這是她歌唱事業的起點。她壹生唱過無數經典情歌。根據她自己的回憶錄《我的半生》,最受歡迎的三首歌是《妳什麽時候再來》、《蘇州夜曲》和《夜來香》。《妳什麽時候再來》是20世紀30年代電影《三星伴月》中的壹集。雖然原唱是周璇,但是她的唱功卻有著不壹樣的風格。就像她的壹些老照片,壹張張艷麗迷人的臉,穿著旗袍,來自東方卻不來自中國,眉宇間有壹絲曖昧。《蘇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哲義壹根據中國的旋律,參考美國的情歌,特別為她創作的。

《夜來香》可能是最廣為人知的壹首歌了。這首歌是由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錦光參照中國民間曲調創作的。但裏面的旋律和節奏完全采用了歐美風格,變成了輕快緩慢的倫巴,傳遍了五光十色的占領區。可惜這是壹首至今沒有被封殺的歌。雖然很好聽,但是很多人只能私下唱。她在自傳中說:“這首歌雖然很受歡迎,但好景不長。後來,日文版和中文版都被禁止銷售...理由是任何柔和的外國情歌都會使紀律紊亂。”而且在1945,她在上海唱過這首歌,被工信部傳喚。她說:“他們懷疑我唱這首歌是出於期待。

重慶政府還是* * *生產黨政府回來了。“直到她生命的後半部分,她仍然記得這首歌的作詞人黎錦光。1981年,她特意邀請他去日本訪問。他們在壹次雞尾酒會上在舞臺上演唱《夜來香》,壹群《夜來香》粉絲邊唱邊走。

在她的自傳中,她還提到了另壹首歌《離別藍調》,這首歌被禁是因為它被指責為“頹廢和挫傷敵人士氣的音樂”。這首歌很受日本士兵的歡迎。當演員被要求唱這首歌時,這位軍官雖然假裝有事要離開會場,但也藏著眼淚,靜靜地欣賞著。《她三年》、《壹夜情》、《結婚前不見妳》等劇集讓粉絲們產生了懷舊的感覺。1945年6月,她在上海的壹場演唱會上演繹這首歌的時候,處於戰爭狀態的中日歌迷都為她瘋狂。這也是她在上海的最後壹次公開演出。戰後兩個月,她因“勾結日軍”的罪名被捕。

除了唱歌,她還在偽滿清、上海、日本、港臺等地拍過很多電影。1991 4月,她親自挑選了自己拍攝的7部電影參加香港電影節。這七部電影分別是:《智娜之夜》、《賽昂之鐘》、《我的夜鶯》、《我生命中最亮的壹天》、《黎明時的逃亡》、《醜聞》和《白娘子的惡魔之戀》。其中《我的夜鶯》是她在偽“全電影”時代拍攝的壹部電影。這部電影耗時近兩年,耗資25萬日元,相當於普通電影投資的5倍。這部電影描述了這對父女的悲歡離合。她認為這是“壹部世界性的音樂電影,也是日本電影史上真正的音樂電影。”《我壹生中最輝煌的壹天》是她戰後回到日本後的代表作。由日本松茸電影公司出品,描述了壹個舞者愛上了殺父仇人的故事,入選十大最佳影片第五名。《拂曉逃亡》是黑澤明寫的壹部愛情悲劇,曾被評為當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娘子傳奇》是壹部改編自中國民間故事《白蛇傳》的電影。《智娜之夜》給觀眾留下的印象是壹個美麗的中國女人和她甜美的歌聲。

她的歌聲給人夢想,她的電影也是轟動壹時。她拍攝了《木蘭從軍》和《永遠》,在《永遠》中,她因扮演林則徐的女兒而在中國電影界成名。她對這兩部電影有不同的解讀。她認為,從愛國和抗敵——抗日的角度來看,它們完全可以被日本觀眾所理解。她甚至說,這些電影,中國和中國都可以接受。然而,她真正成功的是在50年代演出好萊塢電影和百老匯歌劇後,應香港電影公司的邀請拍攝的幾部電影,包括《金瓶梅》、《壹夜風流》、《神秘美人》等,所有的插曲都是她演繹和錄制的。雖然有人指責她充滿日本軍國主義色彩,但藝術不能成為軍國主義的宣傳工具。此外,她還參與了紀錄片藝術電影《黃河》和俄羅斯風格的音樂劇《我的黃鸝》的拍攝,隨後是蘇聯和日本的間諜。對於這些,她說:“日本肯定是戰敗了,但因為戰敗,留下好的藝術片就更重要了。”美軍占領日本的時候,可以證明日本不僅拍戰爭片,而且拍出了和歐美名片壹樣好的優秀藝術片..."

愛情和友誼

李香蘭和張愛玲在壹個由日本人資助的文學刊物《雜誌》的酷黨上有過這樣的對話。張愛玲說:“即使到了30歲,妳也壹定還是像小女孩壹樣活潑!”她

他說:“是啊,這些老人演淺薄的純戲真的沒什麽意思。我想玩點特別的!””所以張愛玲後來說:“她要的不是那種普通的、公式化的愛情,而是‘熱烈的’。"

據陳歌辛的兒子陳剛說,她和他的父親可能與上海有壹段不為人知的熱烈的愛情。陳歌辛為她寫了很多歌,比如《夜》《黎明》《小溪》《湖泊》《漁父的女兒》《我恨不能在結婚前遇見妳》《沒有憂愁的女孩》以及為她寫的花腔女高音獨唱《海燕》。當時,當上海交響樂團團長草間彌生先生和日本電視臺訪問上海時,她告訴電視臺記者,她差點嫁給了陳歌辛。當記者問她為什麽在出版的自傳裏什麽都不提時,她笑了:“最重要的是書裏寫不出來。”

1992年,當她再次來到上海時,陳歌辛已經去世了。壹看到陳剛的臉,她就向陳歌辛詢問他的生活,並回憶起47年前他們的深厚感情。臨走時,她哽咽著看著陳剛:“我和妳爸爸都很好……”後來她在東京再次見到陳剛時,也對他說:“妳爸爸是個美男子,要不是妳媽媽和妳,我早就嫁給他了……”她壹遍又壹遍地哼唱著陳歌辛的《壹個沒有悲傷的女孩》:“愛,天空布滿了星星,而妳就在這裏。愛情,世界已經沈睡,有妳在身邊,我不覺得空虛。我在泥裏默想妳的名字,忘記了這令人擔憂的壹天。愛人,雖然看起來水無情,但我的葉子會在夢中與妳長存。”

無論如何,她出生在充滿日本侵略野心的偽滿洲國,在中國作為壹個女演員表現出對日本的尊重。她絕對不可能成為愛情的詠嘆調。1952年回到日本後,她嫁給了比她大15歲的美國雕塑家野口,四年後分手。談及分手原因,她說:“既不是第三者的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只是時間不能在壹起,導致性格差異。”其實他們結婚前就約定了所謂的“離婚條件”:互相尊重,不影響對方工作,壹旦有矛盾,以朋友的身份分手。結婚四年,實際在壹起生活不到壹年。

她與野口勇離婚後,被邀請到紐約演出歌劇《香格裏拉》。在演出期間,她遇到了壹位年輕的日本外交官,他被派往聯合國工作。這位28歲的日本青年每天都送她壹束鮮艷的玫瑰,並連續幾次到後臺看望她。在這樣大膽熱烈的求愛下,他們很快墜入愛河,最後結婚了。為了珍惜這份難得的感情,嫁給大英紅後,她改名為大英紅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從電影界退休,成為日本國會議員(自民黨參議員),連任18年。

雖然她的愛情生活經歷了許多波折,但難能可貴的是,她始終擁有壹份珍貴的友誼。10歲,在富順小學讀三年級。在去沈陽秋遊的火車上,她認識了壹個生活在沈陽的同齡俄羅斯猶太女孩——六八。她非常重視這個朋友。她說:“六八是我最珍貴的朋友。因為六八,我成了唱歌的李香蘭;因為六八,我成了活的李香蘭。劉八就像上帝在我生命中安排的護身符,有時像太陽,有時像月亮。她會永遠和我在壹起。”在柳巴的幫助下,她開始向蘇聯大劇院著名歌劇演唱家波爾托·列索夫和柳巴家的壹位朋友學習花腔女高音。正是因為波爾托·萊索夫夫人每年秋天都會在大和酒店舉辦個人演唱會,才被“奉天電臺”的科長董京三發現,並聘請她為新電臺節目的專職歌手,使她走上了演藝道路。回想起這壹切,她非常感慨地說:“不是嗎?”沒有六八,我就不會學唱歌,也就沒有唱歌的李香蘭!“不僅如此,劉巴救了她的命。在得知李香蘭被囚禁並即將被槍決後,六八回到北平的家中,為她弄到了壹張屬於山口家的日本戶籍證明,使她免於叛國罪。

不完美的愛情加上完美的事業和完美的友情,就這樣,她為自己的前半生畫上了壹個不如意的句號。

啊,我要回家了!

歷史常常讓人尷尬,讓人感到壹種撕裂身心的痛苦。中途島戰役後,日本節節敗退。隨著日本戰敗日的到來,13年日本帝國操縱“偽滿洲國”的虛幻歷史也宣告結束。

隨著“偽滿洲國”的滅亡,全國掀起了壹場討伐漢奸的運動。著名電影明星和歌手李香蘭也被帶上了審判席。

1946年2月,作為偽滿洲國電影協會的女主角,她被判協助日寇宣傳罪。檢察官最終以“身為日本人,卻和日本人壹起拍假扮中國的電影,協助日本大陸政策,背叛中國”和“使用中國和中國的語言,利用朋友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判處她死刑。但是,她心裏清楚,她從來沒有從事過間諜活動,她也從來沒有幫助過日本的大陸政策。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證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告她無罪。這個驚人的事實讓法庭上的人很生氣。面對大家的怒吼,她流著淚唱了壹首歌,表達了對養育自己的中國的深情,同時也深深懺悔了自己前半生的罪行。歌聲引起壹片罵聲,所有的人也用歌聲告訴她:“讓我們以德報怨吧。”

追溯她的壹生,很難理解為什麽僅僅因為唱歌表演不自覺就差點被判死刑。她淳樸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卻被利用和愚弄,成為日本侵華的工具,被日本人民痛恨。從這個角度來說,她只是歷史的受害者,後續的種種遭遇都是時代造成的。“壹個被時代和虛無縹緲的政策愚弄的人,如果從噩夢中醒來,有機會反思或解釋自己當時的行為,也是幸福的。”她對偽滿洲國“宮掛”、關東軍總參謀長中將吉岡說的話,也可以作為她前半生的解釋。

1946年2月29日,她含淚告別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後,她開始發展她的事業,成為壹名日本女演員,山口淑子,並給自己取名為“藍翔山口”。她自稱名字是“中日混血兒”,是日本和中國的“精神混血兒”。在此期間,在導演黑澤明的指導下,她達到了個人電影生涯的新高峰,並在美國電影和音樂劇中扮演了許多角色。1974年,她當選日本參議員,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躍在社會舞臺。同時,她還與新聞作家藤原·佐米合著了《在中國的日子——李香蘭:我的前半生》。她通過這本自傳,勇敢地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給日本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表達了“中國和中國不要再打了,我們都是黑發黑眼”的真誠和平願望。作為歷史的受害者和見證者,她也教導日本青少年要記住:“都是真的!”1989年,富士電視臺推出了由其改編的電視劇《再見,李香蘭》。隨後,阿薩裏·凱塔先生成功地改編了音樂劇《李香蘭》。該音樂劇自6月在東京青山劇場首演1991以來,已演出184場,觀眾超過18萬。17歲的日本高中生高橋雅宏曾寫信給asari keita:“音樂劇《李香蘭》不僅告訴我歷史事件和時代背景,還告訴我戰爭的事實,給我如何與鄰國中國開辟未來的靈感。”

在1974到1992期間,李香蘭連續當選國會議員,幫助日中兩國重建舊友誼。在“門戶開放政策”的最新想法提出後,中國政府向她伸出了歡迎的雙臂。隨著她的自傳的出版和經典專輯的發行,她在新壹代中國人的心目中重新獲得了青睞。

兩個祖國,兩個母親

李香蘭稱日本為祖國,稱中國為故國。她說她有兩個媽媽——壹個是日本人,壹個是中國人;她有壹顆心——壹半在日本,壹半在中國。生活和歷史,包括關於中日關系的故事。

記憶不會因為它的“不幸”和“不快”而化為烏有。中國養育了她,日本國籍對她來說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特殊的身份讓她壹生的內心都處於矛盾之中。

1937,作為壹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陪她到中南海參加悼念“12·9”事件中死難同胞的默哀祈禱會。會上,大家都表達了決心:有的去南京找國民政府,有的去陜北參加紅軍,有的說要留下來戰鬥到最後壹口氣。當被問及如果日軍入侵北京怎麽辦時,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說:“我站在北京的城墻上。”對於既熱愛祖國又熱愛故土的她來說,這是壹個艱難的選擇。《站在北京城墻上》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就像她在自傳裏寫的“我只能這麽說”。站在城墻上,日軍的炮火從外面飛來,中國的射擊來自城墻內側。不管哪壹面被打中,兩邊的子彈都有可能打中我,我可能是第壹個死的。我本能地想,這是我最好的出路。"

這種情緒困擾她很久了。她在自傳中描述了自己面對這種矛盾的無奈和巨大痛苦:“中國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騙了中國人。壹種負罪感纏繞著我的心,仿佛走進了死胡同,陷入了絕境。”她自己也幾次下定決心要宣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實,但她都沒有勇氣去做。盡管如此,由於她從小生活在中國,她對中國的感情是非常真實的。她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歷史見證者。她經歷了“九壹八事變”、“盧溝橋事變”,見證了“平頂山事變”。當壹些日本人否認這段罪惡歷史的時候,她卻敢於在日本右翼的壓力下,鄭重而沈痛地宣布,日本應該向中國人民道歉!在她的自傳中,她的語言表達經常是“去日本”和“回中國”。

1987年,她終於如願以償,以政治家和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尋找她的故國、故裏、故友,他們的心靈散發著夜來香的氣息。1992 165438+10月,她應邀來華出席在桂林舉辦的金雞百花電影節。雖然生活在日本,但她還是會說壹口北京話。在北京期間,她參觀了當年的故居。雖然她早已“舊貌換新顏”,但仍能清晰辨認。她還品嘗了來自北京的小吃,滿足了她深深的鄉愁。後來,她回到上海,在花園酒店又見到了黎錦光,並講述了舊日的友誼。兩位老人都淚流滿面。會後,她小心翼翼地扶著李先生壹步壹步走出酒店。誰知這是他們最後壹次見面,第二年李先生就去世了。

同年,為慶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劇團團長asari keita先生率劇團繼1988首次訪華後,帶著音樂劇《李香蘭》再次訪華。在“李香蘭”故事發生的地方——北京、長春、沈陽和大連,共有15場演出。這場由中國人民和文化部邀請的演出,得到了中日兩國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也專程來大連參加《李香蘭》的首映式。四季劇團也派出了最好的團隊,在戰爭結束47年後,將“李香蘭”送回了祖國。

該劇描寫了她跌宕起伏的人生,生動再現了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以此警示人們不要忘記那場戰爭,在中國引起了巨大反響。劇團的每壹場演出都得到觀眾的壹致好評,已演出近500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