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沃爾夫岡認為，整個當代哲學是對傳統形而上學不同反應的結果，要麽贊成，如大陸哲學中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要麽反對，如英美哲學中的分析哲學。但這其實只是表面現象，因為大陸哲學並不是簡單地贊成形而上學，比如海德格爾的生存哲學；但是英美分析哲學並沒有完全否定形而上學，比如斯特勞森的修正形而上學。當然，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都只是說明形而上學在當代哲學中從未被哲學家遺忘。相反，對形而上學的關註成為哲學家理解語言現象普遍性和探索思維邏輯結構的最終基礎。
從當代哲學對形而上學的濃厚興趣來看，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對形而上學的復興具有雙重影響。壹方面，他認為形而上學應該歸入不可言說的領域，並界定了這個領域的範圍及其在我們理解中的作用，這就是“不可言說但可顯示”的神秘領域。他找到了壹種如何從現象學中展示形而上學的方法，即現象學還原的方法。在重返劍橋的早期，維特根斯坦多次使用現象學方法來描述他的新哲學的成就。這種對現象學的推崇，在通常被視為排斥形而上學的分析哲學陣營中是獨壹無二的，也被歐洲大陸的哲學家視為他們在英美哲學中的知音。另壹方面，維特根斯坦關於世界本質的觀點，以及用世界的邏輯結構解釋命題和思想的邏輯結構的方法，對分析哲學中形而上學的復興起了重要作用。
雖然卡爾納普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區分不同的說話方式來談論對象的存在問題的觀點，但這壹建議只是在邏輯哲學和形式語義學等具體研究中得到響應和落實。歷史事實是，對象本身存在的問題並沒有隨著“消滅形而上學”的口號而被完全遺忘。相反，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英美哲學中，存在或形而上學問題再次被提出，並被視為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未來發展的出路。當然，說形而上學問題被“重新提出”並不意味著英美哲學家放棄了對形而上學問題的關註。事實上，當我們重新評價維也納學派對形而上學的放棄時，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這種放棄只是壹種表面現象，或者只是對傳統哲學中形而上學命題的不滿。正如許多哲學家所指出的，早期的分析哲學思想，包括維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學，實際上都包含著濃厚的形而上學色彩，也就是說，它們表面上是以經驗為基礎，以邏輯為手段，但在哲學的繼承關系中卻被公認為傳統認識論的延續，雖然是以現代的方式。而且這種繼承關系還體現在這些理論的任意性上，比如維特根斯坦的意象理論，維也納學派的確證原則。當然，這種對分析哲學與傳統哲學關系的評價只是後人對分析哲學的分析。當代英美哲學家公開宣稱他們的哲學是壹種形而上學理論，首當其沖的是英國牛津的哲學家斯特勞森，他明確以推廣康德哲學為己任，提出了所謂的“描述性形而上學”。
斯特勞森根據亞裏士多德和康德的思路，把形而上學分為兩種，壹種叫做“描述性形而上學”，指的是滿足於描述我們關於世界的思想的原始結構的概念體系，另壹種叫做“修正的形而上學”，重在產生更好的思想結構。斯特勞森用後者來指代歷史上盛行的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試圖展示終極第壹原則。他們不滿足於語言結構中呈現的現實世界，而是試圖用理性思維或直覺去尋找超越日常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東西，認為只有這些東西才是真正的根本，他們提供了壹些關於世界的圖像，如普羅提諾的太壹原理、萊布尼茨的無窗清單、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這些體系不壹定是對日常思維的修正，但壹定是對以往哲學家體系的修正。哲學家提出的這些形象壹般都遠離現實的思維方式，貶低人們的日常思維方式，說服人們從不同的思維角度看世界。斯特勞森指出，所謂“描述性形而上學”就是描述我們的概念框架或圖式。不是直接談論“世界上存在什麽”，而是討論“我們認為這個世界上存在什麽”，通過考察我們談論世界的方式來揭示呈現給我們的世界。因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只能通過我們的語言來進行，現實只能在語言結構所規定的範圍內進行討論。這樣，形而上學要討論的不是宇宙、上帝和靈魂，而是我們用來討論它們的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
斯特勞森認為，形而上學作為探索概念結構的描述，也是邏輯學(語言哲學)和認識論(心靈哲學)。因為概念的生命在於它在判斷中的作用；邏輯是對判斷的壹般形式的研究。再者，判斷的目的是為了得到真理，邏輯的概念必須與經驗聯系起來。所以，形而上學就是認識論。這壹規定打破了分析哲學傳統造成的邏輯、認識論和形而上學之間的對立。斯特勞森對兩種形而上學的區分從根本上糾正了邏輯經驗主義的極端。他表明維也納學派所拋棄的形而上學只是形而上學的壹種，他們自己的哲學並沒有完全擺脫它。斯特勞森明確指出，維也納學派所提倡的所謂科學哲學，只有在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描述才是完整的。
可以看出，斯特勞森正在把分析哲學的傳統拉回形而上學的框架。他對形而上學的區分不僅克服了過去英美哲學家對形而上學的偏見，而且指出了語言哲學、科學哲學和心靈哲學等分析哲學家所承擔的哲學事業的形而上學性質。在斯特勞森用來集中闡述其描述形而上學思想的代表作《個體:論描述的形而上學》(1959)出版後，英美分析哲學完全開始轉變對形而上學的態度，邏輯和語言也結合形而上學進行討論，許多曾經被拋棄的形而上學話題重新成為分析哲學的中心話題。
在美洲大陸，也在50年代提出了“存在什麽”的不同聲音，以及對形而上學和本體論的不同論述。這就是美國蒯因闡述的所謂“本體論的相對性”和“本體論的承諾”。蒯因早在他的著名論文《論事物的存在》(1948)中就提出，應該把“存在”的問題看作是壹個純邏輯的問題，假定為壹個存在，簡單地看作壹個變量的值，整個本體論也是“有壹物”、“無壹物”或“壹切”，而且，當且僅當為了使我們的壹個斷言為真，我們必須把所謂假定的事物看作在我們的變量的範圍之內，這樣才能肯定壹個特殊的本體論假設。
在蒯因看來，本體的相對性有三層含義，即相對於背景語言，相對於翻譯手冊，相對於量詞的指稱解釋。他說，本體論在雙重意義上的確是相對的，即只有相對於某個背景理論和某個用於將壹種理論翻譯成另壹種理論的精選翻譯手冊，才能有意義地界定壹種理論的論域。此外，在蒯因看來，本體論問題與量詞和變量有關。他指出，對於壹個理論來說，如果它的量詞只是用替換來解釋，那麽本體論對它就沒有意義。只有將這種理論解釋或翻譯成另壹種背景理論，與這種背景理論相比，本體論對原理論才有意義。這裏重要的是翻譯或替換的方式。在蒯因看來，由於本體論具有這樣的相對性特征，本體論的選擇最終歸結為概念結構、言說方式或語言形式的選擇。而且，選擇不應該以是否現實為標準，而應該以是否方便有用為標準。蒯因關於本體論相對性的思想充分體現了他的邏輯實用主義，即他用邏輯的方法分析自然語言，並對這種分析的結果給予語用的解釋。
總之，斯特勞森和蒯因都從語言和邏輯的角度重新審視了形而上學和本體論，這是50年代以後分析哲學發展的壹個顯著特征。但是他們的基本思想和做法是不同的。在斯特勞森看來，形而上學問題不僅是語言和邏輯問題，而且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壹般特征。邏輯研究可以解決基本的思維形式，但無法解釋不同的人是如何用相同的邏輯形式表達不同的思想的。而且思維的表達本身不僅僅是語言形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涉及到表達者的文化背景、表達的場景不同等多種因素。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人們共同使用的壹個或幾個概念框架。斯特勞森認為，雖然概念會隨著思想的變化而變化，但人類思維中有壹個核心是不變的。這是由壹些範疇和概念組成的概念框架，這些範疇和概念是思維中最不加修飾、最常見的東西，但也是人類最精致的概念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他所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學，就是關註這種所有具有正常思維的人所擁有的核心範疇和概念，並探究它們的相互關系和它們的結構。
但在蒯因看來，形而上學和本體論似乎並沒有如此宏大的計劃。他的本體論只是人們在日常思維中解決所謂* * *相或差異，或者在邏輯中面對變量的壹個步驟。蒯因把本體論分為兩類，壹類是本體論的事實問題，即實際存在什麽的問題，另壹類是本體論的承諾問題，即某種理論在說什麽的問題。在他看來，真正的本體論應該研究後壹個問題，而不是前壹個問題。因為前壹個問題嚴格意義上應該屬於科學研究的範疇，只有後壹個問題才是真正的哲學問題，本質上也是語言問題，屬於認識論的範疇。所謂“本體承諾”，就是用約束變量來認可那些被視為存在的對象:對於名稱，它們所指的對象被視為變量的值；對於壹個理論來說，它是通過使用約束變量來使這個理論成立的。然而，本體論承諾的標準不是基於某個名稱或理論所指稱的對象的存在，相反，它是基於該名稱或理論是否有效，即通過消除存在謂詞，它們保留了它們的原始意義，盡管蒯因強烈反對使用“壹”這個詞。
當然，無論是斯特勞森的“描述性形而上學”，還是蒯因的“本體論承諾”，他們對形而上學的論述都與傳統形而上學有著本質的不同，盡管他們都使用了“形而上學”的概念。這些差異反映了近代英美哲學語境中的形而上學特征，也反映了英美哲學家在思考哲學基本問題時的壹些理念。這些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現代英美哲學中的形而上學不討論世界的本質或終極存在，也不討論那些被視為純粹思辨的問題，如上帝的存在、永恒時間的概念、自我的概念等。當然，在當代歐洲大陸哲學中，這樣或類似的問題往往成為哲學家們討論的中心話題，甚至成為壹些哲學家畢生的事業和追求。但在英美哲學中，“形而上學”只是指通過揭示命題的邏輯形式，我們可以展示我們外部世界的結構，或者展示我們固有的概念結構，而這些結構是所有哲學傳統和文化所擁有的。維特根斯坦是前壹種觀點的代表，斯特勞森是後壹種觀點的代表。他們在處理形而上學問題上的相似之處在於使用邏輯手段來解釋現實或思想本身。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發現某種永恒的真理，而是為了確定人類的思維活動有某種類似的東西，這種東西可能是相對穩定的。即使少數命題或陳述有問題，也不會影響其他命題或陳述。
其次，現代觀念中的形而上學很大程度上被當作壹種“權益計劃”，也就是說，哲學家並不希望建立壹個所謂的形而上學體系，也不指望通過形而上學的研究或本體論的承諾壹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哲學問題。毫無疑問，形而上學從來不是也不能被視為哲學王國的基礎，甚至不是哲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正如蒯因所做的那樣，形而上學主要被視為壹種“承諾”，即當我們在語言中使用關於存在的陳述時，我們實際上承諾了某種東西的存在，而對這些東西的存在的研究被排除在哲學研究之外。“本體承諾”意味著壹種“懸置”，擱置事物的存在。在以往邏輯經驗主義對待形而上學的態度中，形而上學是被徹底拋棄的，但蒯因的態度采取了實用主義的原則，只要不損害科學理論的意義，承認存在論意義上的存在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雖然形而上學在大陸哲學中非常流行，在歐洲大陸的形而上學和英美哲學中的科學主義的對抗中，前者被認為在壹定程度上取得了勝利，但英美哲學家仍然我行我素，並沒有因為歐洲大陸的形而上學而放棄對哲學目標的追求。而且從哲學家的著作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形而上學的關註都與認識論有關，比如經驗的還原、感官經驗與物質對象的關系、真理與知識的關系、意義與理解、因果解釋、自由與必然等。這些問題主要屬於傳統哲學中認識論的範疇，有些問題是傳統哲學中從未提出過的，比如意義和理解。而當代英美哲學家在討論這些問題時，主要是從分析哲學的角度來討論它們與我們通常理解或擁有的概念體系之間的關系。
普特南在分析哲學中對形而上學的演變有過精彩的論述:“自從邏輯實證主義出現以來，‘形而上學’就成了壹個非常骯臟的詞；即使是新科學實證主義者，比如我自己，也不說自己是搞形而上學研究的。蒯因在他的論文《論存在》中沒有斷言這壹點。但逐漸被接受的是，如果蒯因在《論存在物》壹文中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人們就不能再斷言:“數字真的存在嗎？“正如實證主義所說，諸如‘這個集合真的存在嗎’之類的問題是‘偽問題’。壹旦關於數與集的真實存在的問題被復活(如我上面提到的，蒯因回答‘是的，它確實存在’而提出了他的‘不可缺少的論證’)，那麽就不遠了，提出壹些與以下問題相關的論證(有時是同壹風格的):這些問題例如是，‘虛構的對象是否真的存在？‘這個世界真的存在嗎？’，等等。人們終於坦率地把自己描述成“形而上學的科學家”，但在幾年前，這可能與做壹個“分析哲學家”不符；而且，我開始聽到‘分析形而上學’這個術語。美國的分析哲學，接著是英國的分析哲學，開始有了‘本體論風格’。在這裏，發生了壹個奇怪的角色互換。英美分析哲學在其實證主義時期自稱為反形而上學，但逐漸演變成世界哲學舞臺上最引人註目的形而上學運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