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不爭”和對藝術的熱愛也體現在《我們仨》中。記得四年前看《我們三個》的時候,被第壹章的描寫深深打動。“我們家很簡單;我們三個,很簡單。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無所求,無所爭。就聚在壹起,待在壹起,做自己能做的事。遇到困難,我們壹起承擔,困難就不再困難;我們壹起互相幫助,無論什麽苦和難,都可以變得甜蜜和滋潤。稍微開心壹點我們就會很開心。”這段話也被我抄在了筆記本的扉頁上。每次看筆記本,都忍不住重溫。
江洋在回憶中說:“我的父親尊重和關心我的母親,我的母親理解和支持我父親的特立獨行。這種平等的夫妻關系,在當時的社會中是極其罕見的。”而且,江洋的父親和母親之間的關系就像老朋友壹樣,他們無話不談。
這樣幸福平等的夫妻關系,不要說在清末舊社會,就是在男女平等的新世紀,也是不多見的。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長大的江洋,童年自然是非常幸福的,父母之間這樣幸福的家庭環境也在自己身上再現。楊倩和她丈夫的愛情也是時下最流行的故事。
楊倩的愛情最初是以書籍為基礎的。第壹次見面後,他們互通了信件,交換了最近讀過的書。“我介紹他讀完了——知道了嗎?我們的?神經,我沒有書。我只是介紹了作者和書名。後來他說是借來看的。他把我介紹給亨利·柏格森?時間?然後呢。免費?會的,”
這樣因為書而產生的情感交流,也是無數文人羨慕的。從那以後,兩人不僅互相介紹書籍,還經常通信,大部分都是用英文寫信。在他們戀愛期間,錢鐘書想讓江洋進入清華大學的研究生院,這樣他們可以再做壹年的同學,但江洋沒有時間為自己辯護,所以沒有理會他。
錢鐘書認為江洋不理他,太傷心了,所以作了許多傷心的詩,用“千行苦中淚”來形容自己的傷心。面對愛情,錢鐘書也是極度癡情,兩人的交往也是貫穿壹生。
抗戰時期,錢鐘書赴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當時,江洋受虞姬先生委托,擔任振華中學校長,所以他沒有時間給鐘書回信,但鐘書的信從未被切斷。
反右鬥爭中,江洋被送進勞改營,鐘書經常每天寫信,情意綿綿,生動有趣。壹起被送下來的同伴中,有的根本沒有家信,有的壹兩周才有壹封,但只有江洋天天有信。
如果兩個人分開了,聯系彼此的情感紐帶就是書信,而很多時候,錢和楊都在等待對方。這時候他們之間談的最多的就是文學。
江洋回憶起她與錢鐘書先生在牛津求學時的經歷時說:“我們的文學交流是我們友誼的基礎。互相學習很有趣,很好玩。鐘書讀好書,知道我會喜歡,就讓我讀。”正是他們對文學的熱愛,成就了他們日後的文學成就。而且他們壹直很欣賞對方,也是對方作品的第壹批讀者。
錢鐘書寫《圍城》的時候,他寫的每壹章都必然會在第壹時間給江洋看,兩人互相討論。江洋先生寫《巴斯》的時候,也是錢鐘書第壹次讀。如果妳讀過江洋先生的《洗澡》,妳會發現江洋先生的文學成就並不低於錢鐘書,而江洋為我們所熟知,卻總是以錢鐘書夫人的身份出現在我們面前。
眾所周知,在抗日戰爭時期,楊先生比錢更有名。在上海淪陷區,江洋先生先後創作了《心滿意足》、《遊戲世界》、《化真為假》等話劇,而《心滿意足》演出後,江洋壹夜成名,江洋這個名字就是在那個時候取的。由於姐妹倆關系親密,嵇康被稱為江,所以她給它取名為,壹直沿用至今。
現在每個人都認為江洋是她的真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是“楊吉康”。就像我們都知道江洋是錢鐘書的妻子,是作家壹樣,我們不知道她也是劇作家,抗戰時期的振華中學校長,也是翻譯家。江洋翻譯的《堂吉訶德》是第壹部從西班牙語翻譯過來的中文譯本。為了翻譯這本書,她在48歲時開始自學西班牙語。但她總是默默的站在身後,超然於世。
楊倩和他的妻子不僅是書中的知心朋友,而且在性格和價值取向上也是壹致的。起初,江洋接受錢鐘書是因為鐘書“野心不大,只想奉獻壹生,做學術”。雖然本科學了四年政治,但她對政治毫無興趣,生活中的熱愛在於文學,這也是他們夫妻兩人生活的學術寫照。
他們壹生都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和知心朋友。難怪錢鐘書說江洋對她來說是“妻子、朋友、情人”,這三個不相幹的身份獨特地結合在壹起。在江洋和錢鐘書看來,夫妻應該是終生的朋友。如果他們是情人而不是朋友,這種關系就不可能持久。如果不夠朋友,就得分手。
這樣的朋友關系壹直讓我著迷。我第壹次讀《平凡的世界》的時候,邵平給邵安寫信,她說:“我們先做朋友,再做兄弟”。這句話深深打動了我,於是我在高中的時候,鼓足勇氣,給哥哥寫了壹封信,信中寫道:“我們先做朋友,再做兄妹。”因為朋友是平等的,兄妹之間總有壹種關心和被關心,自然就有壹些不平等。
我壹直認為,無論夫妻、戀人還是父母、子女、兄弟,首先應該是朋友,然後才是世俗賦予的關系。所以我上了大學之後,在面對自己喜歡的老師時,壹直保持著壹種師友的關系。好書好作品總會第壹時間分享,生活中的瑣事也會互相傾訴。這樣建立在友誼基礎上的關系,畢業後會更深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