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詩歌創作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歷來有詩國的美譽。早在西周到春秋時期，就有了《詩經》的集子。戰國時期，盡管中原戰亂，文人熱衷於縱橫技法或理論思辨，詩歌稀疏，但南方楚國出現了大詩人屈原，翻開了詩歌發展史上嶄新的壹頁，足以讓這壹時期的詩壇大放異彩。但是，從秦到漢的400年間，詩歌創作非常低迷，因為這是文學上的辭賦時代。直到東漢末年，幾乎沒有值得稱道的詩人詩作，孤獨的詩壇普遍冷清。然而，恰在此時，從漢武帝的“夜讀詩”到東漢的“養謠”，大量優秀的民間詩歌以樂府的形式保存下來，不僅在時間上填補了漢代詩壇的相對空白，而且“變沙漠為花園”(《余冠英樂府詩選》序)。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漢樂府的民歌，使始於《詩經》的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發展成為更豐富、更有創造性的傳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漢代樂府民歌對後世詩歌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當然首先表現在對“感悲喜，起於物”的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上。正是在漢樂府民歌的滋養下，漢代直面人生的詩人的創作逐漸活躍起來，從最初的模擬到創新，為建安詩壇的繁榮奠定了基礎。詩人推崇的“建安體”和“魏晉體”也是初唐陳子昂詩歌革新運動的壹面旗幟。盛唐時期大詩人杜甫的《三官》、《三別》等不朽詩篇，中唐白居易、元稹倡導的“新樂府”運動，晚唐皮日休的《正樂府》，漢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對整個唐代現實主義詩歌創作起到了指導作用。就連晚清著名詩人黃遵憲，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也自覺采用“樂府哲學”。至於漢樂府民歌所開創的五言詩風，壹直是我國古典詩風的主流，漢樂府民歌在敘事技巧、語言藝術等方面為後世所起到的顯著作用，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