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於唐詩繁榮的原因,卻沒有壹致的看法。雖然爭論不斷,但很難統壹。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劉大姐的《中國文學史》(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版)提出了三個理由:
第壹,詩人身份的轉移。認為唐詩內容的豐富涉及方方面面,壹方面是因為詩人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唐代以前的詩壇大多掌握在君主和貴族手中,而唐代詩人大多來自民間。他們都有著豐富的人生經歷,對現實社會有著深刻的體驗。例如,高適、岑參、王昌齡、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孟郊、張繼、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在貧困或流浪中掙紮出來的。“唐代科舉打破了過去幾百年的門閥制度,使中下層知識分子能夠通過考試進入政治舞臺。這不僅體現了政治上的進步性,也體現了文學上的進步性。這是壹個文化普及和解放的新時代。從此中下層被壓迫的知識分子得到了政治文化自由發展的機會,於是文學創作突破了六朝貴族文學的束縛,深刻而廣泛地反映了人們的生活和感情,豐富和完善了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從君主貴族掌握的詩壇到中下層知識分子手中,是唐詩得以發展並大放異彩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統治階級的鼓吹。劉大姐先生以唐太宗、高宗、武侯、中宗、玄宗為例,說明唐代歷代統治者都愛好文樂,崇尚雅正,尤其是在科舉考試中,使詩歌成為“文人出仕的南方捷徑”和“青年必修科”。這種大力倡導使得詩歌的繁榮和普及成為壹種“必然現象”。
第三,詩風演變的規律。六朝開始形成七言律詩,七言律詩在形式、節奏、修辭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唐代詩人正是在此基礎上大顯身手,“完成了詩歌本身未竟的人生”,從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此外,南北風格的融合和民族的創造力也是唐詩繁榮不可忽視的因素。南北朝時期,雖然兩個政權對立,但文化和血緣交流的風潮從未停止。到了唐朝的統壹,南北文風進壹步融合,形成了新的風格,顯示了民族強大的創造力。
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編的《中國文學史》從多方面分析了唐詩繁榮的原因,但最強調的是唐代的經濟繁榮和階級鬥爭。書上說:
如前所述,國家的富強、社會的和平穩定、生活的富足幸福,不僅使詩人“刀光劍影,遠遊他鄉”,豐富了人生閱歷,開闊了視野,而且培養了詩人樂觀向上的精神和為祖國建功立業的理想,激發了他們對祖國山河的熱愛。階級社會不可避免的內部矛盾和詩人個人政治上的失意,直接或間接地使詩人接觸現實並正視現實,從而催生了他們對現實的反叛精神或批判精神。
這種分析問題的“視角”明顯帶有時代的政治特征,但也不無道理。北京大學1955中國文學史揭示了與劉大姐先生相似的其他原因。
吉林大學中文系編的《中國文學史稿》,更註重從社會、政治、經濟基礎上找原因。他們認為主要原因有:壹是統治者吸取歷史教訓,對農民采取了壹些租界政策,緩和了階級矛盾,恢復和發展了生產力,封建經濟比較繁榮,文化藝術也繁榮起來;二是唐朝不斷鞏固邊防,擴大疆域,促進了中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第三,商業城市的興起和市民階層的形成;第四,由於科舉制度的實施,中小地主的知識分子成為統治的基本依靠力量。這四個方面對唐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版)中提到的壹個原因,以前學術界沒有提到,就是“文學禁懈”。書上說:
就整個唐朝而言,是封建社會的興盛和崛起時期。統治者對自己的統治權力還是有壹定信心的,在文學的禁令上也相對寬松,不像上壹代的宋元明清統治者對文學的禁令更為嚴格和殘酷。
書中認為,這個原因對文學的發展相當重要。
遊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版)揭示了與他人略有不同的原因。有兩點不同:第壹,唐代詩人對文學遺產采取了繼承和創新的批判態度,他們既沒有拜倒在古人腳下,也沒有虛心向他們學習。第二,詩歌在民間廣為流傳,這是唐詩繁榮的結果,反過來又促進了詩歌創作的發展。
馬茂元在《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版)中也論述了唐詩繁榮的原因。他主要談了三點:第壹,唐代詩人繼承和發揚了以往詩歌的優秀傳統;二是重視民間文學,從中汲取營養;第三,“詩不言法”;“他們不受任何有害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的束縛。由於未能從社會基礎&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馬也受到了當時人們的批評。
1979之後,文學批評的禁區被打破,關於唐詩繁榮原因的討論再次活躍起來。在當年的1期,《文學評論》發表了梁的文章,對以前的觀點作了壹個探討。認為將詩歌的繁榮與經濟的繁榮直接掛鉤是壹種“庸俗化傾向”,這也與唐詩發展的實際情況不符。比如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經濟繁榮,並沒有帶來詩歌的高潮。此外,作者不同意將《平民》中的地主階級視為唐詩繁榮的主要階級基礎和決定性力量,認為這種說法誇大了《平民》中世界與社會的鬥爭和地主階級進步的意義。事實上,“布衣地主”是壹個極其復雜的概念,它是否是壹個統壹的階級,能否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懷疑。在同壹期《文學評論》上,還發表了黃復幹的《以詩選士與唐詩繁榮的關系》壹文,對以詩為題的科舉制度是“唐詩繁榮的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科舉制度只是壹種考試制度,庶民地主和宗族地主都可以使用。”“總的來說,唐朝以詩賦選士,促成了唐詩的繁榮,是不符合史實的。因為在初唐的百年間,不言而喻,文人還沒有經過詩賦的選拔,就連律詩的最終定型,也要在當時的沈全啟、宋才能定型,更不要說像後來那樣用五言律令來考文人了。但初唐並無以詩招賢之士,詩歌相當繁榮,可見唐詩繁榮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之後很多專家依然堅持認為經濟繁榮與唐詩繁榮有直接關系。王水照的文章《談唐詩繁榮的原因》(文學評論第7輯)分析了其關系的具體內容:①經濟的繁榮為詩人的創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良好的創作環境。經濟繁榮所導致的強大國力直接影響了唐詩的創作精神,即“剛健有為的理想”和“不同題材、體裁所表現出來的開放境界和昂揚大氣”。經濟繁榮引起的交通、旅遊、商業的發展,促進了詩歌內容的豐富和題材的拓展。(4)經濟的繁榮為詩歌的出版流通提供了物質手段(“出版流通”指的是郵寄、捐贈、“溫暖的卷軸”、題壁等。).
最近出版的張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1版)強調了多種思想並存對唐詩繁榮的積極影響。書中說:顯然,儒家思想在唐代被公認為正統,儒家經典是讀書人必讀的書籍。在進士和明靜的科舉考試中,也要求閱讀儒家經典。而且自唐朝開國以來,壹些學者不時呼籲復興儒學,從未間斷。這些都證明了儒學在唐代的地位比魏晉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家思想並沒有獲得主導地位。道教和佛教,無論是在統治集團,還是在整個社會,都不比它受到更少的重視。這種多元的思想狀態使得思想界更加自由活躍,文學創作很少被禁止。
仁智的意見不無道理。但是,說哪壹個是唯壹的,還不夠全面。以上幾點可以全部列為繁榮的原因嗎?(朱恒甫,見《中國文學史上的奧秘——詩詞歌賦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