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堅持現代主義的立場,並將現代主義的概念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他的批評不僅填補了40年代現代主義批評的空白,而且代表了40年代現代主義批評的標準。就批評模式而言,唐書繼承了李健吾的印象批評,但又有所不同。印象批評強調批評家對批評對象的主觀感受,宣稱“我所批評的只是我自己”;湯舒的批評有主觀感受,但他的目的不是為了表現自己,而是為了貼近對象。由於他豐富的現代主義詩歌創作實踐和由此帶來的精湛的藝術感受能力,他的批評是不“割裂”的。他能找到批評者的長處,指出他們的問題。批評時,總是以作者的風格潛下去觀看,往往能抓住對象的特點,進入“內心”。如在詩歌中感受到了穆旦的“受害者氣質”,陳的“男性氣息與女性風格的融合”。這些感受得到了研究界和評論界的認可。他覺得杜的詩意象豐富,但同時又發現作者無力處理復雜的主題,有些詩“虎頭蛇尾”。他對這些具體的詩歌技巧的討論非常專業。
盡管唐坤沒有完全實現他的批評理想,但他通過文學批評參與了40年代現代主義詩歌的運作,發展了現代主義詩歌批評理論,在批評史上寫下了重要的壹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