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壹多的《死水》有什麽寓意?
這是壹首寓言詩:壹個被流放的囚犯,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沒有歡樂和希望,他走得很慢,腳上滴著血。這不是壹幅寫實的畫面,而是壹個詩人心靈體驗的生動表達。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讀其內涵。第壹,這個逃犯“正值壯年”。這四個字形象地表達了“我”的青春煥發和熱血沸騰。“我”的生命力正處於極其旺盛的上升期。生活對它來說是壹個五彩繽紛的花園。“我”需要生命,需要快樂,需要無盡的勇氣,需要用之不竭的能量。似乎沒有什麽能阻擋他的追求和奮鬥。然而,我竟然是個“囚犯”!垂死的囚犯帶給人的是壹種悠長的蒼涼感,“壯年”與囚犯身份的結合給人強烈的壓抑感,甚至是緊繃感。壹個年輕的生命被剝奪了應有的權利,無論如何都是殘酷的。其次,這不是壹個失去自由的普通囚犯,而是壹個在世界各地遊蕩的“逃犯”。“劉”似乎給了他壹些自由,讓他可以像其他犯人壹樣,常年過著沒有陽光的生活,不被關在監獄裏;但是,“流”所給予的相對自由,並不比他所遭受的苦難更多。當“我”的前方不知所措,毫無生機時,當“我”在短暫休息的途中永遠無法踏入任何溫暖的居所時,“流”就意味著無助地流向死亡,不可能是那種痛苦的猝死。死亡將是漫長而緩慢的。這是什麽樣的自由?如果把第壹個方面和第二個方面結合起來,那麽“我”的經歷就更加不幸和苦澀了。那麽,這種苦澀在當時象征了聞壹多怎樣的壹種精神體驗呢?這首詩是聞壹多剛來美國留學時寫的。1922年9月,聞壹多在給梁實秋、吳敬超的壹封信中談到了這首詩的由來。他說;《我是犯人》是盧俊之暗示的;盧俊的事實是我的事。“盧君和聞壹多是清華校友,他們也喜歡文學。但是,由於不習慣國外的生活,他們在精神上受到刺激,甚至瘋狂。這可以說是當時年輕人的普遍現象:初來乍到,時間久了,孤獨,對未來有壹種本能的恐懼。這種心境對應著詩人作為五四青年所特有的“壯年”,形成了詩人內心體驗的復雜性,也許正是因為他的“壯年”,才有了自己對人生、對世界的獨立認識。那時候這些人生觀世界觀都顯得清高而少,知音難求。於是產生了強烈的流浪感和流亡感,詩人不自覺地把自己當成了“漂浮的囚犯”。流亡感和流浪感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人類的普遍體驗。許多藝術家和哲學家聲稱,他們常常被籠罩在“被拋棄”和“被放逐”的激烈體驗中,漫長的流浪之路就擺在他們面前,向無限的遠方延伸。當然,在這樣壹個龐大的“浮動監獄”社區裏,聞壹多的經歷卻大不相同。我們也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聞壹多的獨特性。壹個是囚犯本身的清白感。貫穿這首詩的是這樣壹段自白:“我不知道我犯了什麽罪”,這無疑是對這種不幸命運的抗議和控訴。在他看來,他是清白無辜的,可見流放是現實社會對他的殘酷迫害。天真無邪的自己與骯臟的社會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我的天真,必然是個體與現實對立的結果。對應的背景是:個體從社會中爭取生命權,社會以其整體的傳統力量壓制個體的自由發展,個體取得了道德上的勝利,他敢於公開維護自己的利益,他非常清醒和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理想的正義性。這些都是五四文化背景下的產物。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思維方式和道德領域進行了新的革命,他們滿懷信心地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但作為壹個專制統治,作為壹個愚蠢弱小的民族,很明顯它在整體上構成了壹股巨大的傳統勢力,它從四面八方完成了對先知的包圍和迫害,被壓制的知識分子只是獲得了壹種道德上的清白感。這是與20世紀“流浪意識”的重要區別。幾乎所有20世紀的西方作家都不再為自己的清白辯護。他們要反復強調的是自己流浪中沈重的精神痛苦,對真理的不斷追尋和不斷的失敗。在這裏,道德問題引起了他們的興趣。20世紀的西方文化不是社會傳統勢力對個人壓迫和迫害的結果,而是先知精英超越歷史和人群後的壹種迷茫。在這個時代,重要的問題都是在哲學意義上討論和談論的,道德上的自慰早已成為遙遠的歷史。相反,由於宗教意識的復興,他們很可能從自虐中宣告:我有罪!我應該接受上帝的懲罰。當然,這個罪不是道德上的,而是他選擇承擔苦難的精神支點。在西方文學史上,自我純真感主要存在於19世紀初壹些浪漫主義作家(包括盧梭)的作品中,而中國五四運動的文化背景在本質上更類似於19世紀的西方文化。第二是流放犯人的是他身邊的人。用詩中的話來說,就是“他們”,那些生活在“朱非底層的幸福”背後的人,這隱含著壹種“家”的意象,“家是我們生的地方,也是我們死的地方”(魯迅語)。對“我”的迫害具有社會意義,但它不是西方19世紀的“社會”,而是社會-人際關系的“具體細胞”。在中國文化中,人情關系決定了所謂“社會”的壹切實質內容,所謂社會迫害實際上是對人情關系的破壞(費孝通先生曾認為中國本質上沒有“社會”)。迫害的方式也是“倫理的”:剝奪他享受人間溫暖的權利,把他關在所有“家”之外,那麽失去“家”的中國人就失去了靈魂,這對他是致命的打擊。妳看,詩裏說“他們”選擇了這樣壹個時間——黃昏,在這個時候,自然界所有的生命都在奔回自己的巢穴,而“我”卻被“推出去”了。古人出國旅遊,看到夕陽西山,小橋流水依然生出思鄉之情,更何況是被永遠趕出家門。至於途中出現的“家”的幻覺,顯然是對“我”的刻意諷刺和侮辱。我們要捫心自問,家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是什麽,才能理解他為什麽會受那麽嚴重的內傷。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這個漫長的流浪旅程中,真正讓詩人害怕的不是死亡或未來的黑暗,而是壹種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他永遠失去了家園。人際關系是解讀中國現代悲劇的壹把鑰匙,正是它構成了中國現代悲劇精神的民族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