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成語大全網 - 詩歌朗誦 - 賦源於《詩經》還是《楚辭》?

賦源於《詩經》還是《楚辭》?

源於《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賦作為壹種獨特的文體,歷來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尤其是漢賦,它在題材、體裁、表現手法、審美形式等方面極大地拓展了中國文學的表達空間。因此,自《文選》以來,傅的創作往往被放在文人收藏的首位。但是,什麽是賦,即哪種文體可以稱之為賦,哪種文體不能稱之為賦,什麽是賦,即賦應該屬於詩歌還是散文,還是另壹種文體,仍然是壹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20世紀以來,研究賦文學的人們對賦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有些學者在詩歌、散文等文體中尋找賦的地位。20世紀初,先生曾發表《傅是什麽?是詩歌還是散文?20世紀末,趙敏麗撰寫了《論漢代詩史》,將漢賦納入中國詩歌研究。另壹方面,賦體文學包括哪些文體也是學者們關心的問題。由遊國恩先生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以及各類賦體文學研究著作、漢魏賦體文學選編,乃至近年來新編著的文學史著作,都包含了壹些未標註“賦”的作品,如駢文、對文等。費振崗先生編纂的所有漢賦也是以此為標準,所以比清代陳元龍的《文選》和《歷代賦匯》的選賦標準要寬泛得多。

毫無疑問,對賦體文學內涵和外延的探討意味著對賦體文學研究的深化。但客觀上也應看到,上述觀點可能會模糊辭賦文學的界限,最終影響對辭賦文學傳統和文體特征的清晰把握。

賦文體內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於《漢書·文藝誌》。班固雲“背賦不唱”,以屈原作品為賦,認為荀子和屈原都是“隨風寫賦”。班固的“賦”是否指文學文體,客觀上不能排除班固把荀子、屈原的作品作為賦文學的可能性。所以摯友羅鴻愷先生認為“傅詞是通稱,詞是大名,是謚號,是舊名。”

但我們也註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傳》:“屈原死後,楚有宋玉、、荊軻之徒,皆善言,名曰傅;但凡是屈原冷靜說辭的先人,都不敢直接進諫。”司馬遷的這段話讓我們想到司馬遷在這裏區分了詞和賦,告訴我們詞和賦是兩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文學體裁。宋玉、、荊軻等人都喜歡詞,但他們的名氣是賦。宋玉等人的文學成就應該主要來自於賦。雖然他們在政治上不能“直諫”,但他們在藝術上的“冷靜修辭”與屈原無異。《論宋玉唐勒荊茶“好詞以賦著稱”壹文》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楚辭是詩,宋玉等人的賦不是詩。

雖然楚辭是賦的重要來源,但正如劉勰已經指出的那樣,賦不同於楚辭。《文心雕龍·史明》中說“抓住楚的諷刺,離騷就是壹根刺”,這是以戰國時期的楚辭為詩的。但《文心雕龍全賦》說:“於是荀況之禮、智、宋玉之風、漁、Xi之名、詩畫,成了六義之附庸。”這樣,劉勰就明確了辭賦源於荀子和宋玉,屈原不能算是開創辭賦文學的人。當然,屈原的作品,尤其是《蔔居》、《漁父》,以及宋玉等人的作品,如《九辯》、《招魂》、《大招》等被楚辭收錄,是楚辭向辭賦的過渡,與辭賦文學有很大關系,這是不可否認的。(見《戰國文學史》第六章,武漢出版社,1996)。

20世紀以來,許多學者把賦的起源放在漢代,認為只有梅城七仙之後才有大賦,宋玉的賦不可靠。到20世紀末,隨著賦的發現,原來的假設被粉碎了。那麽,賦體的起源就應該回到劉勰所謂的賦篇,如李、之、韻、蠶、真等詩情畫意,以及

《文心雕龍·釋賦》說:“賦,鋪也;買散文,寫寫東西。”劉勰的這壹論述準確地抓住了賦體文學的基本特征。賦體文學是古代詩歌的壹個流派,它是從《詩經》的六義發展而來,由文學侍從獻給君主或皇帝的。班固說“或抒情諷喻,或宣德忠孝,扶揚後嗣,抑雅揚雅”(《兩都賦序》)。考察《荀子》和《宋玉賦》,我們發現司馬相如、楊雄等漢賦作家的賦體文學作品的特點在《荀子》和《宋玉賦》中有著鮮明的體現:壹是賦體文學的創作目的是諷刺和勸誡,總體上賦體文學繼承了《詩經》的傳統,用秩序來說明創作目的;其次,賦體文學的基本結構形式是對話。第三,賦體文學以鋪排為基本的描寫手法。第四,賦學追求的審美風格。

由於賦體文學產生於兵家輩出的戰國時代,又由於原作者與楚辭有著不解之緣,所以從產生之日起就有了兵家和屈原的影子。然而,賦體文學最直接的精神傳承仍然是《詩經》。從班固、劉勰到程,都強調賦與詩的聯系,這是有道理的。今天的學者更多地關註楚辭和戰國縱橫家對漢賦的影響,而忽略了賦體文學在創作目的上與《詩經》的聯系,難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由於賦文學在漢代的突出地位,它對漢代的許多文體都產生了影響,而這種影響可能是壹種互動的關系。日本人鈴木虎雄的《賦史略》認為“賦為通名”,而劉永吉先生的《十四朝文學略:賦家略》則認為“賦或贊必合”或“論必並頁”。楊雄的《九賦》,又名《九珍》,馬融的《笛賦》,又名《笛賦》,王寶的《東曉賦》,又名《東曉賦》,向安氏的《家論》,雲嘉儀的《論秦》,陸機的《論死》,都被賦予了風格,劉永濟。這樣的觀點,如果以壹個漢代作家的個案來強調上述文體的相互影響,無疑是看到了問題的本質,但無限誇大這種影響是有害的。因為贊、頌、論的問題,以及賦的職能劃分,應該是很清楚的。故章太炎《論國故衡與詩論辯》曰:“答客”“嬉笑”大行其道,辭藻繁復,賦在末。“至於以宋玉《問楚王》為代表的駢文,其實是壹種應用文體,而以梅成《七發》為代表的七體,與駢文壹脈相承,在《文心雕龍雜文》中歸類為散文,應該是很準確的。

總之,今天我們有必要對賦文學的內涵有壹個更深刻的認識。但對於辭賦的外延,要嚴格區分辭賦與受辭賦文學影響的其他文體。應該把我們的研究範圍回歸到歷代《傅選集》所確定的範圍,即嚴格限定在以傅命名的作品。只有這樣,才能準確把握賦的內涵和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