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時任作協上海分會革命委員會第四把手的戴厚英被任命為文傑調查組組長,文傑以反黨反國家罪名被隔離審查。然而,隨著調查的繼續,戴越來越同情這位被判有罪的詩人。戴比文傑小十五歲,年輕時讀過文傑的愛國詩。她無法理解為什麽這樣的詩人會成為叛徒。就在這時,文傑的妻子自殺,三個女兒被趕出家門,戴奉命將此事告訴文傑。196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荒謬的時刻之壹,文傑和戴厚英遭遇不幸並不令人意外。兩人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瘋狂相愛。1970年,戴和文被送到幹校。兩人地位平等,更加了解對方。同年10月,兩人曾公然在“五七勇士”眼皮底下吃飯、散步,並發生關系。
文傑和戴厚英完全低估了黨政機器的威壓。兩人申請結婚,按規定等待批準,卻被粗暴拒絕;與此同時,戴厚英得知自己被重新分配到東北吉林接受再教育。面對越來越多的謠言、嘲諷和壓力,傾聽和呼籲註定是徒勞的。張春橋甚至公開說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工宣隊還強行拆散了這對夫婦。文傑終於意識到這段感情的無望和無奈,於是與戴厚英斷絕關系,走上了戴曾經警告過他不要走的路。1971年1月10日,文傑咽下余生的毒氣,恰逢他與戴厚英相愛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