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解放區文學對革命和愛情的書寫，采用了平民大眾潛在的人性欲望和審美期待。作品中，壹對“天造地設”的戀人通過長輩之口約定，村民們也渴望為這對戀人充當見證(“我們看著他們長大”)。愛情的阻力仍然是父母從封建思想上安排的，但不必像五四以來的青年那樣輕易出走或私奔，因為更大的障礙是村裏的惡霸勢力(如、崔先生、兄弟)。顯然，單純靠個性解放和戀愛自由的啟蒙思想的號召，是絕對不可能解決當前現實問題的。男女主角壹般都要經歷追逐、被搶、被打、逃跑等壹系列非人的經歷。他們不遺余力地營救遇難者，等待救援英雄的出現。救援英雄不再是個人，而是代表或領導集體力量(如八路軍、新政府)。由於政治力量的引導，解放區的文學寫作直接幹預了人們的生活。知識分子不再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為自己尋找出路，而是充當人民的代言人，用文學反映和提出人們迫切關註的最基本的人權問題——生存、溫飽和婚姻。愛情受阻，就革命翻身，終成眷屬，婚後再參軍革命，幫助其他階級兄弟翻身結婚，壹起過上好日子。
3.在《過年》的開篇場景中，除夕夜負債回家的楊白勞獻上了三樣“年貨”:兩斤白面、壹對門神、三尺紅頭繩，提醒讀者即使是最貧困的農民，心中依然珍惜民俗節日、吉祥平安、天倫之樂，尤其是“綁紅頭繩”更是渲染了父女之間的深情。這壹切都是用農民最熟悉的民間曲調和旋律唱出來的，如此溫馨和諧又苦澀的壹幕，不禁讓人熱血沸騰。不僅如此，楊家的“過年”還體現在母子和楊父女的鄰裏之情上。日常生活的濃厚氛圍蘊含著豐富的人情，社會基本單位(家庭)及其延續機制(婚姻)的民間倫理秩序在節日中得到強烈展示，“民間倫理邏輯是政治主題合法化的基礎”。
4.白毛女。“白發仙女”其實反映了村民的無知。
5.為什麽劇中的下層階級都是善良的，地主階級都是惡毒的？
時代與背景的關系:《白毛女》寫於1944年延安，作者何敬之15歲成為中國黨員。也是八路軍把人民從泥潭裏救了出來。八路軍始終代表下層階級的利益，以推翻剝削階級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