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解放區文學對革命和愛情的書寫,采用了平民大眾潛在的人性欲望和審美期待。作品中,壹對“天造地設”的戀人通過長輩之口約定,村民們也渴望為這對戀人充當見證(“我們看著他們長大”)。愛情的阻力仍然是父母從封建思想上安排的,但不必像五四以來的青年那樣輕易出走或私奔,因為更大的障礙是村裏的惡霸勢力(如、崔先生、兄弟)。顯然,單純靠個性解放和戀愛自由的啟蒙思想的號召,是絕對不可能解決當前現實問題的。男女主角壹般都要經歷追逐、被搶、被打、逃跑等壹系列非人的經歷。他們不遺余力地營救遇難者,等待救援英雄的出現。救援英雄不再是個人,而是代表或領導集體力量(如八路軍、新政府)。由於政治力量的引導,解放區的文學寫作直接幹預了人們的生活。知識分子不再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為自己尋找出路,而是充當人民的代言人,用文學反映和提出人們迫切關註的最基本的人權問題——生存、溫飽和婚姻。愛情受阻,就革命翻身,終成眷屬,婚後再參軍革命,幫助其他階級兄弟翻身結婚,壹起過上好日子。
3.在《過年》的開篇場景中,除夕夜負債回家的楊白勞獻上了三樣“年貨”:兩斤白面、壹對門神、三尺紅頭繩,提醒讀者即使是最貧困的農民,心中依然珍惜民俗節日、吉祥平安、天倫之樂,尤其是“綁紅頭繩”更是渲染了父女之間的深情。這壹切都是用農民最熟悉的民間曲調和旋律唱出來的,如此溫馨和諧又苦澀的壹幕,不禁讓人熱血沸騰。不僅如此,楊家的“過年”還體現在母子和楊父女的鄰裏之情上。日常生活的濃厚氛圍蘊含著豐富的人情,社會基本單位(家庭)及其延續機制(婚姻)的民間倫理秩序在節日中得到強烈展示,“民間倫理邏輯是政治主題合法化的基礎”。
4.白毛女。“白發仙女”其實反映了村民的無知。
5.為什麽劇中的下層階級都是善良的,地主階級都是惡毒的?
時代與背景的關系:《白毛女》寫於1944年延安,作者何敬之15歲成為中國黨員。也是八路軍把人民從泥潭裏救了出來。八路軍始終代表下層階級的利益,以推翻剝削階級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