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盛邦！天下統壹，國家遼闊，萬方迎接，無外患，無內憂。唐朝是知識分子和文人的天堂，物質極大豐富，精神高度自由。只要身處名士之中，就可以天馬行空，“彩馬千金交童子換好酒”可以“迎靈為君飲，馬高樓系柳”，可以俠義，可以田園，可以瑰麗，可以洞見，是真正的精神奇觀；
到了宋代，繼承了五代之弊，失去了隱雲，國土不統壹，外患不斷；宋代抑武的國策和完備的科舉制度，使得統治階級民主化。很多名人都是小寒出身(比如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範仲淹，不醉不歸的歐陽修)；這些原本處於社會底層的文人，通過宋朝的制度獲得了參與國家中心的機會。他們對這個王朝的忠誠甚至超過了對君主的忠誠，所以宋朝的文官給我們印象最深，寇準，包拯，文天祥...；但宋朝同時又很弱，被壹圈野蠻的鄰居包圍，導致文人有很強的憂患意識。
與伊甸園般的唐朝不同，宋代文人具有主人翁意識。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有著狂熱的信仰和忠誠。他們由衷地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肩負著強國富民的重任。然而，嚴酷的現實環境卻壹再讓他們受挫。因此，宋代文人充滿了強烈的憂患意識，見物、見景、思人，都使他們感到與國家同倒黴，壯誌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