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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我們這個時代沒有大師?

如果我們關註壹下近期的重大文化事件,先生獲得“大師”稱號,這絕對是焦點。教師節期間,以其名字命名的“余大師工作室”在滬正式成立,余先生由此成為第壹位在世時被稱為“大師”的學者、作家。然而,於先生在這壹事件中表現出了超乎想象的謙虛。他曾在演講中說:“聽到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後,我幾次努力想刪掉‘大師’二字,但都失敗了。這是(上海)教委的壹個建築設計,很難改。後來我覺得“老”字高於“大”字,壹個人只有成為“成年人”才能成為“老人”。所以,既然我當了大半輩子的“老師”,那就退壹步,叫“師傅”吧。”在半推半就之間,當妳想要拒絕和歡迎的時候,“主人”二字坦然接受。

我壹開始並沒有對俞師傅感到反感。我清楚地記得年輕時讀過余大師的《文化之旅》。雖然沒有想象中那麽震撼,但對傳統文化的追問,對文化的碎片化解讀,對文化和文人的反思,激發了我年輕時對文化的癡迷。但後來因為余大師繼續打著文化的口紅在文壇上遊走,壹直為文化代言,成了知識分子中的有錢人,讓我敬而遠之。我對這次事件中的俞大師深感興趣,因為按照我們壹般的理解,大師的稱號是需要時間沈澱和歷史篩選的,所以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在生前看到自己成為大師。從這壹點來說,俞大師是榮幸的。另壹方面,既然是大師,當然會在某個領域做出突出貢獻。只有專攻該門藝術,才能有所成就,才能說服人贏得大師。想想吧。俞大師好像是學戲劇的。這個課題已經有好幾本專著了,但是我們好像沒有什麽印象,所以俞大師在專業方面略遜壹籌。先說余大師最擅長的文化方面。他也出了幾本書,基本可以歸為散文之類,賣得不錯。因為書在市場上暢銷,我們已經被邪惡的資產階級毒害了嗎?隨後,我這個可怕的猜測立刻被又壹年推了下去:如果是暢銷書,似乎以抄襲聞名的郭小四的書賣得更好。我們也應該稱這孩子為大師嗎?所以這個邏輯應該不成立。這位大師的頭銜似乎另有玄機?

關於俞大師的事情先放壹放。我暫時有點不解。可以先說其他話題,比如精神焦慮。妳可能會有點奇怪,為什麽焦慮是無關緊要的?實話跟妳說吧,因為真的不懂俞大師的玄機,不知道怎麽進行,所以有點著急。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所謂焦慮,就是人們預感到不利情境的出現而產生的擔心、緊張、焦慮、恐懼和不快的綜合情緒體驗。科學證明,在現代社會,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擴大,生活壓力逐漸增大,很多人出現了精神焦慮的癥狀。為什麽全球化會引起精神焦慮?全球化引起文化焦慮,因為它使壹些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感到有被融化和改變的危險。首先,妳會失去妳的身份。而當代文化人對身份危機的敏感,產生了壹種精神焦慮,也叫身份危機。比如當代文化人需要的理論,基本都是從西方學來的,但是這種西方的理論符合我們的實際嗎?能完全應用到我們的生活中嗎?它給我們帶來快樂了嗎?這些都需要壹步壹步來檢驗。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產生身份危機感和焦慮感。

另壹方面,我認為當代知識分子焦慮意識的產生也與我們傳統文化的斷裂有關。五四以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也使我們脫離了五千年的文化自覺。80年代末出現所謂尋根文學,其實是那個時期知識分子焦慮意識的壹種反映。我們缺少文化的根,總覺得不能腳踏實地的生活。這種漂浮的體驗是非常痛苦和絕望的,所以文化人的精神焦慮壹時間成為了壹種常態。說到這裏,我突然恍然大悟:余先生對“大師”稱號的崇拜,其實是文化人焦慮意識的壹種反應。他只是在尋找某種文化的歸屬。從文化意義上來說,大師稱號是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的壹種尷尬體驗。大師本身需要外人的令人信服的認同,需要他人的存在和證明,但當他人無法證明和認同時,壹種焦慮意識驅動的行為就變成了自我指涉——陶醉於自稱大師的迷幻意識。

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寫了壹本名為《影響力的焦慮》的書。這是壹本關於詩歌理論的書,但布魯姆在裏面提到了這個很有意思的主題:當我們面對傳統,面對文學中的經典文本,面對前人確立的文學高度,如何超越這個正在上升的高度?這確實是壹個讓當代作家困惑和絕望的問題,所以布魯姆把這種困惑和絕望的狀態稱為“影響焦慮”。在當代文化人的生活體驗中,需要按照大師的身份去衡量和評價,給自己定位;但也是,當我們面對主人時,內心的恐慌和焦慮,無法超越主人的恐懼,會壹直伴隨著妳。然而,當余按照他的自我指涉成為他的主人時,壹方面,他實際上是想克服面對傳統時的“影響焦慮”;另壹方面也透露出他想盡快晉升到經典殿堂,成為傳統本身的宏大敘事。

當然,這種不擇手段的早日成仙的想法有點為時過早,是當代文化人對精神焦慮癥狀的壹種異常反應。其實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來化解這種焦慮。在這方面,海南作家韓少功和山東作家張煒可以作為余大師的楷模和榜樣。海南省文聯主席韓少功被稱為“當代陶淵明”。在他2006年出版的《山南水北》壹書中,他獨特的生存狀態令人羨慕:進入21世紀後,作家韓少功像候鳥壹樣在“湖海”之間飛翔,壹半時間在湖南汨羅八景洞大同村“務農”,壹半時間履行海南省文聯主席的職責。為了找到理想的養殖地,他在長沙周邊的寧鄉、瀏陽等地到處尋找。經過苦苦尋找,他終於在離長沙不遠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天堂——八景洞。這個選擇的便利之處在於,壹年之內,妳可以回到冬天溫暖的海南,履行妳作為文聯主席的職責,進行自己的創作;也可以春夏買些蔬菜種子,回自己鄉下的別墅種田。壹方面田園,詩意,浪漫,另壹方面現代都市的捷達車,網絡,肯德基,還有很多東西。這種理想的生活狀態怎麽會出現精神焦慮?我不信!

另壹位理想主義作家張煒,不知道有沒有人還記得,為了建構自己散文和小說中無數次提到的烏托邦,最終在山東龍口建立了萬松浦書院。資料顯示,這樣壹個書院壹期工程占地110畝,建築面積近萬平方米,接待面積4500平方米,洗浴大廳,辦公樓面積2200平方米。二期工程占地50余畝,已建成面積750平方米的第二培訓部。預建了壹棟面積3500平米的學者公寓,五棟點狀建築。萬松浦書院位於龍口北部海濱、靠近香港灤河口(河口為“浦”)的萬畝松林中,故名。這樣的書院是讀書人最理想的讀書場所。張煒曾說,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風平浪靜,風清樹綠;壹種自然的生命力會鼓舞人的思維,增加靈魂的內涵;沒有糾結的紛爭,沒有宏大的城市聲音,也沒有熱衷於全球化的現代紳士。當然,更不可能出現所謂的精神焦慮癥狀。

其實對比壹下韓少功、張煒、俞大師的做法還是很有意思的。可以說,於大師面對自己的焦慮癥狀是無所適從的,甚至還自稱大師。這種可笑的行為必然會成為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資和笑料。從這個角度來說,余大師是壹個失敗的大師。韓少功和張煒選擇了另壹條路:壹條是回到農村,尋找心靈的平靜,克服自己的焦慮意識;另壹種是在自己的腦海裏建立壹個烏托邦,做壹個當代隱士,把自己埋在書院裏,自娛自樂,這也克服了滋生文化人的焦慮意識。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可以稱他們為大師,我寧願稱韓少功和張煒為大師,而不是余大師。當然,我也認為韓少功和張偉的這種行為非常可疑。壹是人為,二是浪費。估計沒人會同意稱他們為大師。

事實是,我認為當代沒有大師,大師的缺席是時代的結果。因為這是壹個焦慮的時代,壹個浮華的時代,壹個不會潛水的時代,壹個不學習的時代,壹個不自由的時代,壹個冷漠的時代,壹個諷刺的時代,壹個沒有理想的時代,壹個尷尬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