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開始寫作時，我的期望很低。在這個國家，選擇做壹個短篇小說作家或者詩人，基本上相當於讓自己活在陰影裏，沒有人會註意到。”
“在孩子們很小的時候，我們沒有錢。我們工作累得吐血了。我和老婆盡了最大努力，生活卻沒有任何進展。那時候我壹直在做壹個又壹個狗屁工作。我愛人也是。她做服務員或者挨家挨戶賣東西。很多年後，她終於在高中教書了，但那是很多年後的事了。我在鋸木廠、加油站、倉庫、看門人和送貨員那裏工作過——凡是妳說得出的，我都幹過。在加州的壹個夏天，為了養家糊口，我白天給別人摘郁金香。晚上酒店打烊後，我打掃了壹個免下車餐廳，打掃了停車場。還有比寫小說寫詩更重要的事情。明白這壹點讓我很痛苦，但也只能接受。我得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還要付房租。如果非要我做選擇，我只能選擇放棄寫作。”
“亨利·米勒四十多歲在寫《北回歸線》的時候，曾經說過要在借來的房間裏寫作，隨時可能要停筆，因為他坐的椅子可能會被別人拿走。直到最近，這種狀態壹直是我生活中的常態。從我記事起，從十幾歲開始，我就壹直擔心自己身下的椅子會隨時被挪開。年復壹年，我和妻子整天東奔西跑，試圖保住我們的屋頂。我們有壹個夢想，我和我的愛人。我們以為我們可以伸長脖子，努力工作，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情。但我們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