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學理論包括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壹位極其重要的詩人。他的詩歌思想和創作，突出強調通俗性和現實主義，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九書·同元》中，他明確地說:“仆從旨在助二者，其為獨立。永遠服務的是道，發明的是詩。稱之為諷喻詩，也是誌在助人；叫閑適詩，也不錯。”由此可見，在白居易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種詩中，前兩種體現了他的“報效而常善”，所以最受重視。他的詩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寓言詩中。

早在元初，白居易就表現出壹種強調現實主義、通俗性和諷喻性的傾向。

詩歌的作用是懲惡、勸善、補時事。詩歌的手段是歌頌和批判，是訓誡和諷刺，所以他反對單純追求“高宮律動”和沒有內容的“奇筆”，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作花草”的華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詩歌寫作的標準是“質與徑”、“直與切”、“芯與實”、“順與順”，分別強調語言要通俗易懂，論據要直白露骨，文筆要絕對虛實，形式要通順流暢，帶有歌謠的色彩。

換句話說，詩歌必須真實可信，通俗易懂，易於傳唱，才能被認為是極致。他有意識地向民歌學習，寫出了許多具有民間風味的詩歌，如《楊柳枝》，樸實無華，自然生動，充滿鄉土氣息，這也反映了詩人對大眾審美的自覺追求。而這種追求與其對杜甫詩歌現實主義傾向的自覺繼承是趨同的。

白居易對詩歌的上述要求只有壹個目的，那就是彌補時政。在《九書同元》中，他回顧了自己早期的創作，說:“最初，我知道文章是及時寫的，歌詩是為物寫的。”做給時間看，第壹件事就是做給國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