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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寫小說是為了什麽?

近年來,帕慕克壹半時間在土耳其,壹半時間在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比較文學。平日不上課的時候,他就去圖書館,逛書店,還經常去博物館。他熟悉關門時間。他住在哥倫比亞附近的壹套公寓裏,面朝哈德遜河。客廳很寬敞,三扇窗戶對著太陽,木地板中央有壹張像船壹樣漂浮在金色湖面上的大書桌。他目光敏銳,聲音洪亮。他說英語帶口音,有土耳其人的影子。

帕慕克的書架

在新作《紅發女人》中,年輕的吉姆跟隨挖井人馬哈茂德在小鎮恩格蘭挖井。師徒在工作中漸漸像父子壹樣,水卻沒有來,失望的吉姆和流浪劇團的紅發女人越走越近。壹場意外事故發生後,吉姆驚慌地逃離了這個城鎮。30年後,成為建築公司老板的吉姆,壹次偶然的機會回到了當年的小鎮,迎來了自己的命運。像帕慕克的壹生壹樣,他的作品繼續穿梭於東西方之間,以他最喜歡的方式比較兩種文學傳統。他承認自己現在寫得很慢,每壹部作品都在胸中醞釀了很久。完成《紅發女人》後,他立即開始寫下壹部作品。

帕慕克的安娜·卡列寧系列

在剛剛結束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世紀文景發布的出版計劃包括《紅發女人》中文版,小說將於3月出版。近日,在帕慕克位於紐約的住所進行了壹次專訪。

奧爾罕·帕慕克

妳第壹次來美國,最大的文化沖擊是什麽?

帕慕克:好問題。1985和前妻壹起來的,接觸了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等各種資源。那是電子革命的前夜。我從土耳其過來,視野比較狹窄,文化產業很小。突然,我接觸到了這個龐大的文化資源,尤其是美國的大學、文化組織和電影。那時候電影很重要,很難得到。那年我33歲,已經是土耳其知名作家。如此巨大的文化沖擊促使我問自己:我的土耳其身份是什麽?什麽是“土耳其特色”?我當時已經寫了兩本小說,但對蘇菲、穆斯林文化和文本都不感興趣。我在政治上是親西方的自由派,我從歐洲尋求更多的先例。當我第壹次來到紐約,經歷了文化沖擊後,我開始閱讀更多經典的土耳其文學和奧斯曼文學。可能我開始對自己說:我的天,世界文學這麽豐富,美國文學這麽豐富。土耳其文學在哪裏?我開始擔心了。

那時候我很幸運。哥倫比亞大學有人讀了我的小說,他們聘請我做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有很多奧斯曼時期優秀的土耳其書籍和作品。我看了這些書,看完了小說黑皮書。文化沖擊幫助我重溫了作為壹個土耳其人的根,但重溫的方式不是傳統的,而是後現代的和實驗性的。1985,後現代主義在這裏很重要,我從中學到了很多。我稱自己為後現代主義小說家,很多人不願意被貼上這樣的標簽,但我對此並不感到尷尬。它救了我。借助後現代主義文學,受到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的啟發,我用壹種全新的、當代的方式講述奧斯曼的故事。這是我文學的基礎。

當妳經歷文化沖突時,妳是否也批判這種文化?

帕慕克:批評文化很容易。我在文化中尋求的不是它的失敗,而是我能從中吸取教訓並用來表達自己的東西。例如,我收藏了大量的中國山水畫。為什麽?當我在寫《我的名字叫紅》的時候,我對印度繪畫和中國繪畫產生了興趣,所以我閱讀了許多相關的作品。對我來說,它們是很好的資源。但我不是國畫專家,也不是後現代文學專家。我認識他們,並借用他們。文化對我來說就像壹棵樹,結出美味的果實供妳采摘和使用。每壹種文化都有弱點和無趣的地方。但是當我對它不感興趣的時候,我會想,也許是我自己對它的了解不夠吧。我批評政府,但我對文化的態度比較溫和。我在紐約的時候,女朋友,家人,朋友都不在身邊。我經常去博物館。每年在紐約教壹個學期的書對我來說很重要,能讓我擺脫祖國惡劣的政治環境。

妳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提到“每壹部作品都代表了作家發展的壹個階段”。在這本新書的創作過程中,妳感受到了什麽樣的發展或變化?

帕慕克:與我的其他作品相比,這部小說更簡單、更快、更短。這是我自己設定的長度。依然涵蓋了我在《我的名字叫紅》、《黑皮書》等作品中探索的主題,並對經典故事進行了改寫。但在這本書裏,我第壹次比較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的《列王》,這兩部作品都是企鵝出版的經典作品。我在哥倫比亞教書,索福克勒斯的名字被刻在哥譚市圖書館的墻上。這些歐洲和西方的經典讓弗洛伊德產生了弒父理論。但是在土耳其,我們有壹個父親殺死兒子的故事,這個故事包含了不同的含義,所以我想討論這些主題。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寫作的速度逐漸小於我對下壹部作品的想象。而我在過去的四十年裏壹直在想象新的作品,所以我有很多未完成的書,我經常談論它們。現在我的每壹本書都是我思考了二三十年的作品。在這段時間裏,妳會琢磨主題,檢查它的可行性,探討它的問題和戲劇性。我還是要擔心怎麽寫,寫的好看不好看,能不能把我的人物塑造的很出彩。這些總是很難。無論妳是寫第壹部作品,還是第十壹部作品,都同樣困難。但是足夠的思考會有所幫助。

比如這本書,來源於兩個靈感。1988,我在家寫作的時候,壹個挖井人帶著他的徒弟在窗戶不遠處挖井。下雨了,他們的帳篷壞了;通常,他們看電視和做飯。他們給我講了壹個故事,但是我花了二十五年才寫完。其次,寫《我的名字叫紅》的時候看了很多古典故事,連土耳其人都忘了。我還在教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這些年,這些故事交織在壹起,交融在壹起。

另壹個原因是土耳其的政治局勢正在惡化,變得越來越獨裁。但不幸的是,人們還是會投票給現政府。為什麽?我給出壹個略顯誇張的答案:因為政府在為他們找水——為他們提供經濟增長,為底層提供服務——而其他政黨做不到這壹點。我堅信土耳其人支持執政黨不是因為宗教或政治因素,而是因為經濟發展。

紅發女人

小說中的紅發女子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她在被壹個天生的紅發女子質疑時說“我是主動選擇紅發的”。

帕慕克:首先,有個朋友告訴我這句話。我跟壹個教授朋友說我在寫壹本關於壹個紅發女人的小說,這個朋友認識壹個紅發女人,她告訴了我細節。但是我還是需要把這個細節放到壹個合適的位置。聽完她的故事,我對自己說,天哪!也許我應該給紅發女壹段獨白。此外,在世界各地,紅發人有不同的含義。這本書出版兩個月後,我在英國。天啊,到處都是紅頭發的女人,她們生來都是紅頭發。在英國文學中,從莎士比亞到普拉斯,紅發女人都代表憤怒的女人和桀驁不馴的女人。但是在土耳其,紅頭發是染的,不是人工的。它代表著對社會的挑戰:“是的,我喜歡,我想與眾不同!雖然這是負面形象,但我還是選擇這個。”

這本書第壹部分對地下世界的描述非常感人。妳是如何準備這項研究的?

帕慕克:我喜歡為每項工作做研究,但我並不以此為榮。讓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作品的文學性和獨創性。當我告訴別人我做了多少準備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是壹個沒有天賦的人。寫《雪》的時候,我去東北邊城實地體驗過。我寫《我叫紅》的時候,看了很多經典文獻,查了很多畫。寫《腦子裏的怪事》的時候采訪了很多街頭小販。這本書最早來自25年前我在窗外采訪的那對挖井人,但那只是壹個故事。挖井的技術怎麽樣?三年半前,我決定寫這本書,於是我找到了許多來自伊斯坦布爾的退休挖井工,並采訪了他們。不幸的是,我們沒有挖掘者的回憶錄。但是他們的故事很精彩!因為技術出眾,我找到的這些打井人被政府雇傭去挖有上千年歷史的深井,拜占庭教堂的古井,他們在地下發現了硬幣、武器和各種骨頭。這些材料也讓我渴望寫這個故事。

書中關於主人公兒子的壹個細節是,他正在為宗教文學期刊寫作。這是妳有意識安排的細節嗎?

帕慕克:是的。與普通土耳其人相比,我是壹個親西方、自由主義者,價值觀更世俗。但這並不意味著我的角色都應該像我壹樣。以前土耳其世俗作家寫社會小說,但他們避而不談土耳其宗教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不想過分強調。但實際上,妳必須準確地呈現妳的角色。現在土耳其年輕壹代中也有伊斯蘭信徒。許多詩人對此感興趣。在《雪》中,我還創造了壹個想成為成功詩人的伊斯蘭信徒。土耳其有很多詩歌雜誌。逛街的時候買奇怪的雜誌,想象著寫這些東西的都是什麽樣的人。好奇心,研究,想象,觀察,思考。這些也是我的工作。我喜歡作家這個職業,它讓我像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壹樣生活和工作。我的小說也是基於對其他生命的想象。

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文學教授亞當·基爾希(Adam Kirsch)所提到的,小說中弒父與弒父的並置使得第二部分的結局充滿懸念。

帕努克:是的,它是!讀者了解這兩個神話是很有意思的。這部小說是壹個後現代的故事,讓古代神話進入現代故事,讓讀者追問:是父親殺了兒子,還是兒子殺了父親?這是閱讀這本書的方法。這是壹本小書,壹本關於思想的書。

至於故事最後的結局,不能只從劇情來概括。這部小說有時是寓言小說,但不完全是傳統的中世紀寓言。對我來說,它傳達的信息不是來自它的情節,而是這本書試圖理解和同情的東西。我寫作的時候和很多人有* * *音:有時候是父親,有時候是孩子。但更重要的是,誰對誰錯並不重要。我更關心他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我們寫小說主要有兩個原因:第壹,表達自己。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我的想法,我的感受,以及我的所見所聞所引發的情緒。其次,了解和我不壹樣的人,用他們的視角看世界,是壹件有趣的事情。體驗不同的視角是閱讀的最大樂趣之壹。我對寫小說的精髓有個總結:寫自己的時候,讓讀者以為妳在寫別人;寫別人的時候,讓讀者覺得妳在寫自己。

也可能是為了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