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的書架
在新作《紅發女人》中，年輕的吉姆跟隨挖井人馬哈茂德在小鎮恩格蘭挖井。師徒在工作中漸漸像父子壹樣，水卻沒有來，失望的吉姆和流浪劇團的紅發女人越走越近。壹場意外事故發生後，吉姆驚慌地逃離了這個城鎮。30年後，成為建築公司老板的吉姆，壹次偶然的機會回到了當年的小鎮，迎來了自己的命運。像帕慕克的壹生壹樣，他的作品繼續穿梭於東西方之間，以他最喜歡的方式比較兩種文學傳統。他承認自己現在寫得很慢，每壹部作品都在胸中醞釀了很久。完成《紅發女人》後，他立即開始寫下壹部作品。
帕慕克的安娜·卡列寧系列
在剛剛結束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世紀文景發布的出版計劃包括《紅發女人》中文版，小說將於3月出版。近日，在帕慕克位於紐約的住所進行了壹次專訪。
奧爾罕·帕慕克
妳第壹次來美國，最大的文化沖擊是什麽？
帕慕克:好問題。1985和前妻壹起來的，接觸了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等各種資源。那是電子革命的前夜。我從土耳其過來，視野比較狹窄，文化產業很小。突然，我接觸到了這個龐大的文化資源，尤其是美國的大學、文化組織和電影。那時候電影很重要，很難得到。那年我33歲，已經是土耳其知名作家。如此巨大的文化沖擊促使我問自己:我的土耳其身份是什麽？什麽是“土耳其特色”？我當時已經寫了兩本小說，但對蘇菲、穆斯林文化和文本都不感興趣。我在政治上是親西方的自由派，我從歐洲尋求更多的先例。當我第壹次來到紐約，經歷了文化沖擊後，我開始閱讀更多經典的土耳其文學和奧斯曼文學。可能我開始對自己說:我的天，世界文學這麽豐富，美國文學這麽豐富。土耳其文學在哪裏？我開始擔心了。
那時候我很幸運。哥倫比亞大學有人讀了我的小說，他們聘請我做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有很多奧斯曼時期優秀的土耳其書籍和作品。我看了這些書，看完了小說黑皮書。文化沖擊幫助我重溫了作為壹個土耳其人的根，但重溫的方式不是傳統的，而是後現代的和實驗性的。1985，後現代主義在這裏很重要，我從中學到了很多。我稱自己為後現代主義小說家，很多人不願意被貼上這樣的標簽，但我對此並不感到尷尬。它救了我。借助後現代主義文學，受到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的啟發，我用壹種全新的、當代的方式講述奧斯曼的故事。這是我文學的基礎。
當妳經歷文化沖突時，妳是否也批判這種文化？
帕慕克:批評文化很容易。我在文化中尋求的不是它的失敗，而是我能從中吸取教訓並用來表達自己的東西。例如，我收藏了大量的中國山水畫。為什麽？當我在寫《我的名字叫紅》的時候，我對印度繪畫和中國繪畫產生了興趣，所以我閱讀了許多相關的作品。對我來說，它們是很好的資源。但我不是國畫專家，也不是後現代文學專家。我認識他們，並借用他們。文化對我來說就像壹棵樹，結出美味的果實供妳采摘和使用。每壹種文化都有弱點和無趣的地方。但是當我對它不感興趣的時候，我會想，也許是我自己對它的了解不夠吧。我批評政府，但我對文化的態度比較溫和。我在紐約的時候，女朋友，家人，朋友都不在身邊。我經常去博物館。每年在紐約教壹個學期的書對我來說很重要，能讓我擺脫祖國惡劣的政治環境。
妳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提到“每壹部作品都代表了作家發展的壹個階段”。在這本新書的創作過程中，妳感受到了什麽樣的發展或變化？
帕慕克:與我的其他作品相比，這部小說更簡單、更快、更短。這是我自己設定的長度。依然涵蓋了我在《我的名字叫紅》、《黑皮書》等作品中探索的主題，並對經典故事進行了改寫。但在這本書裏，我第壹次比較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的《列王》，這兩部作品都是企鵝出版的經典作品。我在哥倫比亞教書，索福克勒斯的名字被刻在哥譚市圖書館的墻上。這些歐洲和西方的經典讓弗洛伊德產生了弒父理論。但是在土耳其，我們有壹個父親殺死兒子的故事，這個故事包含了不同的含義，所以我想討論這些主題。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寫作的速度逐漸小於我對下壹部作品的想象。而我在過去的四十年裏壹直在想象新的作品，所以我有很多未完成的書，我經常談論它們。現在我的每壹本書都是我思考了二三十年的作品。在這段時間裏，妳會琢磨主題，檢查它的可行性，探討它的問題和戲劇性。我還是要擔心怎麽寫，寫的好看不好看，能不能把我的人物塑造的很出彩。這些總是很難。無論妳是寫第壹部作品，還是第十壹部作品，都同樣困難。但是足夠的思考會有所幫助。
比如這本書，來源於兩個靈感。1988，我在家寫作的時候，壹個挖井人帶著他的徒弟在窗戶不遠處挖井。下雨了，他們的帳篷壞了；通常，他們看電視和做飯。他們給我講了壹個故事，但是我花了二十五年才寫完。其次，寫《我的名字叫紅》的時候看了很多古典故事，連土耳其人都忘了。我還在教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這些年，這些故事交織在壹起，交融在壹起。
另壹個原因是土耳其的政治局勢正在惡化，變得越來越獨裁。但不幸的是，人們還是會投票給現政府。為什麽？我給出壹個略顯誇張的答案:因為政府在為他們找水——為他們提供經濟增長，為底層提供服務——而其他政黨做不到這壹點。我堅信土耳其人支持執政黨不是因為宗教或政治因素，而是因為經濟發展。
紅發女人
小說中的紅發女子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她在被壹個天生的紅發女子質疑時說“我是主動選擇紅發的”。
帕慕克:首先，有個朋友告訴我這句話。我跟壹個教授朋友說我在寫壹本關於壹個紅發女人的小說，這個朋友認識壹個紅發女人，她告訴了我細節。但是我還是需要把這個細節放到壹個合適的位置。聽完她的故事，我對自己說，天哪！也許我應該給紅發女壹段獨白。此外，在世界各地，紅發人有不同的含義。這本書出版兩個月後，我在英國。天啊，到處都是紅頭發的女人，她們生來都是紅頭發。在英國文學中，從莎士比亞到普拉斯，紅發女人都代表憤怒的女人和桀驁不馴的女人。但是在土耳其，紅頭發是染的，不是人工的。它代表著對社會的挑戰:“是的，我喜歡，我想與眾不同！雖然這是負面形象，但我還是選擇這個。”
這本書第壹部分對地下世界的描述非常感人。妳是如何準備這項研究的？
帕慕克:我喜歡為每項工作做研究，但我並不以此為榮。讓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作品的文學性和獨創性。當我告訴別人我做了多少準備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是壹個沒有天賦的人。寫《雪》的時候，我去東北邊城實地體驗過。我寫《我叫紅》的時候，看了很多經典文獻，查了很多畫。寫《腦子裏的怪事》的時候采訪了很多街頭小販。這本書最早來自25年前我在窗外采訪的那對挖井人，但那只是壹個故事。挖井的技術怎麽樣？三年半前，我決定寫這本書，於是我找到了許多來自伊斯坦布爾的退休挖井工，並采訪了他們。不幸的是，我們沒有挖掘者的回憶錄。但是他們的故事很精彩！因為技術出眾，我找到的這些打井人被政府雇傭去挖有上千年歷史的深井，拜占庭教堂的古井，他們在地下發現了硬幣、武器和各種骨頭。這些材料也讓我渴望寫這個故事。
書中關於主人公兒子的壹個細節是，他正在為宗教文學期刊寫作。這是妳有意識安排的細節嗎？
帕慕克:是的。與普通土耳其人相比，我是壹個親西方、自由主義者，價值觀更世俗。但這並不意味著我的角色都應該像我壹樣。以前土耳其世俗作家寫社會小說，但他們避而不談土耳其宗教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不想過分強調。但實際上，妳必須準確地呈現妳的角色。現在土耳其年輕壹代中也有伊斯蘭信徒。許多詩人對此感興趣。在《雪》中，我還創造了壹個想成為成功詩人的伊斯蘭信徒。土耳其有很多詩歌雜誌。逛街的時候買奇怪的雜誌，想象著寫這些東西的都是什麽樣的人。好奇心，研究，想象，觀察，思考。這些也是我的工作。我喜歡作家這個職業，它讓我像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壹樣生活和工作。我的小說也是基於對其他生命的想象。
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文學教授亞當·基爾希(Adam Kirsch)所提到的，小說中弒父與弒父的並置使得第二部分的結局充滿懸念。
帕努克:是的，它是！讀者了解這兩個神話是很有意思的。這部小說是壹個後現代的故事，讓古代神話進入現代故事，讓讀者追問:是父親殺了兒子，還是兒子殺了父親？這是閱讀這本書的方法。這是壹本小書，壹本關於思想的書。
至於故事最後的結局，不能只從劇情來概括。這部小說有時是寓言小說，但不完全是傳統的中世紀寓言。對我來說，它傳達的信息不是來自它的情節，而是這本書試圖理解和同情的東西。我寫作的時候和很多人有* * *音:有時候是父親，有時候是孩子。但更重要的是，誰對誰錯並不重要。我更關心他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我們寫小說主要有兩個原因:第壹，表達自己。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我的想法，我的感受，以及我的所見所聞所引發的情緒。其次，了解和我不壹樣的人，用他們的視角看世界，是壹件有趣的事情。體驗不同的視角是閱讀的最大樂趣之壹。我對寫小說的精髓有個總結:寫自己的時候，讓讀者以為妳在寫別人；寫別人的時候，讓讀者覺得妳在寫自己。
也可能是為了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