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來到了潛江。壹年後，成化九年，他將澤口觀音閣改名為新洲寺。據舊書記載:“明日魯(香河)知縣，將升洲，故造觀音閣，以穩水勢。成化九年春，華容道學士李春，改名新洲寺。”然而，華容道學士李春不僅為觀音閣改了新洲寺的名字，還為新改的新洲寺題了壹首詩:“丘福生於俄，滄海化為田。沙填敖季藏廟，地佐龍宮下有天。持劍客萬余人，揚帆船七十二艘。江陵知我詩，岸草開滿花。”新洲寺自李狀元詩作後，在江漢平原及漢江中下遊壹帶頗有名氣，甚至令清光緒年間編纂的《潛江縣誌》將其列為全縣66座寺廟之首，並記載和說明其沿革。除了這三首詩之外，狀元李春還為人歌集和黔江大佛寺題了詩。像許多封建時代的文人壹樣，李春也是壹個對道觀和佛寺情有獨鐘的人。因為佛寺是外來文化“中國文化”的結晶，道觀、佛寺是存放各種藝術精品的文化殿堂，誰是文化人不想涉足？現在的問題是，《人閣集》和《大佛寺》這兩首詩是成化七年來封堤供花時寫的，還是成化九年觀音閣改名新洲寺時寫的？我們推斷，李春在澤口上山時，從今天的漢口買了壹條船，沿著漢水壹路向西，並改名為題詞詩。接著，他在壹群黔江縣官員的陪同下，來到澤口，在官亭小憩。在閑聊中，或許是李春先打聽了黔江其他佛寺的情況，又通過師傅的介紹，應李春的要求陪同他遊覽了大佛寺和仁戈基，所以上面兩首詩才產生於狀元之筆。這個推論應該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