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柏拉圖對詩歌來源的理解明顯受到他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基於知識只是對觀念世界的回溯性認識的觀點，柏拉圖認為詩人之所以能夠寫詩，是因為他沈浸在壹種精神錯亂的境界(也就是尼采後來所說的酒神的境界和阿波羅的境界)，[1]受到神靈的啟示，然後將這種詩付諸實踐。沒有神靈的指引和啟示，詩人只是壹個渾渾噩噩的個體，沒有自己的主動性和獨立精神；壹旦受到神靈的感召，就成為類似於“擴音器”的個體存在。他們表達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處於瘋狂狀態的神靈的指引。
所以，在柏拉圖的思想下，詩人成了壹個沒有明確思想認知的精神境界，只需要追求那種由神性思想引導的精神境界。詩歌不再是詩人通過語言表達內心情感的藝術方式和行為，而是壹種被動的接受和再現。受此影響，很多詩人也陷入了這樣的困境:沒有把來自神靈的靈感轉化為對知識的渴望，也沒有把來自狂熱的靈感轉化為自我提升的動力。
不得不說，柏拉圖把他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引入到詩歌的定義中，在壹定程度上阻礙了詩歌的發展和詩人的學識，使當時和後來的很多詩人走了很多彎路。從根本上說，柏拉圖對世界起源的認識是建立在客觀唯心主義基礎上的，許多未知的或沒有定論的東西都歸結於“觀念”的引導，這對詩歌藝術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柏拉圖的觀點帶來的壹些積極作用。柏拉圖的“瘋狂”境界也被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是追求藝術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境界，在“瘋狂”的境界中，藝術家確實有可能創作出表達自己最高水平的藝術作品。
3.在對詩歌來源的認知方面，亞裏士多德提出了與柏拉圖“詩興於外”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詩歌的起源不在於上帝，而在於人。關於詩歌藝術的起源，亞裏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模仿”理論。他認為人性中有壹種模仿的本能，我們可以從這種模仿的本能中獲得快感。[2]因此，亞裏士多德認為，在詩歌的起源和發展中，人們決不是無所事事，而是以積極的、能動的態度參與其中。比如原詩可能是壹群原始人扛著大樹。在抵抗大樹的過程中，他們聽到壹群鳥非常有節奏的鳴叫，於是他們好奇地從這些鳥的鳴叫中學習“喲嗬嗬”的聲音，他們從這種聲音符號中得到了壹種宣泄和放松。這種快感促使人們去學習和模仿更多的聲音，進而與社會接軌。因此，亞裏士多德堅持人在詩歌創作中的主動地位。他認為詩歌是壹種表達人心的藝術方式，而不僅僅是作為“諸神意誌的傳聲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