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哲尼婭·韋登亞平:日瓦戈的叔叔。
尼基·杜多羅夫:日瓦戈的童年好友。
米沙·戈登(Misha Gordon):日瓦戈的童年好友，猶太血統，小時候目睹了老日瓦戈的自殺。
安東妮娜·亞歷山德羅夫娜·格羅梅科:日瓦戈的妻子。
阿瑪莉婭·卡洛夫娜·吉沙爾:拉拉的母親。
拉麗莎·費奧多羅夫娜·吉沙爾:帕夏的妻子，日瓦戈的情人。
維克多·科馬羅夫斯基(Victor komarovsky):壹個把老日瓦戈逼死，同時又糾纏拉拉的律師。
帕維爾·安蒂波夫/斯特列尼科夫:鐵路工人的兒子，拉拉的童年好友。他在醫學院的時候，尤裏·日瓦戈的壹位教授提醒他:“細菌在顯微鏡下可能看起來很美，但它們對人類做了壹些醜陋的事情。”
日瓦戈的理想和原則信仰站在了戰爭(壹戰、俄國革命以及隨後的俄國內戰)帶來的殘酷和恐怖的對立面。書中很大壹部分描述了理想主義是如何被布爾什維克、叛軍和白軍摧毀的。尤裏不得不在那個動蕩的年代目睹食人、分屍和其他無辜平民的慘狀。就連他壹生的摯愛拉拉也被奪走了。
他想了很久，戰爭可以讓整個世界變得無情，讓以前和平相處的人變得水火不容。他穿越俄羅斯的旅程可以說有壹種史詩般的感覺，因為他所經歷的世界是如此的與眾不同。他想找個地方逃離這壹切的願望驅使他穿越了冰凍的西伯利亞，最終回到了莫斯科。鮑裏斯·帕斯捷爾納克含糊地批評了蘇聯的意識形態:他不同意“塑造壹個新人”，因為這違反了人性。這也是這部小說的主旨。
重視個體的價值和自由，並不是提倡只關心自己，而是指尊重每壹個人，關愛他人，尤其是不幸的人。日瓦戈作品中的這種博愛思想也是從韋傑·尼亞姆那裏接受來的。從小他就覺得叔叔總是有和大家平等相處的高尚情懷。他曾在托尼婭母親的床前說:“存在於這個人心中的人，就是這個人的靈魂。這就是妳，這就是妳的意識賴以呼吸、營養甚至陶醉的東西。這是妳的靈魂，妳的不朽，妳存在於他人身上的生命。”
日瓦戈和拉拉的愛情是壹種自我犧牲的愛情。日瓦戈雖然知道拉拉是個“受了創傷的人”，但還是無私地愛著她。感情越深，越關註對方的幸福，鼓勵對方回到親人身邊。在和家人壹起被驅逐出境的前夕，托尼亞在給日瓦戈的信中寫道:“不愛是多麽令人尷尬和無情的懲罰啊！.....不愛就像謀殺，我永遠不會給任何人這樣的打擊。”日瓦戈冒著生命危險救出並放走了當時還是少年的白衛軍士兵謝廖沙。危難之際，他把無家可歸的農村孩子瓦夏帶到莫斯科，並試圖送他去工藝美術學校學習，這也是他博愛精神的體現。在帕斯捷爾納克看來，真實的人總是生活在他人之中。早在他的自傳中，他就說過，“只有我們能夠愛別人，有機會去愛，我們才能成為人。”尤裏·日瓦戈是這部小說的中心人物。從莫斯科的壹名醫學院學生，經歷了戰爭和革命風暴的洗禮，到20世紀20年代末成為壹名貧窮的知識分子，構成了其作品的基本情節線索。在日瓦戈的周圍，有對他的性格和命運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人，包括他的叔叔和依賴的、世俗化的牧師韋傑·尼亞姆，他的嶽父、化學家格羅米，他的妻子托尼亞，他的情人拉拉和她的丈夫安蒂波夫，他的同父異母的弟弟葉夫格拉夫，壹直與他保持友誼的青梅竹馬戈登和杜多羅夫。作品通過日瓦戈的坎坷經歷，借助他的筆記、創作、書信、獨白和反思，通過他與上述所有人物的交流和對話，從這群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的視角，勾勒出那個風雲變幻的歷史時代的生動剪影。讀者可以看到因為城市夜晚的戰鬥而倒在人行道上的傷員，張貼在街頭的政府公告和法令，穿著皮夾克的擁有無限權力的委員，被戰爭和饑荒踐踏的村莊，卻很少能看到對重要社會事件具體而直接的描述，因為作品關註的是歷史真相本身，而是人物對這些歷史事件的預感、反應、評論和聯想。正如流亡的俄羅斯批評家斯捷普恩所說，在他的作品勾勒出的所有“混亂”之上，“精神的折射總是閃爍的”。比如二月革命後，日瓦戈從壹戰前線回到莫斯科，在火車上遇到了壹個年輕的獵人。他以壹種輕松的語氣斷定，壹場毀滅性的社會沖擊很快就會發生。日瓦戈與他爭辯道:“進行這種冒險的實驗是不合適的。在從壹個轉折點走向另壹個轉折點之前，應該讓這個國家有壹段清醒的時間，有機會喘口氣。”這段對話反映了人們對兩次俄國革命之間歷史進程的不同看法。十月革命即將爆發時，日瓦戈預言“聞所未聞、史無前例的事件即將來臨”，同時產生某種不幸的預感，意識到自己今後無能為力。這也是很多人在那個特殊時期的感受。
當日瓦戈第壹次在報紙上讀到革命勝利的消息時，他自言自語道:“多麽高超的外科手術啊！巧妙的把已經臭了很多年的潰瘍壹下子切掉...這是史無前例的壯舉，是歷史上的奇跡。”嶽父格羅米當時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只是在從莫斯科前往烏拉爾的途中提起了此事，認為革命措施確實在壹開始就以其坦率贏得了民心，但隨後又強調:“然而，這種東西只能存在於企業家們頭腦中最初的純潔，只能存在於宣布勝利後的第壹天。政治的變幻莫測可能在第二天就被徹底顛覆。"後來，當瓦戈在尤裏·阿金看到貼滿墻壁的公告、法令和講話時，他想起了自己當年對革命消息的最初反應，覺得自己"壹生中只稱贊過壹次這種武斷的言辭和這種直白的思想"，認為這是"壹次不經意的贊同"。為了躲避戰爭，日瓦戈舉家遷往烏拉爾山脈，他在筆記中寫道是什麽阻止了我服務、行醫和寫作？我覺得不是貧窮和流浪，不是生活的動蕩和不確定，而是空談和大話盛行的氛圍，等等:未來的曙光，新世界的建立，人類的火炬。“這其實相當準確地揭示了那個時代的壹種風氣。作為軍醫被遊擊隊逮捕的經歷，讓日瓦戈目睹了許多人自相殘殺的場景，覺得人在遊戲中似乎“很殘忍，妳報復我，我報復妳，暴行成倍增加。”他堅信“暴力是達不到任何目的的。應該是以德報怨。“所見所聞的壹切讓日瓦戈覺得“這不是生活，而是壹場前所未有的荒誕怪夢。“這是壹個在俄羅斯傳統文化熏陶下長大的青年知識分子對穿越兩個時代的歷史事件的印象、感受和思考。
日瓦戈的青梅竹馬戈登和杜多羅夫走過了不同的人生道路。20世紀20年代末，杜多羅夫被流放，但服刑期滿後，他恢復了公民權和大學教職。三個老同學在莫斯科見面時，杜多羅夫曾真誠地說:他在獄中和獄外接受的教育，使他頭腦清醒，擦亮了眼睛。
這些話很合戈登的胃口，因為這樣公式化的東西他都背熟了。從這裏，不難看出曾經作為壹種歷史存在的政治教育的結果。但這些“符合時代精神”的言論惹惱了日瓦戈，他對當代蘇聯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感到擔憂。到二戰結束，已經晉升為紅軍少尉和少校的戈登和杜多羅夫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杜多羅夫被再次囚禁折磨，而作為勞改犯的戈登上了前線，死裏逃生。兩位朋友在交談時，回顧了日瓦戈死後的經歷後，杜多羅夫直言:“我認為集體化是壹個錯誤，壹個不成功的措施，但我們不能承認。為了掩蓋失敗，我們不得不使用壹切恐嚇手段，讓人們失去思考和討論的能力，強迫他們看到不存在的東西，並竭力證明相反的東西。由此產生的前所未有的殘酷導致了壹部無意實施的憲法的公布和違反選舉原則的選舉。”正是因為戰前這段恐怖的歷史，戰爭爆發後，人們才得以自由放松，以某種放松感投入到戰爭的“絕望與得救的烤箱”中。杜多羅夫感知到的無疑是蘇聯歷史上特有的社會心理現象，而戈登所說的“希臘成為羅馬，俄國啟蒙運動成為俄國革命”，詩人布羅克原本的“我們是俄國恐怖時代的孩子”的表述，從形象意義變成了字面意義，可以看作是對過去幾十年俄羅斯歷史的總結。
《日瓦戈醫生》的價值不僅在於其書寫和反思20世紀初俄羅斯歷史的獨特視角，還在於其歷史觀以及對其作為“元歷史的世俗承擔者”人格的高度關註。這不僅體現在小說中主要人物的思想和觀點上，還體現在它對許多形象及其關系的描述上。作品不是講政治的，也不是講政治制度或者社會制度的。而是關於人生，關於人的使命，關於理想，關於自然。"
小說主人公日瓦戈的歷史觀是在他叔叔韋傑·尼亞姆的直接影響下形成的。早在少年時期，他就多次聽叔叔談起歷史和歷史上存在過的人，即“歷史就是要確定壹代又壹代人對死亡之謎的解釋，並探索如何克服它”；為了進行這種探索，我們應該像福音書中提到的那樣去愛我們的親人，要有“人格自由，以生命為犧牲”的觀點。後來，韋傑·尼亞姆在他的作品中發展了自己的思想，“把歷史看作是人類借助於時代的各種現象和記憶而建造的第二個宇宙，並以此作為對死亡的回答”。日瓦戈幾乎完全接受了這些觀點。即使在他的思考和探索與時代潮流不斷沖突的時候，他也從未放棄。他反而越來越堅信，歷史的形成不在於“人”，而在於人格；只有個性是不朽的，是個性不斷地創造歷史本身；生活在歷史中的人，不去思考現實中的個體自由和對人的愛，是無法生活和創造的。
這些觀念使日瓦戈無法接受壹切形式的貶低人格、踐踏個體自由的行為，這使得他與那個血與火的時代的沖突不可避免。
《日瓦戈醫生》的歷史觀與俄羅斯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的歷史哲學非常接近。在別爾嘉耶夫看來，“人類的個體人格是壹切潛在的，是整個世界的歷史，世界上的壹切與我同在無止境；同時，每個人的個體人格都有自己的世界。"他還認為歷史可以分為兩個層次:歷史和元歷史. "與別爾嘉耶夫壹樣，在帕斯捷爾納克看來，人格是元歷史的塵世承載者，歷史進程是在其中實現的。在別爾嘉耶夫那裏，沒有比個體性更高的東西了，因為從神學的角度來看，只有個體性才有希望復活。“帕斯捷爾納克也許沒有觸及別爾嘉耶夫基督教思想的深層本質，但他能在《日瓦戈醫生》的整個建構中感受到這種思想的模糊存在。
帕斯捷爾納克對個體生命和個體獨立的關註，使《日瓦戈醫生》表現出壹種疏離“大歷史”的意向。日瓦戈最看重的是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他在筆記中寫道:“在所有的俄羅斯氣質中，我最喜歡普希金和契訶夫的純真。他們害羞地忽略了像人類的終極目標和他們自己的救贖這樣高調的事情。”他引用普希金的詩《葉甫蓋尼·奧涅金》:“現在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婦，/我的願望是平靜的生活，/有很多鍋湯”來說明詩人對誠實勞動和日常生活習俗的贊美。
在壹戰前線待了三年，日瓦戈在回家的路上最耳目壹新的是壹步步逼近自己的家，覺得“來到親人身邊，回到家，再活下來，這就是生活和感覺，這就是探險者追求和藝術所指的。”
作品的女主角拉拉更多的是從個人幸福和家庭生活的角度來看待當下的歷史事件，所以在和日瓦戈談論她和安蒂波夫的命運時，她會說:“這不僅僅是我們的故事。這將是很多人的命運。”她堅信落在她所屬的壹代人身上的所有不幸都應歸咎於戰爭。是持續不斷的戰爭摧毀了她剛剛建立的小家庭，讓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礎壹次次崩塌，謊言開始落在俄羅斯的土地上。主要的災難，未來罪惡的根源，是個人意見價值觀念的喪失，每個人都要按照那些強加給每個人的陌生觀念去生活。拉拉看到，“這是壹種覆蓋壹切，到處傳染的社會迷信。壹切都籠罩在它的影響之下。我們的家無法抵禦它的傷害。家裏有些東西動搖了。在我們家壹直彌漫的自然歡快的氛圍中，已經滲透了荒誕的宣言元素。”當拉拉看到年幼的女兒卡佳對降臨的災難壹無所知，還在用積木蓋房子時，不禁為之動容:“這種愛家的本能真的很神奇，對家庭和秩序的渴望無法消除。”大人不像孩子，要“準備賣最珍貴的東西，贊美惡心的東西，附和不可理解的東西。”拉拉終於在日瓦戈的靈柩前哭了:“生命的神秘，死亡的神秘，天才的魅力，單純的魅力，大概只有我們兩個人才懂。而像重新砍地球壹樣在卑微的世界裏吵架，對不起，算了，跟我們沒關系。”這就是這個女人眼中的歷史，包括它野蠻虛偽的過程和災難性的後果。在她看來，《大歷史》不過是壹場“卑微的世界爭吵”通過十月革命和內戰前後的經歷，作者塑造了壹個思想極其矛盾的誠實正直的俄羅斯老知識分子形象。日瓦戈醫生對舊俄國的腐敗很熟悉，所以他由衷地歡迎十月革命，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壯舉，歷史上的奇跡”。但他對革命後的戰爭和困境相當迷茫，反對白軍和紅軍雙方的暴力，反映了舊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和曲折經歷。作品描寫了革命暴力造成的錯誤和悲劇，以更加深刻和多面的方式展現了革命時期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付出的沈重代價。這種寫法不同於以往的這類作品，很獨特。
《日瓦戈醫生》的愛情描寫是小說中最感人的壹章，說作品是愛情小說也不為過。日瓦戈壹生與三個女人有染——妻子托尼亞、情人拉拉和同居女友瑪麗娜。冬妮婭和日瓦戈是青梅竹馬，但他們之間的感情大於愛情。如果理解為愛情，那只是男女之間世俗的友情，戀人之間的體貼，精神元素的缺失；瑪麗娜在日瓦戈窮困潦倒的時候和他住在壹起，但他們無法進行精神上的交流。他們只是壹種身體上的愛。日瓦戈壹生中真正神聖的、瘋狂的、“靈魂與靈魂相遇”的神聖愛情，居然給了拉拉。
女同性戀是上帝的禮物。所以日瓦戈和拉拉的愛情具有形而上的意義。它以瘋狂、古怪、激情、非理性超越了卑微的世俗愛情，他們的愛情上升到了生命真正的神性高度。這種在戰爭的硝煙中誕生的短暫的真愛，散發著超越塵世的幸福和非人幸福的天堂氣息。
小說的主線是日瓦戈的生活史。他既是醫生，又是詩人和思想家。他的活動、言論、思想構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內容，他本人以詩、筆記的形式描述或表達他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他的讀書筆記《遊戲世界》就是那段時間的日記，裏面有隨筆，有詩詞，有雜感。小說第九章“瓦倫蒂諾”的16節，前九節是日瓦戈的九篇讀書筆記。在這裏，他講述了他為了家庭生存而進行的魯濱遜式的工作。他和格羅米壹遍又壹遍地讀普希金、托爾斯泰、斯坦達爾和狄更斯，沒完沒了地談論藝術場景，托尼婭懷孕後對妻子的感情，以及他在觀看這座古老莊園周圍隨季節變化的自然風光時對歷史、日常生活、俄羅斯詩歌和生命意義的思考，以及他透露出他深層心理的夢境。在第15章《結局》中，還有壹段是日瓦戈回到莫斯科後寫的，他在這壹段中問道:“田園式的單純怎麽可能存在？”這個問題。他的詩要麽是獨立的文章，要麽是讀書筆記的壹部分。比如《失去理智》這首詩，寫的是革命後他帶著傷寒拉著大車回家砍柴的那壹天，寫的是幻覺中“入胎”與“復活”之間流逝的時光；《冬夜》《平安夜星宿》等詩歌，是他和拉拉回到瓦倫蒂諾後的壹個雪夜寫的，都收錄在小說《尤裏·日瓦戈的詩》的最後壹章裏。這壹章的全部25首詩，或暗示日瓦戈不可避免的命運，或刻畫拉拉的精神境界，或回憶他們的愛情，表達他們離別後對彼此痛苦的向往，或借基督之口評判時代，都與前幾章的敘述藝術地相互呼應。
作品不僅將主人公的筆記、詩詞作為書中的某些章節直接嵌入文本，還描述了他的寫作過程、內心活動以及手稿的命運，使文本顯得“關於寫作”。回到瓦倫蒂諾和拉拉在壹起的日子，是日瓦戈寫的比較多的壹段時間。那時候，周圍的壹切似乎都在召喚他去表達。每天晚上，他瀏覽前壹天寫的詩的手稿，推敲它的開頭和結尾，琢磨它的抒情風格，考慮他采用的詩歌風格。他有時為自己寫的東西感到失望和難過，有時又激動得淚流滿面，大吃壹驚。仔細修改初稿後，用工整的字體抄寫。這期間，他寫的大部分詩都是獻給女同性戀的。她離開華倫天奴後，壹邊哭壹邊拉，他還整理了自己各個時期關於各種事物的塗鴉作品，比如關於自然，關於日常生活。像往常壹樣，當他寫作時，許多關於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想法壹起向他襲來。這種關於“寫作”的敘事，往往會讓讀者覺得主角和作者的形象有壹些重疊，甚至覺得像是帕斯捷爾納克在講述自己的寫作過程。
日瓦戈的讀書筆記和詩歌後來的命運在書中都沒有被忽略。回到莫斯科後，出版了《日瓦戈》的小冊子，裏面有他對人格、歷史、宗教的思考，也有他的小說和抒情詩。這本書在當時深受讀者喜愛。後來，瓦戈避開喧囂，整理舊詩，修改未完成的作品，開始寫新作。不幸的是，他不久後就去世了。但此時，他的思想和詩歌卻收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知音。奇跡般回到莫斯科的拉拉參與了整理尤裏·日瓦戈同父異母的哥哥葉夫格拉夫手稿的工作，卻被她的被捕打斷。但葉夫格拉夫整理了尤裏的著作，於是戈登和杜多羅夫在戰後的歲月裏有機會閱讀和談論它，認為“這本書似乎無所不知，支持和肯定了他們的感受(關於精神自由，關於未來等。)."在這壹點上，讀者似乎覺得日瓦戈的創作似乎是《日瓦戈醫生》，“書中之書”和書本身的意象是重疊的。
在敘事方法上，《日瓦戈醫生》經常運用隱喻和象征的手法，通過主人公的夢境和幻覺來表現人物的心理、命運或人物之間的關系。比如日瓦戈長期生病時，處於譫妄狀態。在他的幻覺中，他看到了壹個吉爾吉斯小眼睛的男孩，穿著壹件鹿皮大衣，兩邊有毛皮，這在西伯利亞或烏拉爾很常見。他認定那個男孩是他的死穴，但是那個男孩幫他寫了詩。這種幻覺象征性地預示了日瓦戈後來的遭遇。再比如，拉拉在被科馬羅夫斯基勾引後，曾經夢見“她被埋在土裏，只剩下她的左肋、左肩和右爪在外面；她的左胸長出壹叢草，人們在地上唱著《黑眼白胸》《讓瑪莎過小溪》。在此之前，作品已經寫道“通過左肩胛骨和右腳腳趾的兩個接觸點，拉拉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的姿勢”。顯然，這個夢隱喻了拉拉對自己身體新喚起的感覺，以及她在審視下的羞恥感和負罪感。日瓦戈落入遊擊隊後，在聽到壹個暴虐的傳說時，他還在幻覺中看到“拉拉的左肩被刺穿了壹點”，仿佛壹把劍劈開了她的肩胛骨。在敞開的靈魂深處，隱藏在那裏的秘密被揭開。“這種幻覺與拉拉的夢境遙相呼應，暗示日瓦戈已經進入了她心靈的隱秘之地。
與隱喻和象征主義相輔相成的是作品中意象的運用。小說中多次出現“窗邊桌上燃燭”的意象。學生時代，拉拉喜歡燭光下說話。帕夏·安蒂波夫總是為她準備蠟燭。每當他們在卡雷爾格爾斯基街的出租屋裏談話時，他就把蠟燭放在窗邊的桌子上，然後點燃。此時房間裏彌漫著柔和的燭光，窗花在窗戶玻璃上蠟頭附近慢慢融化成壹圈。日瓦戈大學時代的最後壹個冬天，他和托尼亞去斯文蒂茨基家參加聖誕晚會。當他們穿過大道時，他註意到壹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燭光熔成了壹圈，下意識地念出了“桌上點著壹支蠟燭……”。巧合的是，決定拍攝科馬羅夫斯基的拉拉此時正在和帕夏談話；正是在這個聖誕晚會上，日瓦戈第壹次見到了拉拉。多年以後，日瓦戈死後停放遺體的房子，正是帕夏當年租住的房子；當拉拉奇跡般地出現在日瓦戈的靈柩旁時，她怎麽會想到死者開車經過時看到了窗前的蠟燭和結霜的花朵？“從他在外面看到這根蠟燭——‘桌上的蠟燭，桌上的蠟燭’——就決定了他壹生的命運”。“桌上點燃的蠟燭”也是15首詩《尤裏·日瓦戈的詩》中“冬夜”的主導意象。這個在小說中反復出現的形象深深地印在男女主人公的意識中，象征著他們心中的光芒。
《日瓦戈醫生》中對景物的描寫也很獨特，也與作家對人格的關註有關。這尤其表現在作品中對自然景物的“轉喻描寫”上。作家壹方面賦予自然景物以人性，另壹方面又將人物的心境投射到自然中，甚至讓人物滲透到自然中，刻意強調人與自然的不可分離性。整部小說中的景物描寫始終以冷色為主，曠野、霜雪、寒夜、孤星、冷月等意象較多，與主人公超凡脫俗的憂郁精神相呼應，與大提琴音樂憂郁的抒情風格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