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想什麽”這個問題其實早就有人思考過，也有過壹些成果，比如大作家郭沫若對杜甫《茅屋被秋風吹破》的闡釋。
杜甫的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八月和秋天，大風呼嘯，卷起了我家的三毛。毛飛過河，灑在河的外圍。最高的掛壹根長林尖，較低的飄到神堂坳。南村的孩子欺負我，卻能忍氣吞聲反方向做賊。他們公然把毛擡進竹林，嘴唇幹得透不過氣來。當他們回來的時候，他們靠在他們的棍子上嘆息。轉眼風將雲墨色定，秋蕭瑟暗。這塊布已經冷得像鐵壹樣很多年了，焦耳已經躺下來開裂了。床頭櫃裏沒有幹燥的地方，雨腳如麻。既然亂了，睡眠不足，怎麽能壹夜淋濕！安得有幾千萬的建築，極大的保護了天下窮人的壹切笑容，風雨如高山之靜。喔！突然看到眼前這房子，我會壹個人凍死！
老郭這樣解釋道:
詩人說他住的小屋屋頂的茅草是三層的。這說明老房子的屋頂已經蓋了兩次了。壹般來說，壹個砝碼大約有四五英寸厚，三倍砝碼有壹英尺多厚。這種小屋冬暖夏涼，有時比住瓦房還精致。部分茅草被大風吹走，詩人在怨天尤人。令人驚訝的是，他把可憐的孩子叫做小偷。孩子們撿起被風吹走的茅草。他們能拿多少？幸虧詩人大聲制止，他才喊了壹聲‘嘴唇發燙，嘴巴發幹’。窮人的孩子被稱為小偷，但他們的兒子是迷人的孩子。他在訴說自己的貧窮，卻忘了農民比他窮壹百倍。《紅樓夢》異想天開，新老研究專家同樣稱贊，認為“對人民有重大意義”或“這足以代表人民的普遍呼聲”。其實詩裏說的明明是“窮書生”，而且是給還沒有名利雙收或者已經名利雙收的文人的。怎麽能擴大到“人”或“人”呢？農民的孩子拿了些被風吹走的茅草，都被罵小偷。農民在廣廈生活還有希望嗎？這樣的“建築”肯定有幾千萬個。不知道要花多少人工。恐怕詩人做夢也沒想到。慷慨是很慷慨的，只要全世界的窮人都喜歡，住破房子凍死也沒關系。但如果這麽多豪宅真的像雨後春筍壹樣壹夜之間冒出來，詩人早就不在裏面住了，又會凍死在哪裏呢？所謂“民我同胞，物我為我”的大同懷抱，“民為己饑，民為己溺”，不過是某些文人不著邊際的主觀臆想罷了。(李白杜甫1971版，P214-216，人民文學出版社)。
用今天的話說，老郭對杜甫的評價是相當令人震驚的。郭沫若年輕時沒有杜理科賦。他在1929出版的自傳《我的童年》中寫道:“唐詩中，我魏、孟浩然、李白、柳宗元，但我不太賦，我恨漢推。”但是，他也高度評價了杜甫。1953年4月，郭沫若為杜甫紀念館題詞:“世之殤，詩中聖賢，人之憂患，筆底驚濤駭浪”，對詩人的敬仰之情溢於言表。1962年6月紀念杜甫誕生第1250周大會的開幕詞中，郭沫若把李白和杜甫稱為“詩史上的雙子星”，但也批評了杜甫“每餐不忘君子”的“年齡殘疾”。同年三月，郭沫若在廣州放了壹首談詩，直言:“我不怎麽杜理科賦，尤其是韓愈，我喜歡李白、王維。”(馮希剛:《文革後期詩人郭沫若》)那麽，郭沫若對杜甫的評價為什麽會動搖，走向極端？或許，我們可以從毛澤東對杜甫評價的變化中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