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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嵩詞:歲月白發,青春依舊美麗。

晚唐五代時期,浙江詞人只有九位,姚合、朱清玉、皇甫嵩、吳榮、羅隱是文學史上的著名人物。就詞史而言,皇甫嵩是唯壹的重要作家。他對這壹時期浙江詞的特點和風格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是大詞史上具有鮮明特色和成就的作家。

皇甫嵩,生卒年不詳,是皇甫嵩,字怪,本名譚鑾子。生於新安(今杭州淳安),唐代著名古文家皇甫石之子。在詩歌、文字方面工作散漫,還擅長寫作,但他從來都不是學者。據五代王《唐嫣言》(卷十)記載,廣化三年(900)十二月,韋莊邀孟郊、李賀、皇甫嵩、、陸桂孟、趙光遠等人入進士,稱諸人“無明顯人脈,皆有奇才。優美的句子,清晰的文字,在人民的口中隨處可見;我討厭它,但它是鬼道的塵埃。”《全唐詩》369卷記載了13首詩和1個斷句,891卷收錄了18首詩,但有6處重復。《花間集》選詞12。根據曾、、、劉尊明先生編著的《唐代五代詞》,皇甫嵩有22個詞。此外,還有《醉鄉日月》三卷、《尹達賦》壹卷、《大水邊》、《牛羊歷序》、《齊奎靈篆要》等。《尹達賦》載於《文苑華英》卷九十九,《醉鄉日月》載有唐人詳細的飲酒令,《萬碩》、《古今說補》、《五代小說》、《唐人叢書》、《類說》、《濱水森林》等仍有部分殘篇。,而《牛羊歷序》也在列。他的生平事跡只在《唐嫣》第十卷和《唐史年譜》第五十三卷中有寥寥數語的記載。

皇甫嵩出生於浙江,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在江南度過。後來長期隨父生活,遊歷長安,多次參加科舉考試,都落在了孫山。失意仿徨,常常借酒消愁,隨波逐流,產生厭世棄世的想法。在《尹達賦》的開頭,他把這種情形和心情解釋得很清楚:“平漂泊中國十余年。旅行不是出於醉酒,而是活在無知中。”同時代的康駢對此深表同情。他曾在《劇談卷》“元貢李賀”壹文中說:“自大、鹹通之後,每年試春官者有壹千多人,其間篇章、語句不絕。怎麽栽,李梅和皇甫嵩...文章是美麗的;文聽雲...以辭賦命名;.....所有苦心經營的官話,都市壹中第壹。不過其間有幾個公眾人物,美言播於海。”足見皇甫嵩文采確實出眾,名動壹時。

如前所述,晚唐五代是壹個產生“風流才子”的時代。皇甫嵩沒有成為文那樣的人物,可能與其生活背景有關。他的父親皇甫石直言不諱,並對耿介(1)感到焦慮。他和李敖壹起向韓愈學習文言文,結果卻是,“敖得對,他得怪”(2)。而他的論文也以“奇”“異”為宗,認為“新義異於常,異於常則奇;高字突出,突出字奇怪”(3);在當時古文創作中關於“沂南”與“沂義”的爭論中,他實際上是“沂南”派的領袖,是晚唐古文家孫橋的始祖。皇甫適稱贊顧況的詩“若勇武雄健,常穿天心月,語出意外驚,非比尋常快”,也是從新奇的角度。可見他的詩論和論文是壹致的。既然他幹兒子這麽嚴格,他的文學觀點不可能對皇甫嵩沒有影響。具體來說,就是既秉承優雅正直的傳統,又不由自主地要求背叛和突破。

具體到詞的創作上,皇甫嵩也是新舊之間,既有傳統詩詞的味道,又有新的審美趣味,顯示出美和神韻。與文的癡情相比,皇甫嵩應該是壹個懂得欣賞少女天真活潑之美的詞人。

皇甫嵩今詩22首,分為事詩8首,情色詩5首,風土人情詩2首,鄉愁詩2首,閑愁詩2首,風景詩2首,人物詩1首,邊塞詩1首。其中“采蓮子”(湖中移動的船)既是當地的風俗詞,又是人物詞,所以是雙管齊下的策略。情色詞占現存詞的22.73%。與《文聽雲》和《花間集》等晚唐五代詞集相比,這壹比例很小。而且沒有閨情詞,也沒有“男作閨音”的時尚,這在詞多的晚唐五代詞中也是比較特殊的。就風格而言,皇甫嵩的詞情感自然深沈,語言清新淡雅,沒有過分的典雅芬芳,具有明顯的詩化傾向,呈現出民間詞向文人詞過渡的色彩。換句話說,它顯示了作家虛心學習和模仿民間詞語的努力。在這壹點上,他和韋莊差不多。從創作態度和風格上看,皇甫嵩的詞仍然保留著詩歌的基本屬性,仍然是詩人的詞。

皇甫嵩現存詞中,以《江南夢》、《采新詩》、《采蓮子》為最好,其次是《浪淘沙》、《天仙子》。另外,《支竹》是皇甫嵩學習和模仿民歌的產物。其藝術性雖平庸,但清新自然,在晚唐五代詞中難能可貴。而《怨兀》中有兩首詩,壹首寫的是戍邊將士與親人的哀樂,壹首寫的是征兵出發時與親人或愛人的離別,都是真的感人,內容豐富,無病無弱。尤其是“白頭南朝女”這壹句,更是凸顯了邊塞的焦慮、悲憫和生機,是晚唐五代詞中的異調。總的來說,皇甫嵩詞最顯著的特點是:壹是鮮明的浙南地域特色;第二,深厚細膩的感情;第三,彌漫的憂郁或隱藏的悲傷;第四,時間和空間的深刻感受。後三種特征往往融合在壹起,融合成壹種濃郁的、無邊無際的憂郁和惆悵。正因為如此,皇甫嵩的詞清新獨特,容易打動人,感染人,使人想起緬甸類似的往事,使人沈浸其中,得到壹定程度的解脫和解脫。

看看皇甫嵩的兩部代表作《江南夢》:

藍色的余燼落下,屏幕是暗紅色的香蕉。閑夢江南梅花,夜船吹笛雨,人談驛橋。

睡在樓上,窗簾落在殘月下。夢到了秣陵的惆悵,桃花柳絮滿江,雙髻坐在吹笙。

這兩首詩的結構基本相同。前兩句寫的是抒情主人公現在所處的環境,第三句指出了相思的時間地點,後兩句道出了刻骨銘心的往事。晚唐五代,詞名因詠物而變。這兩篇都叫《江南夢》,都是外地遊子在江南追憶往事。

我們來看看詩人記得什麽,是什麽讓他在意。先看第壹首歌。前兩句寫的是臥室裏的陳設,用特色的意象染出壹種適合做夢的環境和氛圍。蘭花余燼、香蕉美、香、暖、靜,從“落”到“暗”,既暗示失眠,又描述環境催眠;壹夜無眠,看著香漸漸變成余燼,屏幕上的紅香蕉消失在黑暗中,看不清楚。畫屏上的江南風光,引發了詩人對江南往事的回憶。“閑夢”是壹個重點,指出了過去發生的時間。“梅子成熟日”壹般解釋為黃梅季節,自然沒錯;不過浙江人有他們更真實的感受,那就是可愛的李子熟了。然而浙北最好吃的水果不是黃梅,而是楊梅。楊梅是浙北的珍稀水果。最遲在宋代成為貢品,5月即所謂黃梅時節成熟。(1)皇甫嵩是周目新安人,他所謂的梅幾乎就是楊梅。正如《世說新語·鑒》所記載,漢斯·張“見羅秋風,思吳中蔬菜湯鱸魚湯”,皇甫嵩也因長期困長安而思念家鄉楊梅,想起與楊梅有關的人和事,想起因采梅、吃梅而相識或結伴出遊的戀人。壹個詩人,努力了很久,被困在首都,失意仿徨的時候,自然沒有什麽比家鄉和家鄉的戀人更讓他感到溫暖和安慰。壹想到故鄉的戀人,自然充滿了美好,哪怕是在“夜航船”上,哪怕是在下雨,哪怕是在即將分手的“驛站邊”上!就像當代流行的壹首歌,“今天是美好的壹天,因為我和妳在壹起;偏偏天上下著雨,下雨天壹個人都沒有。今天是個好天,因為我和妳在壹起,就像天空在下雨,雨天很難忘記。夜雨淅淅瀝瀝,舟中吹笛,小橋微語,歡樂依舊。比如現在,仿佛是上輩子的事,昨天的歡樂變成了今天的辛酸!

第二首的寫法和第壹首差不多,但是感情更強烈,形象更鮮明。開頭的“睡”字是對後面“夢”字的埋伏。《殘月下落幕》既表現了失眠的漫長時光,又描寫了破碎悲傷的心情。第壹首歌還是叫《閑夢》,所以這裏是不眠之夜的“惆悵”。這是什麽?“秣陵事件”。秣陵到底發生了什麽?“桃花柳絮滿江,雙包子坐吹笙”。暮春三月,桃花正開,柳絮復空,草木蔥郁。壹個梳著雙髻的姑娘席地而坐,彈奏著悠揚的笙樂,是壹幅美麗的夢景!現在我想在夢裏看到它,但它更像水影的魔花。壹天之內貪得無厭,真讓人心碎!陳廷焯的《邵雲集》稱之為“惆悵”,而《慈則大吉雅》更稱之為“婉轉惆悵”。

再來看皇甫嵩的《采新》:

必須教余笛玩。紅燭別遲到。無數風雨後的紅夜,是壹根空樹枝!

這個詞的主題無疑是消極的,感傷的。作者把人生比作壹場盛宴和壹樹鮮花,勸人們不要失去美好的日子,及時吃喝玩樂。杜秋娘《金鹿曲》說:“我勸妳不要愛惜金衣,而要愛惜青春。有花可以折直,不要等花折了。”這首歌的意思差不多,但更透徹,節奏和用詞更激烈,透露出壹種悲涼感。這種心態和感受,顯然是晚唐五代亂世的反映。況周頤《餐櫻花刺》說得好:“不如言隱,但也有不妨說之者。皇甫子琦《采新》雲:‘壹夜紅顏,風雨後空枝。’語輕語痛。劉大姐先生在談到這首歌時,也寫道:“景物描寫得很美,有悲涼的感情在裏面。雖華麗但不* * *,其情緒低落。”①

讓心情低落的不止以上這些。《仙女》第二章借助仙女故事,表達了對已經失去的美好事物的遺憾、失望和惋惜。《浪淘沙》第二章通過對河流流沙的書寫,抒發了人世滄桑的情懷。《花集》湯顯祖評論本卷,評有雲:“桑田滄海,壹字斷。美女變成白發,美少年變成鵝皮老頭,感情尷尬。”李冰若評《徐莊姬滿》第二雲:“此詩亦有被譏、被諷之意,委以遠而廣之旨。”再比如《楊柳枝》,每年柳枝空青,國家興亡的故事還是不壹樣的。尤其是最先說到這個朝代的晚唐,感受到了,以千變萬化的柳色作為對比,突出了過去的繁華和現在的衰敗形成鮮明的對比,讓人感到淒涼。《怨兀》中有兩首詩,壹首是關於“吹笛,淚如泉湧”,另壹首是關於“離別,惆悵淚下”,自然充滿了怨與悲。六根“竹枝”也反映了對愛情的渴望和離別的痛苦。即使兩首《拋球曲》寫的是吃喝玩樂,但依然是草率和悲傷心理的暴露。

皇甫嵩詞中真正歡快的篇章是兩句詩,采蓮子。且看原話:

連十頃荷香荷養,小姑貪玩采蓮晚幼。晚上船頭濕漉漉的,脫下紅裙包鴨子更顯年輕。

舟在湖中動,舟在秋中動。無緣無故把蓮子扔過水,妳會被人知道很久。

整個江南,似乎只有這壹片水域還在蕩漾著歡樂;而所有的歡樂似乎都集中在這些女孩身上。蓮花是精致聖潔的象征,出淤泥而不染;蓮子(荷花)是純潔和愛情的象征,“蓮子”是“小早川憐子”;而女生則是人際關系中美好、活潑、自由、聖潔的代表。當姑娘遇到蓮花,成為“采蓮姑娘”的文化形象,自然就成為了世間最理想的美好與自由的象征。更何況是壹群貪玩的,愛的種子,天真無邪的采蓮人!荷葉田,苗條的紅裙,充滿歡笑和青春的歲月,在戰爭和苦難的間隙,青春依然如紅蓮般綻放!這是皇甫嵩心中所有喜悅和安慰的來源。《望江南》裏那個和他壹起在船上吹笛子,在驛橋低語的雙髻姑娘是這些采蓮姑娘中的壹個嗎?桃花柳絮後,還有火壹樣的紅百合,拋掉望江南的惆悵,是采蓮子的喜悅。

因此,皇甫嵩無疑是晚唐五代浙江詞人中最真誠、最有經驗的壹位。在他的詩裏,江南和江南女人其實是分不開的,而是鄉愁和愛情的結合體。只要妳輕敲他心房的門環,思鄉之情便如壹縷升起,隨風悠揚。岑參《春夢》詩中說:“枕上,春夢裏,可行千裏江南。”好就是好。

與深沈惆悵的情感體驗相聯系,有時甚至相牽,是皇甫嵩詞中深沈的時空情感。上面已經講過了,我在這裏簡單說壹下。並以他的《浪淘沙》第壹首歌為例:

灘上細草遇疏林,浪惡舟半沈。慈愛的蒼鷺和沈睡的海鷗飛向舊圃。去年,沙溝是河的中心。

前三句看似純粹是寫景,但從句子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並沒有超出寫景的深意。結論說現在的沙嘴去年還在河中央,那麽第壹句話裏的“灘頭”應該是新的灘。新灘形成的原因是“浪邪”,是上遊帶來的泥沙淤積造成的。壹年過去了,灘頭已經長滿了細草,與岸邊的疏林相連。白鷺和海鷗早就把這裏當成了理想的棲息地,把這裏當成了“老浦”。說明風浪急,沙沈得快。很有壹種滄桑的感覺,但表達方式卻別出心裁。而那句“浪不好,船半沈”是不能輕易放過的。寫危險環境下生活的艱辛和脆弱,也是對社會現實的壹種反映和比較。但是,換個角度,船在沈卻不沈,凸顯了生命的掙紮和堅韌。全篇四句話,三開壹合,句句出人意料,但又不失氣勢,鏗鏘有力。讀起來真的讓人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滄桑,比如蓬萊的淺水和東海的塵埃。難怪湯顯祖要感嘆美貌與白發。

第二首的時空感更加隱秘,在表現手法上也有創新。詞雲:

戰俠歌豆蔻北人愁,樸玉山風野舟秋。向上揮手?不會唱歌,冷沙就流入河中。

皇甫嵩,江南人,困於北方,必是經常被北方風光所觸發。但此詞只談北方人在江南的艱難處境和由此產生的強烈悲哀,突出了北方人在江南的風雨、冷秋、江浪中,蜷縮在野船裏,徹夜不眠,幻想自己是被裹挾在浩蕩大江中的細沙。江南的北方人這麽難,北方就不是這樣的!所以,表面上寫南方的北方人,實際上是寫北方的自己。這種外推法是皇甫嵩經常使用的壹種藝術手段。

比如《回鶻的怨恨》第壹首,說他思念的女人應該是因為他離家久了而變老了,又因為怕引起怨恨,甚至擔心聽外國的歌,這是遙臆測;通過遙遠的臆測,打通了江南和塞北,讓新兵和閨閣* * *中的詩人所想象的時空,達到了同時表達新兵和閨閣兩地相思之苦的目的。時空跨度深而恰當,體現了相當高的藝術技巧。

再比如《仙女》,前兩句描寫的是柳浪回家路上的情景,但意思壹語雙關,既是江南水鄉常見的場景,也隱喻了柳浪因為對仙女的眷戀而流連忘返,以至於習慣了相互歌唱的鷓鴣。三四句寫他跋涉萬裏,經年歸來,只遍人間,人物不在,自然很苦惱,會更懷念仙境。但最後兩句,很可惜的寫了山中仙女也壹定後悔自己托付錯了人。其實這是劉郎的自責和愧疚,看似含蓄委婉。可見,運用遙思的方法,往往能使作品的情感意蘊無限,耐人尋味。正如阿清詩人吳占泰在第八卷分析杜甫的詩《月夜》時所說:“懷遠的詩說我記得他,但它只意味著壹件事。也就是說他記得我,他的意思只有兩層。說我記得遠方的我,意味著三件事。如果妳不知道如何記住我,妳將被無限折疊。”皇甫嵩這個詞顯然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作者通過遠程的推測和懸念,將不同的藝術時空融合在壹起,形成壹個完整的意境,使作品獲得了巨大的潛力和深刻的意義。

《天仙》是連接兩個世界,《楊柳枝》第二首是同時連接古今、跌宕、幽僻和南北。據清代曹錫同《唐詩解析集訓》(卷九)“唐代有王武公館,禁於長安以東”。唐代祖勇《王武齋夜宴圖》中有詩:“王武為國寵,居紫禁城之首。“相傳唐太宗第三子李恪(619-653)曾封吳王。所以,皇甫嵩這個詞很可能是他被困長安時寫的。從眼前府的廢墟,到府旁的青柳,再到柳林中的鶯聲,詩人想到了古代的江南吳國,更進壹步想到了吳宮中的美人石:當凱旋而歸,誌得意滿,美人石更是錦上添花,何等美妙的幸福。那時候的吳王宮壹定是春意盎然,充滿了喜慶和歡樂。但是然後呢?現在呢?現在是春天,如果妳想起江南的吳宮舊址,那壹定是柳枝飄飄,鶯聲婉轉,而密密麻麻的柳綠和婉轉的鶯聲恰恰襯托出了廳堂和閨房的蒼涼。除非天堂裏有神靈,否則習字可能再也看不到這美妙的春光,聽不到這甜美的鶯聲。誠信可謂壹層壹層的折疊。作者是否有吳王李恪英年早逝的秘密不得而知,讓唐朝可能少了壹位聖人。如果有,那意義重大。作者認為,第壹人稱贊美玄宗誤國,第二人稱贊美李恪之死和毗利春秋,都是很有道理的。大家說說吧。

再比如《夢見江南》,從眼前的室內陳設夢見江南,再到梅雨、河城、夜船、郵橋、桃花、柳絮,最後止於戀人的依偎,時空感不深。

最後,順便說壹下皇甫嵩詞體現的江南地域特色。首先,詞調本身的江南文化色彩,如《江南夢》、《楊柳枝》、《采蓮記》、《竹枝詞》等,壹眼就能看出寫的內容與江南有關,後三調直接來源於江南民歌;二是題材內容上的江南色彩,如東漢單縣劉、阮入天臺山的故事,采蓮采竹中江南女性情感世界的反映;第三,詞中有密集的水鄉意象,如“白鷺”、“秋日水葫蘆開”、“百花紅”、“鷓鴣繞青山飛”、“浪淘沙”等。有很多意象,比如楊柳枝春回水鄉,垂柳,黃鸝長鳴,《采新》裏的紅夜風雨滿,江南的紅香蕉,梅花,《江南夢》裏的桃花柳絮滿江,蓮子被摘。第四,詞中的江南女子形象,如《仙女》中的仙女、《江南夢》中的、坐在笙上吹發髻的女子、《采蓮記》中的大嫂、無緣無故把蓮子扔過水的女子、中的等郎歸來戴眼的女子。最後是皇甫嵩詞所具有的江南文化的溫婉感傷氣質。受父親影響,皇甫嵩的性格中雖有諸多因素,但他的詩歌中仍滲透著時代和命運的悲涼與南方人的優柔寡斷。

總的來說,正如本節開頭所概括的,皇甫嵩的詞仍然屬於詩人的詞,他仍然習慣或不自覺地用詩的眼光看待詞的風格,用詩的態度和手法填充詞。更準確的說,是在晚唐詩歌的基礎上加入了詞語的色彩和因素。這種“以詩為詞”與後來蘇、辛等人以明確的理論主張和實際行動自覺創新詞體的“以詩為詞”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是對詩體的嘗試,後者是對詩體的改革。正因為皇甫嵩的詞創作還保留著厚重的詩意成分,所以在晚唐五代,他的詞艷而慵懶,成為晚唐為數不多的可以與韋莊、孫光憲、李遜、陸、李煜相提並論的五代詞。阿清陳廷焯《白玉齋詞話》卷七對皇甫嵩評價甚高。他說:“唐代皇甫子的詞,雖不及費清的瑰麗,但措詞典雅,仍有古詩詞之意。唐詞超越費清,但其右者不多見。五代之後,再也沒見過這種筆墨。”李冰若《花間集註·徐莊漫集》也說:“詞雖少,美而雅在骨。第壹天,荷花開了,楊柳也開了,和魏壹起工作。就其言之淺義,非文薇所及,呂太保耳近。”就連對“清真詞”情有獨鐘的鄭振鐸先生,也認為皇甫嵩的詞“絕、雅、壹流”。

可喜的是,皇甫嵩的詞也對後來的浙江詞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並不是像陳廷焯所說的“五代之後,這種筆墨再無蹤影”。如宋初浙江著名詩人張喜安,因其詞清麗淡雅,受到皇甫嵩的影響。摯友夏敬觀手批張子夜詞,曾指出:“葉紫詞端莊古拙,有唐五代遺風。”當然,這是下壹章的話題。

(1)(宋)陳《知齋解》卷十壹曰:“唐人飲酒之令,詳載於本書,今人所不知。”

(1)高彥秀《唐缺史》(唐代)有“裴豪爽”之說(附“皇甫閬中高傲”):“皇甫閬中,儀表刻板,文質彬彬,才氣高傲,性情直爽。.....並命兒子用宋錄了幾首詩,犯了壹點小錯,便對著五線譜大加贊賞和呵斥。如果它失敗了,它會抓住它的胳膊,血會流到肘部。它的急率也是這樣。”

②(清)章學誠《文史》外卷二《皇甫捧正藏書》。《四Ku全書簡明目錄》卷十五、《皇甫鄭智集》六卷也說:“其文章與李敖同出韓愈。文字越嚴謹,越令人驚訝。”

③《皇甫持集》卷四《答首書》,和文的《四庫全書》。

(1)《歐陽文忠集》卷八十七《皇帝貼端午詩六首》,其二是雲:“彩繩盤結,楊梅團子紅。宮闈的九曲和風俗是壹樣的。“《東坡全集》(卷壹壹五)《慈禧太後六首》(第五首)也說:“上得林中珍木暗池臺,蜀吳寶來萬裏。妳不僅能在盤子裏看到橘子,還能在手掌裏得到楊梅。"石祖克《楊梅》詩說:"楊梅五月滿林,初疑值千金。賀衛方說蒲萄比李路南紫更重更黑。飛艇似乎聞到了新貢品的味道,卻看不到船上的舊貢品。詩成欲寄於山中老,恐僧愛渴。“陸遊《望李湘楊梅》詩說:“楊梅城五月山前,項羽廟千年溪中。傘輕,不惜遠行,年年來工美。”陸遊在詩末特別註明:“當地風俗說楊梅止稱梅。”可見在浙北,所謂的李子就是楊梅。英美思人和英美思鄉愁壹定比他們更早成為貢品。李白《追憶似水年華·贈江洋屠場》詩說:“江北荷花開,江南楊梅熟。喝酒的時候,懷賢在我腦子裏。“田,宋代詩人,似乎特別喜歡楊梅。他的詩《三月二十八日書》中說:“惜春終日徘徊,弄堂半開。香樹無鶯舌,空巢有燕歸。樂書杜絕離家千裏,哀怨怒殺壹杯酒。長沙哪裏地方窄,記得摘楊梅。"卷十六《感為文中書》雲:"郡中,松滿綠花,客滿酒。就在河水搖落的時候,天邊空空的,太安靜了。春天好不容易到了雪山峽谷,也不知道蘭茂申的森林人。去鄉下三千五百裏,楊梅成熟之日為歸期。"

(2)《今天是個好日子》這首歌是李海鷹作詞,陳小奇作詞。

①劉大姐《中國文學史》(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542頁。

(1)《太平毓蘭》卷四十壹引劉義慶《遊》雲:“東漢永平年間,浙江單縣人劉琛、阮昭* * *到天臺山采藥,未能歸。突然在溪邊遇到兩個女的,條件很好,邀請她們到家裏結婚,住半年。後兩個想家,指示第二個女人回國送她們回家。自從我回來後,我愛舊分崩離析,房子也換了,從此再無交集。我問第七個孫子的時候,謠傳我進了山,我迷路了。”

(2)(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禽鷓鴣》雲:“鷓鴣畏霜露,早晚稀。它們在晚上生活,用樹葉蓋住自己,並多次啼叫。如今,據說他們唱著:‘妳離不開妳的兄弟。’"

(3)(後晉)劉劭著《舊唐書》(卷七十六):“然有文武之才,太宗常稱其自類。既然名氣大,就很可取。支持皇帝的孫昌無極深感嫉妒。在永輝,會議室的愛情是叛逆的,所以是因為事,為了讓大眾失望,在家裏受了委屈。”

①鄭振鐸《圖解中國文學史》第三十壹章,北京出版社,2001版,第4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