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劉半農、沈的九首新詩於5438+0918年6月發表在《新青年》上，被認為是中國新詩的開端。但在此之前，壹些詩人試圖在內容上對詩歌進行改進和創新。比如晚清詩人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心”的概念，主張用舊瓶來裝新酒，用古詩來描繪新生活。黃遵憲的詩歌在形式上得到了拓展，在內容上出現了現代文明的新名詞。但古典詩詞還遠遠不足以表達文學體驗和生活體驗的真實性。文言文很難成為新事物的載體。
雅士認為，新詩的創新首先是對作為工具的語言形式的突破。古典詩歌和新詩的語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前者是農耕文明背景下相應的語言藝術；後者是現代文明的固有回聲。
他進壹步解釋說，20世紀的中國人面臨著內部的文化沖突和觀念變化。以胡適為代表的語文承擔者，將語文視為壹種文化，並按照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加以推廣。他們在提倡用白話文創作新詩的同時，也在鼓勵以白話文為代表的日常生活化和大眾化。
“漢語是壹種動人的語言。在前期評價新詩時，也要考慮到白話文的成熟度和相應的時代背景。只有把當時白話文的發展納入到詩歌的分析中，才能更清晰客觀地區分新詩所表達的美感。”啞石說。
新詩以反貴族的方式出現。
孫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道路壹直是在各種對立中推進的。拋開文學內部的批評，反對胡適白話文運動的很多人都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比如陳寅恪、吳宓。但是，他們的批評只是從文學的內部發展來看待文學，而沒有看到新詩運動實際上是中華民族對現代性的壹種訴求。
"文學和詩歌永遠不會簡單，它們是文化進程的壹部分."在孫看來，尤其是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時期，詩歌不可能完全脫離時代背景。
因此，新詩的出現又有了新的意義。比如胡適的《蝴蝶》:“兩只黃蝴蝶，雙雙飛向天空。不知道為什麽，壹只飛回來了。另壹個，孤獨又可憐。我無意上天，蒼穹太寂寞。”詩雖然簡單，但它代表的不僅僅是詩本身所描述的“蝴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對胡適所倡導的反貴族化、親民化的實踐。
而新詩的壹些詩人則完全投身於當時的社會背景，被稱為“最感傷的詩人”——何其芳，他在描寫抗戰的《成都，成都》中，文筆由抒情轉為熱烈。社會環境對詩歌的改變不僅體現在詩歌中，甚至延伸到詩人本人。“我們以為我們是在獨立地進行自己的文學創作，但實際上我們受到了強大的社會背景的影響。”孫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