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寫的詩有340多首,突破了寫男女情愛、離別之情的狹隘主題,具有廣泛的社會內容。蘇軾在中國詞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將北宋詩歌革新運動的精神拓展到詞的領域,壹掃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並駕齊驅的狂放派,拓展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突破了詩與詩的界限,為詞的創新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代表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開創了豪放派詞壇的先河,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劉辰翁在《辛稼軒序》中說:“詞達東坡,光明磊落,似詩,似散文,似天地奇觀。”
1079年7月,蘇軾上任湖州,因烏臺詩案被定罪入獄,次年1月被流放黃州。在詩案發生之前,蘇軾曾於1071年在杭州擔任法官,並有過突出的政績。他的詩歌作品總體上是大漠中的灑脫,而在內容上則多指向仕途生活以表達政治豪情。詩案之後,雖然也有為官翰林學士的時候,但作品中很少有豪放不羈的出洋相,反而越來越轉向對自然和人生的理解。至於晚年生活在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更是展露無遺。他壹繼承黃州作品的風格,就收斂了壹生,我自由運物,達到壹種豁然寧靜的環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歌作品在創作上既有繼承性,又有明顯的差異性。在貫穿始終的“回家”情結背後,人們可以看到詩人的筆觸逐漸轉向了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越來越老,越來越成熟,也就越來越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早期作品主要體現蘇軾“特定的政治憂患”,後期作品則以“廣闊的人生憂患”為主,以惡為怨,壹提到惡,便是“像臺灣的蒼蠅,吐出來”。他行雲流水的作品引發了烏臺詩案。黃州的貶謫生活,使他“諷刺殘酷,文風犀利,緊張憤怒,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壹種燦爛、溫暖、善良、寬容、和諧的理解。很甜,很成熟,很透徹,很深入。”
其次,文化上,前期提倡儒家,後期提倡道家。
前期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感,對民間疾苦深為關切;後來特別是兩次被貶後,他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回歸佛教,企圖擺脫宗教。受佛教“平常心即道”的啟發,他在黃州、徽州、儋州等地過著真正的農民生活,並樂此不疲。再次,在風格上,之前的作品氣勢磅礴,奔放如洪水決堤,瀉千裏;後期作品空靈雋永,簡單輕盈,如《深柳》、《白梨花》。
就詞而言,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不多。據朱景華先生統計,類似作品約占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壹,且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當時創作的主流。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不占優勢,但卻真實地反映了蘇軾在那個時期積極的為官態度。後期的壹些作品既有鄉土人情的風格,又有待客的韻味。如詠物抒情、緬懷風景、懷古情懷、送禮遠離、田園風光、談禪論理,幾乎包羅萬象,絢麗多彩。這部分大概占了蘇軾全詩的十之八九,滿篇都是莊子,化為蝴蝶,我什麽都忘了。至此,他驅逐了所有對現實和政治的不滿,歇斯底裏的咆哮,以及針砭時弊的批評。它的題材越來越廣,風格越來越平淡深遠。
蘇軾的詞風可分為三類:
壹、豪放風格這是蘇軾刻意追求的理想風格。他以豐富、激昂甚至略帶悲涼的感情,融入其詞,寫了壹幅明末陳洪綬畫東坡圖的畫像。
事物以慷慨豪邁的形象和廣闊壯麗的場面取勝。
2.曠達之風這是最能代表蘇軾思想和人格特征的詞風,表達了詩人歸隱、避亂世、盼太平的願望。
3.婉約的風格蘇軾婉約詞的數量在其總詞數中占絕對的比例。這些詞感情純凈深刻,風格健康高遠,也是對傳統婉約詞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