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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泛神論對郭沫若早期詩歌創作的影響

從改革開放到80年代末,關於《女神》與郭沫若早期詩歌的淵源及影響的研究很少,但也涵蓋了兩個主要的研究方面——中國的詩歌傳統和外國詩人(主要是惠特曼)對郭沫若的影響。

許的《郭沫若早期詩歌民族傳統溯源》[1]認為,中國古代文論,尤其是莊子思想和司空圖、袁枚的詩學,對郭沫若的詩學和早期詩歌創作有著重要影響。並且明顯受到中國古代傑出詩人的影響,包括李白、蘇軾、陶淵明、王維、孟浩然、柳宗元等。也有人認為,郭沫若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中積極浪漫主義的藝術傳統,這壹傳統始於《楚辭》。最後總結出郭沫若繼承民族藝術傳統的四個特點:大膽運用自由形式,發展傅比興的傳統表現手法,借鑒古代詩人運用語言的優秀傳統,形成自己鮮明獨特的語言風格,繼承莊子和屈原開創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形成郭沫若的浪漫主義詩歌風格和理論。常旭的《他找到了噴火——論惠特曼對郭沫若詩歌創作的影響》[2]從創作論的角度考察了惠特曼對郭沫若創作最重要的影響,使他找到了火山的“噴火”——新的激情、新的表達。本文總結了郭沫若接受惠特曼影響的幾個方面:壹是良好的詩人自我感覺,二是強烈的自我表現欲望,三是自由大膽的詩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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