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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敘事藝術?

20世紀的敘事學誕生於法國。法語敘事學由拉丁語詞根narrato和希臘語詞尾logie組成。顧名思義,敘事學應該是研究敘事作品的科學。然而,這個定義經不起進壹步的研究。因為敘事學的研究對象——敘事作品的界定,並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新版《羅伯特法語詞典》將敘事學定義為“關於敘事作品、敘事、敘事結構和敘事的理論。”《拉魯塞法語詞典》對敘事學的解釋是“人們有時用它來指代對文學作品結構的科學研究”。顯然,這裏的“文學作品”並不僅僅包括壹種敘事作品。羅蘭·巴特認為,任何材料都適合敘事,包括繪畫、電影、漫畫、社會軼事和對話。敘事載體可以是口頭或書面的音頻語言,固定或移動的圖片和手勢,以及所有這些材料的有機混合。事實上,敘事學的發展並不完全遵循這壹假設,其研究對象僅限於神話、民間故事,尤其是小說這種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敘事作品。即使進入由非語言材料構成的敘事領域,也是以語言為載體的敘事作品研究為基礎的。就連巴特的《時尚系統》這本書也在研究報紙雜誌上關於時尚的文字符號。就神話、民間故事、小說而言,敘事學早期註重前兩者,主要研究“故事”;敘事學發展以後,主要研究後者,關心“敘事話語”。所以兩者不可同日而語。這樣,從實際發展情況來看,敘事學就是以神話、民間故事、小說為主的書面敘事材料的研究,並以此為參照研究其他敘事領域。

“敘事學”壹詞是由托多羅夫首先提出的。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談語法》中,他寫道:“...這部作品屬於壹門尚未存在的科學,我們暫且稱之為敘事學,即關於敘事作品的科學。”②在此之前,敘事學的研究思路和理論輪廓已經相當完備。敘事學的出現是結構主義和俄國形式主義共同作用的結果。結構主義強調要從構成整體的內部要素的關系來考察和把握事物。特別是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從時間的角度,即語言的內部結構來考察語言,而不是從歷時的角度和歷史的演變來考察。這種研究思想對敘事學的產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敘事學理論起源於俄國形式主義。什克洛夫斯基、艾森鮑姆等人發現了“故事”和“情節”的區別,其中“故事”是指實際發生時間順序上的所有事件,“情節”側重於作品中事件的實際情況,這直接影響了敘事學對敘事作品結構層次的劃分。最直接的影響還是來自於《撲通》的《民間故事形態學》,被認為是敘事學的硬傷之作。撲通打破了傳統的按照人物和主題對童話進行分類的方法,認為故事的基本單位不是人物而是故事中人物的“功能”,從而從眾多的俄羅斯民間故事中分離出31個“功能”。他的觀點被李維-斯特勞斯接受,並傳播到法國。列維-斯特勞斯主要研究神話中內在不變的因素結構,試圖用語言模型來發現人類思維的基本結構。20世紀60年代,大量關於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作品開始出現。格雷馬斯和托多羅夫都開始翻譯和介紹俄國形式主義。1966年,《傳播》雜誌第八期以“符號學研究——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為題出版了專刊,宣告了敘事學的正式誕生。正是在這個特刊上,羅蘭·巴特發表了著名的《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為未來的敘事學研究提出了綱領性的理論設想。本文中,巴特總結了前人的成果,闡述了自己獨特的觀點。他建議將敘事作品分為三個描述層面:功能層面、行為層面和敘事層面,任何語言單位都可能與每壹個層面相結合而產生意義。也是在1966年,格雷馬斯的結構語義學問世。他主要研究了話語中意義的組織,還編制了壹個符號學方塊作為意義的基本構成模式,並進壹步研究了敘事結構和話語結構。

可見,在敘事學作為壹門學科正式提出之前,它的發展是蔚為壯觀的,從對神話、民間故事等初級敘事形式的研究,到對現代文學敘事形式的研究,從對“故事”深層結構的探索,到對“話語”敘事結構的分析。托多洛夫建議,對敘事作品的研究應該在“故事”和“話語”兩個層面上進行。在《十日談的語法》中,他通過分析文學作品的語法結構來研究文學作品的文學性,並將敘事分為語義、句法和詞匯三個層次,並將敘事問題分為時間、風格和文體三個語法範疇。通過對《十日談》的分析,將每個故事簡化為壹個純粹的句法結構,得到兩個基本單位,即“命題”和“序列”,試圖建立壹個敘事結構模型。

熱奈特吸收了托多羅夫敘事話語的研究成果。《敘事話語》發表於1972,收錄在三套修辭格中,是他對敘事學研究的巨大貢獻。本文以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為研究對象,總結出文學敘事的規律。他從時間、風格、聲音等語法範疇來分析敘事作品,這些語法範疇本質上表達了故事、敘事和敘事之間的關系――他在引言中首先對故事、敘事和敘事進行了界定。他的分析以敘事話語為重點,同時關註敘事話語層面與敘事故事層面的關系。1983年,他撰寫了《新敘事話語》,回答了範·雷耶斯、多莉特·高安、米克·巴爾等學者對敘事話語的批評,修正或進壹步闡釋了他的壹些論點。

當敘事學理論從法國傳到歐洲,發展到英美時,發生了壹些變化。布斯的《小說修辭學》、馬丁的《當代敘事學》和瓦特的《小說的興起》是英美敘事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學者更多從修辭技巧入手,研究更直觀、更實證。(3)比如布斯對小說修辭中“隱含讀者”和“聲音”的論述,不是從敘事語法的角度,而是從修辭的角度,這對敘事理論的發展也有重要意義。

20世紀80年代中期,敘事學理論逐漸被引入中國,尤其是詹姆遜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帶來了敘事學在中國的繁榮。1986-1992是敘事學翻譯最活躍的壹年,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敘事理論著作基本都是在這壹時期翻譯的。中國的本土化敘事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羅剛的《敘事學導論》(1994)、楊毅的《中國敘事學》(1997)。他們在借鑒西方敘事理論的同時,還利用中國特有的文學資源和話語形式,對包括《詩經》、評書小說、《紅樓夢》以及《詩經》以來的現當代小說在內的古典文學進行敘事研究,豐富了敘事理論,為西方敘事理論的中國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敘事學的發展也給當代小說創作實踐帶來了巨大影響。新時期小說,尤其是先鋒小說,無疑是壹場巨大的敘事革命。在他們的小說中,故事真實性的傳統觀念被打破了,作者在敘述中顛覆了虛構的故事,甚至由敘述者直接出面揭示故事的虛構過程。馬援是這種從故事到敘事轉變的始作俑者,敘事時間突破了故事時間的自然過程,獲得了自由。20世紀80年代以來小說敘事的另壹個重大變化是敘事視角。傳統的現實主義全知視角轉向敘述者的內部視角,用我的所見所聞所感來引導敘事,或者采用內外視角交叉、多重敘事視角來實現對全知視角的背叛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