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的作者在最後還不忘借用壹位日本學者的話，“我想糾正壹個過去的說法。”近年來的成果表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以恢復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過去他只是咬牙切齒的中國的愚昧、野蠻、落後、病態，都集中在作為“個人”的王道士身上，本應切入思考，深入思考中國各種根深蒂固的病態、愚昧，並對他施加影響。”於是乎，每當中國發生不好的事情，都說總是因為某些“小人”作亂，而中國壹旦發生好的事情，壹定是整個中華民族集體榮耀的證明，從而我們的民族和文化“自尊”和“自信”得以實現和滿足。正是這種沒有自我批判、解剖和懺悔的阿q式的“勝利法”，使余的中國文人與文化在人為的“痛苦”和自我麻醉的超然中所向披靡。無論何時到來，都將是看似自信的“勝券在握”。但我知道他有罪。
而中國的壹些知識分子，卻願意回到所謂的“五千年燦爛文明”，拿起傳統文人情懷的人格面具。更何況“隨處可見的中國平民”需要找到魯迅諷刺的“我們的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余為老百姓做得好，所以我覺得他的散文本質上是壹種“媚俗”，他也不冤枉，但他這次賣的是壹種高雅體面的“文化”春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