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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繼珍《紅樓夢》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制約與體現

摘要:翻譯意味著改寫,改寫意味著操縱。譯者的主體性受到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的制約,但在翻譯改寫中仍有體現。本文以王繼珍的《紅樓夢》譯本為例,分析了譯者主體性在翻譯改寫中的制約和體現。

關鍵詞:《紅樓夢》王繼珍譯者主體性改寫

介紹

長期以來,翻譯被不公平地視為原作的附屬品,譯者也被粗暴地貶低為原作者的仆人。壹個譯者既被剝奪了自由選擇和創造的權利,又要努力完美地完成兩種語言之間的對等轉換,這是矛盾的,也是困難的。勒·韋維爾認為翻譯就是改寫,所以絕對對等是不存在的。改寫就是操縱,壹切翻譯都是為了某種目的,在某種程度上對原文的操縱。操縱文學創作和翻譯有兩大因素:專業人士和贊助人。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包括批評家、評論家、教師和翻譯家。翻譯總是受到某種力量的操縱,改寫是文化的必然。譯者參與了翻譯中的改寫,因此翻譯能夠體現譯者的主體性。在《紅樓夢》英譯史上,王績確實是第壹個把這個18世紀中國著名小說節的譯本介紹給美國讀者的人,其譯本可視為溝通中西紅學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意義重大。本文從王繼珍的《紅樓夢》譯本出發,分析譯者主體性在翻譯改寫中的制約和體現。

第二,譯者主體性在翻譯改寫中的制約

勒菲弗爾認為,翻譯改寫最終與權力有關,成為服務於權力的手段,並且總是受到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的操縱。其中,意識形態是壹種概念網絡,影響著讀者和譯者對文本的處理。贊助人有助於文學作品的生產和傳播,也有阻礙、顛覆和摧毀文學作品的權力。

20世紀初,西方對中國的印象和期待只停留在充滿神秘色彩的異域風情,出版社只追求符合主流審美的傳奇情節和愛情悲劇。《中國文學》在西方只定位為暢銷小說。在主流意識形態和贊助人的控制下,王繼珍作為譯者的主體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他不得不在有限的空間裏發揮他的創造力。雖然王繼珍分別在1929和1958中創作了兩個版本,但在第壹版中,全文被縮減到只有39章,只專註於寶黛的愛情糾葛和中國壹些傳統習俗的描寫。第二版增加到60章,但還是以寶黛為主。《紅樓夢》這部封建文化的百科全書被改編成了壹個簡單的愛情故事。縮短譯法以寶黛的愛情故事為藍本,枝葉多被刪除,但能表現中國的風俗習慣為西方人所知的也保留下來,如秦的葬禮。

同時,當時西方主流詩學倡導的翻譯策略是透明翻譯,刻意抹殺外國文本中的語言文化差異,代之以目的語社會的價值取向和觀念。因此,王的翻譯必須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使譯文本土化、清晰化。《紅樓夢》中的詩、詞、歌、詞、對聯、謎語、詩詞、酒令、歌謠等雖然是原文的寶貴精華,體現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但考慮到它們會影響外國讀者的閱讀和理解,王的譯文不得不作了較大的刪減。整個翻譯被改寫,以盡量接近當代的詞匯表達。吳宓曾稱贊王繼珍的譯文,但他並不認為是刪節,而是稱贊他的譯文輕快、清晰、流暢,並為其富有常識、深刻理解西方讀者的心理而感到欣慰。

第三,譯者主體性在翻譯改寫中的體現

譯者主體性是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本質特征,即譯者能夠有效地操縱和改造原文。使其本質力量外化於翻譯行為的特征。譯者的主體性也是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主觀能動性表現在克服客觀制約上。客觀制約因素包括雙語差異、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

作為壹個在美國的華人,王繼珍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時代感交織在壹起,形成了他作為壹個來自霸權文化中邊緣文化的翻譯家的民族性。1929年,在贊助商、專業人士等意識形態的操縱下,他不得不在譯文中省略了許多情節細節和中國文化,這是壹個“極大的遺憾”。三十年後,在強烈的民族覺醒和反抗意識的驅使下,王繼珍推出了重譯版本。在譯者的解釋中,他說:在我的第壹個譯本中,我認為《紅樓夢》主要是壹個愛情故事,省略了許多看似瑣碎的情節。但我現在才明白,曹雪芹想做的是描寫壹個大家庭的生活,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對這部小說的重要性,就像寶黛的愛情對這本書的重要性壹樣。所以我加了很多零碎的女人之間的嫉妒和爭吵,這些在舊譯本裏都被省略了。

同時,在翻譯過程中,王繼珍還使用了壹個小技巧。為了不打斷讀者的閱讀過程,王繼珍很少使用腳註,只包括名字(包括人和動物)和標題。在引言中,王繼珍介紹了漢字的拼音發音,所以所有的註釋都是中國的拼音,腳註在後來的翻譯中直接使用。最受歡迎的全文譯本的譯者霍克斯也深受王繼珍的影響:《紅樓夢》中涉及的壹些中國古典戲曲、古籍、詩詞典故和民間諺語,西方讀者是完全陌生的。如果只在譯文上加壹個腳註,就會讓讀者像戴著腳鐲打網球壹樣難受。同時,王繼珍在人名翻譯方面也是獨壹無二的。在此之前,《紅樓夢》的所有片段都是通過音譯翻譯的,而王繼珍創造了雙重標準。作為獨立的個體,男性角色是音譯的,比如寶玉的“寶玉”,而女性角色符號可以物化,可以自由翻譯,比如鴛鴦的“忠鵝”。這種翻譯表達方式奇特清新,吳宓認為極好,保存了中國的文化。

四個結論

王繼珍的《紅樓夢》譯本證明了翻譯就是改寫這壹經典命題。王繼珍作為譯者的主體性受到主流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的制約,影響著他的翻譯取向和翻譯策略。然而,王繼珍的譯者主體性仍然體現在重譯和翻譯技巧的選擇上。如今,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人們逐漸了解和接受外來文化。今天的譯者應該盡量淡化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的束縛,充分發揮譯者的主體性。

參考資料:

安德烈·勒菲弗爾。翻譯、改寫與文學聲譽的操縱[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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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輝,《王繼珍的英譯與中美紅學的接受》,《紅樓夢研究》,201102期

[7]範姜,《異國他鄉的石頭的故事:紅樓夢百年英譯研究》,復旦大學,2007年。

[8]吳宓評王繼珍英譯本《紅樓夢》,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75期,1929年6月17。

作者簡介:李(1989),女,漢族,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翻譯理論與跨文化研究;秦權(1985),男,漢族,四川大英人,中國人民解放軍68202部隊,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