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理論研究
中國歷史上不僅產生了各類型的書目著作，而且在書目實踐的基礎上，也比較重視目錄學理論的研究。南北朝時期，阮孝緒在《七錄·序》裏詳細地論述了書目大小類目分類的觀點及以往分類中存在的問題。如對王儉在《七誌》中將歷史圖書附於“經典誌”中的“春秋類”給予了批評：“劉氏(劉歆)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誌，實為繁蕪。”唐代毋煚在《古今書錄·序》 中較充分地論述了目錄學的意義，他說：“夫經籍誌，開物成務，垂教作程，聖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而去聖已久，開鑿遂多。茍不剖判條流，甄明科部，則先賢遺事，有卒代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溟，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將使千帙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錄而知旨，觀目以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賢哲之睿思鹹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後來，不其愈乎!”這段文字壹直影響著後世書目的編撰和目錄學研究，怎樣才能“剖析條流，甄明科部”，使學者“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免於“孤舟泳海，弱羽憑天”之苦。
南宋鄭樵編撰的《通誌·校讎略》是中國第壹部系統的目錄學理論研究著作，他從理論上闡述了圖書分類、圖書收錄及圖書註釋的觀點，這些觀點又在“藝文略”、“圖譜略”中得到實際的應用。鄭樵關於圖書分類的思想，其主旨在於詳明圖書類例，以完成書目剖析學術源流的任務。他在《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中提出了很有見解的分類原則，闡明了學、書、類三者之間的關系，他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類例不明，圖書無紀”，指出圖書類例是否區分清楚，關系到圖書的存亡和學術的發展。鄭樵分類思想包含以下幾個內容：壹是明類例可以幫助人們認識圖書，並借以保存圖書的確實記載。他說：“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學貴專門，才能世守;圖書不專，泛覽無歸; 要做到 “人守其書”，必須做到 “書守其類”，以其“專”來區分類例。他認為，圖書集中在壹起就容易保管，分散就容易丟失，圖譜書之所以多有亡佚，就是因為歷代書目不立專類。鄭樵的這種詳明圖書類例，把“專”作為圖書分類的理論是有遠見的。二是明類例可以提供學術發展情況，辨別圖書內容，考察其源流演變。他說：“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類例既分，學術自身……觀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盡管鄭樵過分地誇大了分類的作用，但他這種獨到見解是值得肯定的。他批評劉歆，“七略所分，自為茍簡”;批評四部分類法，“四庫所部，無乃荒唐”。這種敢於批評前人疏漏的精神，對當時學術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三是註重圖書分類的嚴謹細密，把明類例看得像治理軍隊壹樣。他說：“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主張圖書應細分，有其學必有其類。鄭樵根據這種思想及當時圖書的實際情況，不因襲舊法，創立了經、禮、樂、小學、史、諸子、天文、五行、算術、醫方、類書、文十二類百家四百三十二種的分類體系，用於編撰“藝文略”。他的這種分類體系沖破當時盛行的四分法，把經部下的禮、樂、小學分別立類，與經書並列;把子部下的天文、五行、藝術、醫方也分別獨立成類，與諸子並列。他的這些做法都反映了“類例既分，學術自明”等分類思想。四是對某些類目名稱進行解釋，以方便人們認識類目。如對“周官”的解釋：“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周官則是。”對類目的解釋也是為他明類例及發揮類例作用服務的。五是明確提出圖書分類的原則。他認為圖書應按性質各自立類，不可混雜，不同類別的書不能混雜在壹起;各類圖書的排列先後應有次序;同壹作者的不同圖書，應按圖書內容各入其類。鄭樵的這些原則至今仍有現實意義。鄭樵關於圖書收錄範圍的思想，其主旨是通錄古今存佚之書，詳今略古。鄭樵通錄古今，是他變天下之書為壹書及“會通”史學觀點在目錄學中的應用。他說：“觀群書會記，則知樵之藝文誌，異乎諸史之藝文。”“群書會記”指鄭樵費“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群書會記、作校讎備論、作書目訛論”(鄭樵《夾漈遺稿》卷 二)中所編的書目，這部書目即是《通誌·藝文略》的初稿。鄭樵關於圖書收錄的思想主要表現在記錄亡闕圖書; 記錄古今所有圖書，但是要詳今略古;記錄圖譜。為了闡明他記錄亡闕圖書的思想，鄭樵專門撰寫《編次必記亡書論三篇》，他說：“自唐以前，書籍之富者，為亡闕之書有所系，故可以本所學而求，所以書或亡於前而備於後，不出於彼而出於此。”記亡書可便於後世求書，但是，“及唐人收書，只記其有，不記其無，是致後人失其名系”。他又說：“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故學者亦易學，求者亦易求”，記錄亡佚之書可使源流有序。為了達到記錄圖書完備無遺的目標，鄭樵作《求書之道有八論》壹篇，提出了著名的求書八法：即類以求、旁類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盡管這套求書方法行之有效，但先秦古籍很難收集齊備，鑒此，鄭樵認為應詳今略古，“今有記者，欲以記百代之有無。然漢晉之書，最為希闊，故稍略。隋唐之書，於今為近，故差詳。崇文、四庫及民間所藏，乃近代之書，所當壹壹載也”。鄭樵不僅主張記錄圖書，而且還要記錄圖譜，並專門編《圖譜略》。他說：“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認為書與圖各有其作用，兩者不可偏廢，並舉出十六種書沒有圖不可用，如天文，非圖無以見天之象;地理，非圖無以見地之形;宮室，非圖無以作室，“為學者而不知此，則章句無所用。為治者而不知此，則紀綱文物無所施”。姚名達在《中國目錄學史》中評論說：“自古提倡圖畫表譜，意識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於鄭樵者。”鄭樵關於圖書註釋的思想，其主旨是“泛釋無義”。他認為“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何必再對每壹種圖書再加註釋提要。為此，他專寫《泛釋無義論》壹篇，主張“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陳其凡目，則其書自顯。惟《隋誌》於疑晦者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舉。……今《崇文總目》……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且為之說也，已是繁矣，何用壹壹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強為之說，使人意怠”。鄭樵在這裏反對的是不管需要與否壹律編寫提要的作法，並不是說凡書都不必註釋。他又撰《書有應釋論》壹篇，論述其中的道理。“如史家壹類，正史編年各隨朝代易明，不言自顯。至於雜史，容有錯雜其間，故為之註釋，其易知者則否。惟霸史壹類，紛紛如也，故壹壹具註。蓋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不可執壹概而論。按《唐誌》有應釋者而壹概不釋謂之簡，《崇文》有不應釋者而壹概釋之謂之繁。”鄭樵的這種關於圖書註釋的思想，在《藝文略》中得到較好的應用，有的在書名下指出作者的時代及官階，有的解釋書名含義，有的簡介其內容或真偽。總之，鄭樵關於圖書註釋的思想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直至今日，仍有重要借鑒和參考價值。此外，鄭樵還認為書目編撰人員應專職久任，“馬司遷世為史官，劉向父子校讎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為秘書監，令狐德棻三朝當修史之任，孔穎達壹生不離學校之官。若欲圖書之備，文物之興，則校讎之官，豈可不久其任哉?”為了保證書目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作用的發揮，鄭樵還提出了專人治專書和有壹人總負責的書目編撰組織方法。他認為學術分工，各有其長，非其所長，不只會事倍功半，而且容易出錯。他對劉向校書編目的分工組織方法深表贊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劉向、劉歆父子總負責，“出於壹人之手，成壹家之學”。鄭樵對於中國目錄學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創造性地提出的新的目錄學見解值得今天研究借鑒。專門研究鄭樵目錄學的著作有《鄭樵校讎略研究》(徐家麟著，商務印書館1948年出版)等。
清代章學誠編撰的《校讎通義》是中國歷史上繼鄭樵《通誌·校讎略》之後的又壹部目錄學理論專著。章學誠生活在考據盛行的乾嘉時代，其代表作是《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前者主要體現了他的史學思想，後者集中反映了他的目錄學思想。章學誠在總結劉向、劉歆以來目錄學成就的基礎上，提出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著名論斷，這壹論斷代表了封建社會目錄學方法和理論的最高成就。對目錄和校讎工作來說，章學誠提出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不僅僅是簡單的分類編目，主要是通過揭示文獻的思想內容、作者學術成就和師授淵源，闡明學術思想的源流和發展情況，使人們通過使用書目，深知學術之門徑，探討學術之源流，區別學科的範圍，達到讀書治學的目的。他贊同劉向、劉歆的學識和思想，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劉向父子能上溯源流，總結上古以來的學術思想，把學術史的內容賦予書目之中。他認為：“《輯略》……最為明道之要。……其敘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雲：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失而為某氏之弊。其雲某官之學，即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流而為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雲失而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為甲乙紀數之需。”概言之，章學誠主張無論分類、編目、著錄，都必須體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思想。章學誠關於書目分類的思想，強調類目應適應學術與圖書發展的需要，有利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他認為，分類應隨時代和學術的變化而變化，“《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己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 《春秋》學家，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壹。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輯之體，即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壹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章學誠還特別重視分類的“論辨流別”作用，通過分類部次圖書，使人能因類求書，因書求學。以類書為例，章學誠認為有兩個種類，“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有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章學誠關於書目體例方面的思想，特別強調了類序和提要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面的作用。他稱贊《七略》的類序，“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甲乙紀數之需”。關於大、小類序的作用，他認為可起到記述學術源流、解釋類名意義範圍、說明類與類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的作用。鑒此，壹部書目必須有大、小類序，否則無法“辨章流別”。對於提要的撰寫非常重視，反對南北朝時期那種“僅計部目”、“甲乙簿註”的做法。他認為只有編寫提要，才能把作者的學術思想充分反映出來，“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則壹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壹端矣!”關於提要的內容，章學誠要求具備書名的考異、作者的介紹及內容的評判等要點。他的這種關於提要的見解，值得今天目錄學研究者及書目工作人員學習。章學誠關於書目著錄方面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互著、別裁兩個方面。為了使九流百氏之學，“繩貫珠聯，無少缺逸”，他強調使用互著、別裁之法，以補充分類著錄的不足。在分類著錄過程中，壹種書著錄在某壹類裏似乎是不可動搖的，但是，在現實中往往壹種圖書兼有其它學科的內容，“如避重復而不載，則壹書本有兩用而僅登壹記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壹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壹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為了解決上述問題，章學誠專門撰寫《互著》、《別裁》兩篇，對互著、別裁的概念、方法及意義作了闡述。關於互著，他說：“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復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註，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敘列壹家之書，凡有涉此壹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表面看來，互著是個著錄方法問題，實際上它不僅提高了圖書分類的質量，便於考察學術發展源流，而且也發揮了圖書的作用。關於別裁，章學誠說：“古人著書，有采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其所采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為壹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這段論述極其精要地闡明了別裁的意義，分析出壹種書中的某壹篇章，不僅使某篇內容得到充分反映，而且對讀者利用書目查檢也很方便。別裁後，對原書沒有任何影響。因為裁篇別出後說明原來的出處，從中也就可看出學問的流別。章學誠對於互著、別裁的論述，是對中國目錄學理論和方法的重要貢獻。關於互著、別裁兩種著錄方法的起始，歷來有分歧意見。《七略》中有互著、別裁兩種方法，但劉向父子沒有這種思想，而是當時圖書散亂、分工編目造成的壹種失誤。此後班固發現這個問題，在《漢書·藝文誌》中給予糾正，刪去了重復著錄的圖書。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使用了互著的方法，明代祁承?使用了兩種方法，而且簡述了“通”、“互”的意義。歷史上第壹次詳細明確地論述互著、別裁，並把兩種方法提高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高度，是清代的章學誠。自此之後，學術研究人員及書目編撰人員才有了明確的思想和依據。章學誠目錄學思想的另壹表現是關於對索引的理論和方法的論述。他說：“竅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壹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註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壹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註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總類。”這段論述是中國最早的關於索引工作的研究。章學誠當時所說的只是編制圖書的人名、地名、學名、官銜名的索引，此後出現的汪輝祖編的《史姓韻編》、阮元的《經籍纂詁》就是從人名、字詞角度做的索引。章學誠對圖書資料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有切實的評說，他利用 “道”與 “器”的關系來闡述這壹問題，他說：“《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這裏的 “道”指自然規律，“器”指客觀事物。章學誠把這壹哲學思想引入目錄學中，在書中提到“六經皆掌故”、“六經皆器”、“六經皆先王之政典”，這裏的“掌故”、“政典”、“器”都是指圖書資料。人們通過閱讀這些資料可得到學問，也就是得到“道”。這就是說，學術研究必須以資料為依據，這些資料“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答客問》)。他還把圖書資料與學術研究比喻為“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壹不可”。這些精辟的見解常被後世看作重視資料工作的典範。綜上所述，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是在廣泛分析研究前代的書目及目錄學著述的基礎上形成的，為後世建立了科學的目錄學理論和方法體系，不少目錄學著述受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