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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太平天國

Ⅰ。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國領袖。原名仁坤。廣東花縣(今花都)人。出身農家,讀過村塾,屢試不第。1843年創立拜上帝會。翌年到廣西貴縣(今貴港)賜谷村宣傳拜上帝教真義。後回花縣,著《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文。1847年8月赴廣西桂平紫荊山會馮雲山,組織力量,開展政治鬥爭。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營盤嶺聚集2萬多會眾舉行反清武裝起義,建立太平天國;3日在武宣“登極”,稱“天王”;12月在永安(今蒙山)分封諸王。翌年攻桂林,克全州,占領兩湖,再從武昌沿江東下,攻占南京。1853年定都南京,改稱天京。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再分兵北伐、西征,結果北伐失利而西征勝利。入主天王府後,深居簡出,生活奢靡,大權交由楊秀清掌握。1856年,太平軍先後擊破清軍江北、江南大營,楊秀清居功自傲,逼封萬歲。遂密詔韋昌輝、秦日綱,誅殺楊秀清及其家人、部屬2萬多。1857年石達開帶20萬精兵出走後,只得重用陳玉成、李秀成等,以扭轉局勢。1859年命洪仁玕總理朝政。清廷勾結帝國主義加緊鎮壓太平天國,安慶、蘇州、杭州等相繼陷入敵手,天京被圍。1864年天京陷落前病死。

Ⅱ。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將大筆軍費和巨額賠款,全部轉嫁給勞動人民。由於五口通商,外國的工業產品湧進中國,質高價廉的工業產品,排斥了中國傳統的家庭副業和手工業,使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破產,失去生計。同時,地主加緊了對農民的盤剝,土地兼並更為嚴重。清政府的捐稅,年年增加,使農民不堪重負。1840-1850年,廣東、廣西和全國許多地區,水災、旱災、蝗災,連年不斷,廣大農民家破人亡,陷入絕境。農民反抗鬥爭多達110次。特別是兩廣地區,由於受到鴉片戰爭的直接沖擊,社會動蕩更為激烈。

在此期間,洪秀全被《勸世良言》中的單壹神權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觀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觀和中國農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結合起來,從農民階級的要求和利益出發,先後撰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訓》。同時期,馮雲山在紫荊山區的廣大貧苦農民和燒炭工人中,宣傳反清思想,開展拜上帝會的組織工作。1849年,拜上帝會眾已達萬余人。1850年前後,拜上帝會與地主團練的沖突日趨尖銳,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醞釀和發動的。

金田起義: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率眾起義,建國號“太平天國”。3月,太平軍轉戰到武宣東鄉,洪秀全正式稱“天王”;9月,太平軍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滯留期間,進行了休整補充和制度建設,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國政治制度的雛形。 1852年4月,太平軍從永安突圍,北上圍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戰役中,馮雲山戰死。太平軍轉戰湖南途中,發布了《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等重要文告,闡明太平天國“掃除妖孽,廓清中華”宗旨,號召廣大群眾紛紛響應。湘江上的纖夫、船工;碼頭上的挑夫、搬運工;城鎮中的鐵匠、商販、木匠;以及郴州、桂陽山區的煤礦工人,參加起義,太平軍迅速壯大。1853年1月,太平軍攻克武漢三鎮,隊伍增至50萬,聲威大振。2月,太平軍水陸兼程,沿江東下,連克九江、安慶、蕪湖等重鎮。3月19日,太平軍占領南京,洪秀全進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國建立了與清王朝相對峙的農民革命政權。

1853年3月19日,太平軍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為都城。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為了鞏固和發展勝利成果,進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鳳祥、李開芳率軍進兵北京。北伐軍出江蘇,過安徽,進河南,渡黃河,入山西,直搗直隸,逼近天津,由於孤軍遠征,終於失敗。洪秀全為了控制長江中遊,確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賴漢英、胡以晃、曾天養率軍溯長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廣大地區。在湖南境內,多次打敗曾國藩組織的以地主團練為骨幹的湘軍。1856年上半年,太平軍又在天京外圍展開了激烈的破圍戰,先後擊破了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在軍事上達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並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試圖建立壹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天朝田畝制度》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維持絕對平均主義的農民烏托邦,不可能付諸實施。但是,它表達了廣大農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強烈願望。太平天國還實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試制度;對外關系上,堅持獨立自主。

正當太平軍在西征戰場取得勝利之時,1856年8月,天京城內發生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責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為“萬歲”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態發展下去對自己不利,表面上答應了楊秀清的要求;暗地裏卻密召在前線的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回京救駕。韋昌輝立即率3000精兵趕回天京。9月2日淩晨,在秦日綱的配合下, 包圍了東王府,殺了楊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萬多人。天京城內壹片恐怖。石達開從湖北趕回,斥責韋昌輝濫殺無辜。韋昌輝又想殺死石達開,石達開只好半夜縋城逃出天京,石達開的全家老小都被韋昌輝殺了。韋昌輝的行為,引起太平軍全體官兵和百姓的憤慨。石達開在安慶起兵後,要求洪秀全順從民意殺死韋昌輝。11月2日,洪秀全誅殺了韋昌輝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這場自相殘殺的內亂。韋昌輝被處死後,石達開應召回京“提理政務”。洪秀全經過“天京事變”,對石達開也不信任,於是封洪仁發和洪仁達為王,鉗制石達開。石達開既無實權,又心存疑慮,1857年6月,率領10萬精兵遠走西南。石達開的隊伍孤軍奮戰,1863年6月,被清軍圍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天京事變成為太平天國由盛入衰的轉折點。

天京變亂和石達開出走,使太平軍被迫由戰略進攻轉向防禦。清軍乘機反撲,攻占了長江中下遊許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營,圍困天京。洪秀全為了挽救頹勢,提拔陳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將領,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陳玉成、李秀成會集各路將領,在安徽樅陽召開軍事會議。各路大軍協同作戰,壹舉攻破浦口殲敵萬余,再次擊潰江北大營。11月,在安徽三河鎮全殲湘軍精銳6000余人,迫使清軍從安慶撤圍,穩定了天京上遊的局勢。

1859年,洪仁玕提出《資政新篇》。主張“權歸於壹”,反對“結黨聯盟”;廣開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興辦工礦交通和金融事業;準許私人投資,雇傭勞動;獎勵民間制造器皿技藝,準其專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來,興辦學館,建立醫院,設立社會福利機構。《資政新篇》作為太平天國後期的政治綱領,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陳玉成部搗毀江南大營,並開辟了蘇南根據地。1861年9月,安慶失陷。次年5月,陳玉成敗走壽州,被俘就義。太平天國西線陷入無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結,***同鎮壓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堅決地同侵略者進行英勇鬥爭,先後重創“常勝軍”、“常安軍”、“常捷軍”,並將華爾打死,給侵略者以沈重打擊。安慶失陷之後,太平軍在江蘇、浙江的根據地也相繼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圍小塊地區,這時,天京內無糧草,外無援兵,形勢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另辟根據地的主張,被洪秀全拒絕。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軍挖掘地道,用火藥轟塌城墻,經過激烈巷戰,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軍將士壯烈犧牲,少數人突圍。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義。李秀成在天京突圍時被俘,被曾國藩殺死。太平軍余部轉戰大江南北,壹直奮戰到1868年。

中國歷史上這場空前規模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前後奮戰14年,縱橫18省,威震全中國,最終在清政府和外國侵略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

Ⅲ。根本原因和弊端。十九世紀中葉,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爆發的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持續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壹次農民戰爭。但這樣壹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敗告終,究其根本原因:過去不少中學歷史教師都認為是“中外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力量過於強大”。這種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沒有看到了事物的實質,個人認為,太平天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農民階級自身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

歷史告訴我們,農民起義要推翻封建剝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須有先進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而太平天國時期並沒有出現先進階級及其政黨,有的只是農民階級,而農民階級本身並不代表先進生產力,提不出正確的革命綱領。就以太平天國綱領性文獻《天朝田畝制度》而言,《制度》的進步性在於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強烈地反映了農民渴望土地和擺脫封建剝削的要求,但單憑平分土地的措施,並不能廢除封建剝削制度,也無法達到“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因為平分土地不僅不能改變小農經濟的社會結構,反而會助長私有制的發展,貧富兩極分化就會重復出現。正如馬克思所說:“平均分配辦法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制度》中實行財產公有,這完全違背了農民的意願。太平天國初期有的占領地曾出告示:“天下農民谷米,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壹石,小口五鬥,以為口食而已。”可結果呢?“此示壹出,被惑鄉民方如夢覺,然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於財產公有行不通,而軍儲卻壹日不可缺,無奈只得回到允許地主繼續收租的舊秩序中來。原因何在呢?《制度》中壹面企圖把社會經濟改造成齊壹化的清壹色的小農經濟,另壹面又企圖在小農經濟上面強加壹個原始的、落後的類似農村公社的組織,這就必然會產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說把農民多余的產品實行公有化,農民中誰勞動力強,誰收獲多,誰就會被公有化得多。這就會出現“多勞少得,少勞多得”的不合理現象,農民“嗟怨”之聲就在所難免了。在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情況下,“無處不均勻”的社會只能是壹個遙遠的憧憬。史實說明,財產公有措施在當時是違反經濟發展規律的,是超出了歷史所允許的範圍的。這啟示我們:對私有制的攻擊,對公有制的要求,並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確的。然而太平天國的領導們就未能意識到這壹點,他們不顧客觀不尊重經濟規律,片面地求“大”求“公”,最終理想化作泡影,這充分說明了封建社會農民階級的狹隘性、盲目性。

農民階級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墮落、狹隘自私的心理行為。思想的蛻變使太平天國政權後期封建化尤為嚴重。定都天京後,無論是職官制度、等級制度、還是在禮議方面,大抵都沿襲封建專制政權模式,他們無法擺脫封建主義的影響和束縛,把革命中奪取來的權力很快演變成自己的封建特權。如據“天條”規定,壹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卻可以“廣置姬妾”、“妃嬪在武昌選出四十人,至江陵選百把人,陸續增添,大約不滿二百人。”洪秀權還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圍十余裏,墻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後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輝煌。”洪秀權把自己關在“林苑芳菲,蘭桂叠妍”的宮墻內,過著“金玉堂中快樂多”的生活,無聊之余,只能寫些自我歌頌和訓戒後妃的順口溜:“萬方萬郭萬來朝,萬山萬水萬飄搖,萬裏萬眼萬鉆至,萬知萬福萬功勞。”他壹再重復自己是“月”是“太陽”。動輒訓斥自己的後妃。由此可見,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與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變”是太平天國的重大事件。它是壹個大亂子,壹幕大悲劇。它使太平天國的壹些領袖們,不是為農民起義的理想而獻身,而是在“天國”兄弟的刀鋒下喪身。它使成千上萬的身經百戰的農民革命戰士,不是犧牲在對清軍鏖戰的沙場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殘殺的血泊中。這個大慘劇使壹個方興未艾屹立在東南半壁的太平天國由盛變衰。然而自“天京事變”後,洪秀權非但不從血雨醒風中總結有益的教訓,還從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達開,接著便大權獨攬,宣布“主也是朕做,軍師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親,首先重用他的外孫蕭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長洪仁發、洪仁達。蕭有和還只十歲的時候,權力已經達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誅之”的地步。後來他竟要把太平天國變成壹個“父子公孫”、“江山萬年”的國家。

太平天國原以“天下壹家,***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為出發點,而卻以“肅體統、大壹尊、壹人垂拱於上、萬民鹹歸於下”的封建政權為歸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質的經濟事實中。農民是小生者,他們既分散又落後,他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壹個至高無上的權威來代表他們,來主宰他們,而這個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別的了。因此,舊式農民起義的領袖們,往往用平等思想來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來坐天下,這就不足為怪了。

綜上所述,太平天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由於缺乏先進政黨的領導,沒有科學的理論作指導。他們過早過急地搞封建專制主義,希冀在利用拜上帝會來實現“天下壹家,***享太平”的理想社會,這種披著宗教外衣的鬥爭方式,具有狹隘性、盲目性,伴隨鬥爭進程的發展,農民階級的種種弱點便逐漸顯露出來,這就不免使太平天國的領導集團在政治上、軍事上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因而註定革命必將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