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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學的主要思想

《第二性》中的存在主義女性心理學思想概論

程治磊

聲明:本文系作者原創並已發表的心理學畢業論文,任何引用以及轉載等請註明作者及出處,謝謝合作!歡迎對此課題及對女權主義感興趣的朋友留言探討!

摘要: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女權主義經典著作《第二性》中,系統闡明了導致女性與男性相比,在某些心理特質和行為方式的劣等性的根源在於,女性作為真正的人所擁有的成為主體的必然要求,以及追求超越的本質需求與整個生存處境對她的目標和行動的限制之間的矛盾,從而有力地批判了女性在本質上是壹種先天劣等性存在的觀點。波伏娃運用存在主義的哲學理念,深入考察了女性生存處境中的各種因素,並結合人的本質及主客體關系,論述了不平等的兩性關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兩性差異。波伏娃的女權主義理論為女性心理學的研究提供了不同於實證科學的理論思路。

關鍵詞:女性心理學;存在主義;女權主義;生存處境;人的本質

壹、導言:女權主義著作《第二性》在女性心理學研究中的理論價值

女性心理學(feminine psychology)可以被稱作半個人類的心理學。女性心理學強調以女性作為研究對象,而女性主義心理學(feminist psychology)則強調女權主義的方法論和價值觀。壹般來說,“不管采用什麽途徑進行性別比較,性別研究和女性心理學都根植於女權主義的觀點。”[1](P3)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發生在20世紀60——70年代,最早興起於美國。波伏娃的《第二性》雖然發表於1949年,但是對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P108-109)第二次浪潮直接促成了女性心理學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發展。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作為壹名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作家和女權主義(feminism)學者,並非正統的心理學家。然而在她傳世不朽的經典力作《第二性》當中卻蘊藏著豐富的心理學思想。她對女性氣質(femininity)、女性生存處境、人的本質、兩性關系以及兩性差異的深刻解析不僅激蕩著存在主義哲學的聲響,而且具有濃郁的心理學色彩。她所提出和揭示的諸多女性問題,至今仍是女性心理學的永恒主題;她所闡釋和論證的許多觀點,依然代表著很多女權主義者和女性心理學家的基本立場。

波伏娃的女權主義理論和女性心理學的關系是這兩個學術領域之間的緊密關系的壹個縮影,由此可以確定《第二性》在女性心理學研究中的理論價值。“西方女性主義同心理學有著特殊的關系,因為女性主義的主旨是改變男性和女性之間不平等的性別關系,而形變關系與男性和女性的主體意識有關,同兩性的情緒和情感、意誌品質和行為特征有著密切的內在關系,因此女性主義者需要心理學的知識作為基礎。”“從壹開始,女性主義就同心理學建立了緊密聯系,事實上,許多女性主義者本身就是心理學家。”[3](P412-413,P261)在此意義上,波伏娃完全可以被視為西方女性心理學的先驅者。欲進入當代西方女性心理學的領域,必須途經女權主義的道路。隨著後現代主義對價值中立的否定和質疑,當代幾乎所有的女性心理學家都在研究中堅持貫徹女權主義的方法論和價值觀。她們相信科學知識永遠不可能是完全客觀和價值中立的。[4]這也是解讀《第二性》中的心理學思想的意義所在。

二、女性的生存處境

女性不同於男性的心理特質和行為方式究竟是先天因素命中註定的,還是由後天因素塑造而成的,這是在女權主義、女性心理學、社會性別研究以及性別差異心理學等諸多領域具有本體論意義的重要問題,對此不同的回答直接決定著人們在女性問題上的價值取向,“限定著我們對未來的想象。”[5](P22)圍繞著女性與男性相比在某些心理特質和行為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劣等性(inferiority)的根源問題,波伏娃從生存處境這壹角度所作的分析,構成她的女權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礎,也是她間接地為女性心理學研究所貢獻的主要思想。

波伏娃認為,女性的劣等性特質是在由諸多因素構成的復雜的生存處境中逐漸形成的,而不是生就的。同時,波伏娃壹方面堅信在構成女性生存處境的所有相關因素中,沒有任何壹個因素能夠成為唯壹決定和價值恒定的因素;另壹方面她堅信只有運用存在主義的觀點,才能對生物學事實、經濟地位以及社會文化等因素在女性形成中的作用進行正確的考察和評估。

波伏娃把女性的生物學特征作為構成女性生存處境的壹個重要因素來加以考察[6](P36)。她對先天決定論的觀念提出了置疑,她認為以生物學術語表達的生物學事實是被生理學家和生物學家賦予了特定意義的事實。她敏感地意識到了在被揭示的客觀事實的表象之下所掩蓋著的被賦予的主觀價值。因此。她壹方面承認“物種對女性的奴役以及對她各種能力的限制都是極其重要的事實,女人的身體是她在世界上的處境的主要因素之壹”[6](P40);另壹方面,她堅決否定弗洛伊德“人體結構即命運”的觀點。她認為“精神分析只有在歷史環境中才可以確立它的真理性”[6](P53)。也就是說,雖然生理因素對女性的存在狀態有著特定的影響,但卻根本不能決定女性的存在在本質上就必然是先天劣等的。波伏娃指出,“所有的特性都含有價值,每壹種所謂的客觀描述都含有道德背景” [6](序P24)。她譴責精神分析學家們“壹直都不接受選擇這個觀念以及相關的價值觀念” [6](P49)。她相信“主體不僅作為壹個身體,而且作為壹個服從禁忌和法律的身體去意識自我並實現自我” [6](P40)。人們總是根據某些價值觀念而不是身體特征本身去評價他自己,而“人的價值和態度可決定什麽東西有可能成為事實。”

我們不難理解波伏娃作為壹個存在主義哲學家所具有的後現代主義傾向,然而真正表明她的存在主義立場的是她對經濟因素的考察。正如她沒有完全否認身體以及性在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壹樣[6](P49),她也沒有完全忽視經濟因素在“女性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 [6](P59)中所起的推動作用。雖然波伏娃並不完全認同於經濟壹元論的觀點,但是她對經濟因素的重視程度遠甚於她對生物學事實的有限認可。無論生物學的事實被賦予怎樣的主觀價值,它畢竟是不可改變的客觀存在;而經濟地位卻是完全可以改變的並確實在改變。然而在經濟問題上,波伏娃在歷史中又和生物學事實不期而遇。因為最初導致女性成為男性附庸的原因在於她所受到的生殖的束縛[6](P70),這樣壹種自然功能和任何設計無關。女性受生育功能的奴役這個根本事實從歷史壹開始就註定她要做家務勞動,妨礙她參與塑造世界[6](P137)。而“從人類最初時起,男性在生物學上的優勢,就使得他們能夠肯定自己作為唯壹的主權主體的地位” [6](P87)。生物學上的差異導致男女兩性在經濟上的不平等,致使“女人在私有財產出現以後便被廢黜了” [6](P93),從此成為壹個“永久的未成年者” [6](P99,105)。直到女性開始參加生產勞動,開始擺脫生殖奴役,女性的生存處境才開始發生重大變化[6](P141)。

經濟壹元論同生物學事實壹樣不能從根本上說明女性在本質上是否劣等性存在的問題。波伏娃不斷向歷史註入存在主義的觀點,她認為“私有制要出現,主體就必須從開始就有壹種認為自己在根本上是個主體,並堅持他生存的自主性和分離性的傾向”以及“生存者只有通過疏遠,通過異化,才能夠順利發現自我”的傾向[6](P62)。因此波伏娃得出結論:“如果人的意識不曾含有他者這個固有的範疇以及支配他者這種固有的願望,發明青銅工具便不會導致女人受壓迫” [6](P63)。女性由於生理上的弱勢因素所導致的最初的經濟地位的軟弱只是為女性走上劣等性的命運提供了客觀條件,而波伏娃則試圖通過揭示在這壹客觀現實下面所隱藏的人的主觀意識的本質特征來說明使生存處境的因素在兩性歷史中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

由於女性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任何研究都不能脫離歷史的進程。如果把上述生物學的事實看作女性歷史發生的第壹要素,那麽經濟因素則可以看作是女性歷史發展的第壹要素。歷史蘊含在文化當中,文化所反映的是歷史的真理。女性的整個生存處境使她註定只能扮演旁觀者的角色[6](P214)。“男人付出他的行動,女人付出他的人格” [6](P267)。社會文化所反映並塑造的女性氣質不可能超越於被歷史規定的女性形象。因此無論在現實生活還是藝術作品當中,女性大部分情形下都扮演著“絕對他者”的角色,反映著男性的主體地位和主權意誌。女性氣質成為女性心理特質和行為方式劣等性的代名詞,“所謂具有女性氣質,就是顯得軟弱、無用和溫順” [6](P387)。波伏娃以嘲諷的語言寫道:“在女人身上,甚至連輕浮、任性和無知也是令人傾倒的美德” [6](P212)。女性就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當中非自然地生成,經歷著和男性不同的成長歷程。歷史文化的積澱和現實生活的社會化過程交互作用,***同塑造著女性氣質。波伏娃的觀點力圖說明性別角色是由社會模塑的。[7](導論)

在《第二性》的第二卷,波伏娃從女性的個體發展史出發,並以各類女性(女性同性戀者,妓女,戀愛中的女人或情婦,神秘主義的女人或修女,獨立的女人或職業婦女等)為對象進壹步闡釋了她對女性生存處境的理解,詳細討論了女性心理特質與行為方式與其生存處境之間的關系,包括神經質癥狀、情緒化、惰性化、自戀、消極被動與被虐傾向、虛偽與不真誠的態度、自制力低下、愛慕虛榮、迷信和盲目崇拜等等。波伏娃在拷問女性靈魂的同時,也在控訴整個文明,她認為“決定這種介於男性與閹人之間的所謂具有女性氣質的人的,是整個文明” [6](P309)。同時,她指出這種文明的本質可以理解為“只有另壹個人的幹預才能把壹個人樹為他者” [6](P309)。女性的生存處境為實現這種幹預提供了條件,而也只有這種幹預的存在,女性的整個生存處境才能發揮它的模塑作用,女性角色的社會化過程才能得以實現。這種幹預必定導致人的異化(alienation)。波伏娃認為“作為女性化女人本質特征的被動性,是壹種從她小時侯發展而來的特征……它實際上是教師和社會強加於她的命運” [6](P323)。

綜上所述,波伏娃認為女性發展的歷史進程表明女性氣質的劣等性本身並不能說明她的存在在本質上是必然劣等的,女性的個體成長史也表明她的劣等性特質是在他人的幹預之下,經過社會化而逐漸形成的。生存處境的限制使女性成為壹個被動的他者,壹個絕對的他者具有了歷史的和現實的可能性。

三、人的本質

波伏娃在探討女性的生存處境時,始終圍繞著存在主義對人的本質(essence of manhood)的理解。可以說,生存處境本身即包含著人的因素。女性的生物學特征,女性的經濟地位以及女性置身其中的社會文化不可能脫離人的主觀意識的參與而發揮作用。波伏娃從人的意識的本質特征以及主客體二元論的觀點出發,進壹步揭示了導致兩性心理和行為差異以及性別沖突的人性根源。在其理論中隱約可見以對人的本質和兩性關系的描述為核心的兩性關系心理學的雛形。

人之存在的價值取決於人的本質,或者說取決於個體對他自身本質的反思性規定。黑格爾在論述本質的概念時曾經說過:“本質映現於自身內,或者說本質是純粹的反思。”人的存在並不直接等於人的本質。“自由選擇”是“存在先於本質”的命題成立的道德前提,而“追求超越”又是對“自由選擇”的價值限定。波伏娃把“追求超越”作為人的主體意識的本質特征,即是對人的本質的反思性規定。

波伏娃認為,每個生存者作為主體而存在的根本需求在於通過自由選擇去設計自己的未來,並通過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行動去獲取存在正當性的證明(或生存理由),從而尋求並實現自身的存在價值。“生命本身不具備存在(being)的理由,而這種理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6](P72)。海德格爾說:“從存在的證明而來,任何壹個存在者才回轉到它所是的和所能是的東西中。”[9](P359)人的存在必然不同於物的存在,使男女兩性相互區別的壹切特質都不如我們都是人這個事實更加重要[6](序P25)。實現人的超越性需求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他的主觀意誌[6](P75),生存的價值源於行動,困於想象。“每個主體都要十分明確的通過開拓或設計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而這種開拓或設計被視為壹種超越方式[6](序P25)。“壹個生存者,除了他扮演的角色什麽也不是。……在純粹的主觀性那裏,人什麽也不是,應當根據他的行為對他進行評估”[6](P296)。從前文對生物學事實、經濟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人類的整個生存處境為男性實現他的超越性需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女性卻受到了限制。作為擁有***同需求的人,兩性本無差別;而作為特定生存處境中的人,兩性產生了分化。這種分化成就了男性作為主體的超越性需求的實現,造就了女性淪為客體的內在性(immanence)狀態的完成。

黑格爾說:“本質之所以是本質的,只是因為它具有它自己的否定物在自身內。”[8](P247)超越性作為人的本質需求,它的否定物就是內在性。如果作為主體的人主動放棄追求超越的行動或者整個生存處境使這種追求成為不可能,那麽人就會陷入內在性的存在狀態中,內在性毫無創造生存價值的可能性。波伏娃將陷入內在和停滯的生存狀態稱之為退化。如果主體同意這種退化,就會造成道德過失;如果這種退化是強加的,就會造成挫折與壓迫[6](序P25)。女性的生存處境為她的兩種退化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最終完成了女性在人類文明中的貶值。女性在創造性活動中的受限事她無法開辟未來,因此只能“回落到空虛的內在性中” [6](P668)。

女性作為人所擁有的成為主體的要求,以及追求超越的需求,和生存處境給她限定的被動命運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對立。波伏娃在論述女性個體發展史的時候,指出了生存處境對這種要求和需求的壓抑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最終導致女性只能在內在性中證明她們生存的正當性,也就是說只能在內在性的範圍內實現超越的需求[6](P70)。她無法通過自主選擇的行動達到自我實現[6](P726),而只能借助男性這個中介去和世界和未來發生間接聯系。她是根本沒有機會而不是沒有能力去通過自己的選擇和努力確定她的主體地位,並在自我超越中創造具體而非抽象的價值。女性的特質“沒有壹種可以證明她的本質或意願原本就是墮落的:它是處境的反映” [6](P694)。

人的本質的需求和生存處境的***同作用,導致了兩性之間主體與客體(subject and object),此者與他者(the one and the other),主要者與次要者(the essential and inessential),相對他者與絕對他者的對立統壹。這種看似和諧的不平衡的兩性關系造成了兩性在心理特質和行為方式上的差異,也造成了兩性在交往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歷史中的男性為了實現他作為主體的本質需求,不僅把自然界,而且也把處於劣勢的異己的女性作為壹種“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10](P35)正因為每個存在者都有成為主體的要求和追求超越的需求,所以“兩種類別的人在壹起時,每壹種類別都想把他們的主權強加給對方” [6](P69)。壹方面,任何壹個主體只能在對立中確立他作為主要者的地位;另壹方面,沒有壹個主體會自覺自願的變成客體和次要者[6](序P12-13)。生存處境對於女性成為主要者的限制使她“從壹開始就存在著自主生存與客觀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的沖突” [6](序P25-26)。波伏娃說:“要做壹個真正的女人就必須使自己成為客體,成為他者。”“女性魅力對超越的需求,是把自身貶為內在” [6](P777)。

波伏娃認為,在女性的生存處境中,還包含著壹種危險的誘惑,使女性最終接受了她與男性之間的***謀關系。生存處境在剝奪女性作為壹個真正的人所應有的超越性的同時,也賜予她作為壹個真正的女人所能夠不勞而獲的作為主體的幻覺。波伏娃認為“和想獲得主權自由的主體的真實要求壹起出現的,還有生存者對順從和逃避的非真實渴望” [6](P344)。“在這條路上,可以避免真正生存所包含的極度緊張” [6](序P17),“使她無須做什麽就實現自己的欲望” [6](P392)。因此,“男人壹旦把女人變成了他者……她也可能不要求有主體地位” [6](序P17),從而成為壹個“荒謬地帶有主觀性的客體” [6](P ),這種荒謬性就是壹個人的“欲望與等待著他的現實之間的矛盾”[11](P35)。波伏娃正是從女性作為主體所擁有的主觀意誌與她作為客體所在的生存處境之間的矛盾當中找到了女性的劣等性特質的根源。

波伏娃認為,“女人不是壹個完成的現實,寧可說是壹個形成中的過程,正因為她在形成她才應當與男人相比較,就是說她的潛能應當得到解釋” [6](P37),“她有能力在她堅持超越和被異化為客體之間作出選擇” [6](P54)。隨著生存處境的改變,兩性關系應當也必將在女性通過超越性的行動實現她的真實的存在價值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女性的劣等性特質也將在這種重建之後不復存在,所謂的“異化只是壹種歷史現象。”[12](P133)

四、簡評:理論的假設需要現實的檢驗

波伏娃運用存在主義的哲學理念系統的回答了女性在心理特質和行為方式方面的劣等性的根源問題。男性作為主體的人的本質需求和生存處境對於女性的限制***同造就了兩性之間的不平等的二元關系;而女性作為主體的人的本質要求和她的生存處境之間的沖突成為女性的劣等性存在充滿矛盾的根本原因。生存處境的因素使女性的異化過程具有了可能性,而人的本質需求使這種異化成為必然。波伏娃的女權主義理論為女性心理學的研究提供了不同於純粹實證科學研究的哲學思路。用內在性和超越性的術語來描述男女兩性在心理和行為方面的本質差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波伏娃對女性歷史進程的考察,對文化產品的分析以及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應用不僅對女權主義的理論建設有幫助,也對女性心理學的理論研究具有方法論上的啟示意義。羅格"梅認為,在人際關系中,他人不是我的工具,也不是壹個純粹的客體或對象,而應是壹個目的,壹個主體,壹個生命精神和自由意誌的所有者。[13](P296)由此可見人本主義心理學在許多方面和波伏娃的理論有著***同之處,因為兩者都根植於存在主義哲學的土壤。波伏娃的理論對女性心理咨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可以成為分析女性問題發生的根源的途徑。

波伏娃運用存在主義哲學觀點來考察女性問題,這既是她的貢獻,也是她的局限。黑格爾說:“哲學的開端就是壹個假設。”[8](導言P38)存在主義關於人的本質的界說本身也是壹個預定的假設,它既不能被未知的先驗所證實,也無法被多樣的經驗所認同。盡管波伏娃也認為超越性和內在性,主體身份和客體身份並存於每壹個生存者身上[6](P293,P492),但是她把超越性作為人的本質需求,視內在性毫無創造生存價值的可能性。文化女權主義(cultural feminism)的觀點與之有所不同。文化女權主義強調和男性相比,女性所具有的某些被認為占優勢的積極品質,如養育和關心他人。文化女權主義比自由女權主義更重視兩性的差別而不是相似,認為社會應該在重視合作性而不是攻擊性的基礎上進行重構[14](P6)。無論內在性,還是超越性,作為壹體的兩面,它們各自本身既包含著積極的品質,也包含著消極的品質,既蘊藏著建設性的力量,也蘊藏著破壞性的力量。而在波伏娃的理論當中,最難以令人接受的可能就是她對於家庭觀念和母性本能或曰母性行為的否定,她在1975年與弗裏丹的談話中更加堅定地表明了她的立場:“只要家庭和家庭的神話、母性的神話、母親的天性不被消滅,婦女就仍將受到壓迫。”[15](P403)對此,弗裏丹持相反的意見。

在女性心理和行為與男性相比所表現的劣等性方面的根源問題,波伏娃給出了壹個完美的理論解釋,但是只要反對者和批評者以證據不足為由拒絕相信或承認男女在較高層次上具有同樣水平的追求超越的本質需求,波伏娃的理論對於不完美的現實而言也就喪失了任何意義,波伏娃也意識到,只有和男性當中的少數偉大人物相比較,女性的劣等性才極其顯著(P796,P805)。只要女性心理學的研究缺少現實例證的支撐,在理論上就必然陷入自絕的困境。我們從西方女性心理學著作中所能看到的大多是壹些附著在女權主義信念之上的各種支離破碎的事實。生物學因素在兩性差異形成中的作用依然是壹個懸而未決、尚存爭議的難題,性別的早期發展顯然是壹個復雜的問題。[16](P35)而“由於現代生物學尤其是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的突飛猛進的發展,使人們有可能從超微觀的生物遺傳因素入手,重新探討人類行為的先天和遺傳傾向。”[17](P78)

生物學答案的暫時缺席使女權主義運動具有了社會實驗的性質,也增強了女性心理學研究在理論上的不確定性。因為這也是壹種“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卷入進來的宏大實驗。但是在任何意義上這都不是壹種在可控制的條件下進行的實驗。”[18](P227)女性群體中究竟能否有人像波伏娃所期待的那樣忘掉自我,肩負起世界重任,這是對她的女權主義理論的合法性進行檢驗的惟壹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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