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的總纂官是紀曉嵐，《四庫全書》是清朝乾隆年間，由乾隆帝發起，並命紀曉嵐擔任總編，同時由包括紀曉嵐在內的三百六十多位學者、官員參與編纂，並經過上千人的抄寫，謄改完成的大型的古代百科叢書。
《四庫全書》的歷史意義
文獻意義
《四庫全書》保存了中國歷代大量文獻。所據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貴善本，如宋元刻本或舊抄本；還有不少是已失傳很久的書籍，在修書時重新發現的；也有的是從古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書有385種。《四庫全書》的編纂，無論在古籍整理方法上，還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面，都給後來的學術界以巨大的影響。《四庫全書》保存中國歷代不少接近失傳的典籍，並校正典籍中的訛誤脫漏。但修書期間同時抽毀及禁制壹些書籍。
藝術價值
規模亙古未有。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傳世的經典文獻，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所存文獻的最大集結與總匯。
抄錄和輯佚《永樂大典》中孤本書籍。“四庫”館臣先後***從《永樂大典》中輯得失傳文獻500余種，其中380余種收入《全書》，120余種列為《存目》。
對圖書分類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標準和部別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文獻傳承的科學體系。乾嘉以後，凡編纂書目者，無不遵循其制度。
開創了多層次的古籍編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種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書》。開館之初，命館臣從應抄諸書中擷其精華，編纂《四庫全書薈要》。建造南北七閣，大力倡導藏書文化，體現傳統文化尊嚴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