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之於真正法器的神聖肅穆，供養器中因多為日常用品則顯得親切可愛，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如盛水的凈瓶、日用的剪刀、焚香的爐盒等。但又因這些器具都是信眾為了表達對佛祖虔敬之心，奉獻於寺廟之內、神靈之前供奉品，通常也被作為廣意的法器看待。
供養的日常用器中，最有趣者莫過於法門寺出土的蹀躞十二事帶。十二事帶以銅鏈為環，墜有有鑷子、耳勺、牙簽、過瀘綱框、食勺、剪子、幡、魚、鐫、燧、水罐等，應為十二器，但壹器遺失。十二事帶鑷長10.6厘米，耳勺長10.4厘米，牙簽長5.2厘米，過瀘綱框內徑5.2厘米，食勺殘長11.4厘米，剪長10厘米，幡長8厘米，魚長6.5厘米，鐫長8.4厘米，燧徑7.6厘米，罐口徑7.2、深5.7厘米，腰帶銅鏈殘長62.8厘米，可系於腰鏈之上。十二事帶原為雲遊僧人系於腰間帶飾，有部分器物與佛教經典中所說的比丘十八物重合。比丘實際上就是僧侶，《梵網經》記載大乘比丘十八物為僧侶是隨身攜帶的十八種日常用品，可見，法門寺宗教生活的十二事帶，真實的再現了比丘十八物的部分內容。通過考量十二器的規格，可知這些小件用品都具有實用價值，若出門雲遊最為便利使用。十二事帶功能之全頗似我們今天流行的“瑞士軍刀”，盡管不及瑞士軍刀格局緊湊，但僧人雲遊四海之時將此物挎於腰間，頓時便有了“竹杖芒鞋輕勝馬，壹蓑煙雨任平生”的意境。
除了臨潼慶山寺出土的寺院日用品剪刀和法門寺出土的普通銅鎖，另壹大類日用品是具有貯水功能的器物。慶山寺出土的銅質提梁罐，壺高只有4.5厘米，並無紋飾。壺或罐帶提梁結構為我國傳統器形，自商代起便有提梁罐出現，不僅作為貯存用具使用，而且其上鐫刻有各種紋飾，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如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鸚鵡紋提梁銀壺，就是將功能與審美充分結合的典範。然而慶山寺的提梁罐限於規格，既無審美價值又無實用價值，想來是壹般人家專門做來當供養物供奉在佛寺中。二者雖都為唐朝提梁結構的器物，但形制、結構和制作之優劣可謂是霄壤之別。
另壹類貯水器是頗具特色的凈瓶，形制特征為小侈口、細長頸、圓鼓腹，小平底，在中國傳統的器具中非常罕見。凈瓶是外來器物，源自於古印度，梵語名稱為軍持，在漢語中的意思就是水瓶，本是比丘十八物之壹。凈瓶為佛教用品，僧侶雲遊時帶上凈瓶，用於儲存水進行飲用和洗滌。晉代《法顯傳》中最早出現“軍持”壹詞，唐代的《庶物異名疏》中解釋“梵語軍持，壹雲軍遲。此雲瓶也。”唐代高僧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詳細描述了軍持的分類、器形和使用規則等問題。在印度的佛法中，軍持以材質分為兩種，瓷質為凈瓶，銅鐵質為觸瓶。但隨著軍持傳入我國，凈瓶與觸瓶的分類和使用界限在逐漸模糊。
印度凈瓶樣式即為《南海寄歸內法》中描述：長頸，頂端置壹小口，肩腹間復開壹口，口上有蓋，無柄，頸上的口細如筷子，用以飲水，肩腹間的口粗如銅錢，用來灌水。無論是最早出現凈瓶的晉代，還是後來的唐宋，盡管凈瓶的線條變得更加清瘦修長，但基本式樣和它們的印度母形並無太大區別 [1] 。元代以後凈瓶器形出現了各種變異。凈瓶可因肩腹間是否開口，分為單口凈瓶和雙口凈瓶。臨潼慶山寺出土的鎏銀寶瓶不帶肩腹口，為單口凈瓶。鎏銀寶瓶為喇叭形口，喇叭狀圈足，細頸，高18.5厘米，口徑3厘米，底徑5厘米。蓋似蘑菇，內有彈性梢子，瓶體通素無飾，瓶腹有縛帶的痕跡，可見平時也經常被使用。西安出土的銅質凈瓶則為雙口凈瓶，高23.5厘米，口徑5厘米，腹徑12.5厘米，重0.95千克，器口呈喇叭狀，細長頸，圓肩，斜腹略張，暗圈足，肩部伸出壹豎流，流腹圓鼓，口作杯形。
唐代中外文化經濟交流頻繁，經常可見帶有異域風情的金銀器，盡管銅器量少，但仍有足以讓人驚喜的器物出現。臨潼慶山寺出土鳳頭人面壺，壺高29.5厘米。細長頸，中部有凸箍壹道，喇叭狀口，口壹側作流，另壹側連接鳳首龍形鋬。圈足亦呈喇叭狀，腹上作出六個高浮雕的人頭。作為裝飾的人面，在五官特征上則顯示出不同於中國人五官的特點。人面肌肉豐滿，彎眉大眼，小口，直鼻修長而稍高，距口極近，發由額上中分攏於耳前鬢上，結成三節發辮，每條發辮皆兩人***用。通過對人物形象的考察可以看出，這些人面具有明顯的天竺人的面部特征。鳳頭人面壺的器形和裝飾特征，足以證明此裝壺來自天竺。加之壺底有多次修補痕跡，說明此壺的主人使用之頻繁，亦說明壺主對它既十分喜愛，也十分珍視。在慶山寺出土的眾多的器物中，唯有鳳頭人面壺上被留下了可循的生活印記，也可以算作此壺來歷不凡的壹個旁證吧。
供養器中最常見的日常用品則是香爐。《大智度論》中指出香作為佛法用具是因為“天竺國熱，又以體臭，故香塗身***（供）養諸佛及僧”，可見香在印度的使用壹開始便與佛教相伴而生。而在中國，香的存在和使用時間則比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歷史更為久遠。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早在《詩經》描述的時代，無論男女都有佩戴香草的習慣。不僅佩香的行為極為常見，互贈香草表達心意也是當時頗為風雅的活動，“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如果說香草在《詩經》中尚處在物化的狀態，那麽屈原的《離騷》“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則將香草與人高潔端正的情操和品行聯系起來，創造出“香草美人”這壹中國文學史上經久不衰的藝術形象。孔子曾嘆“蘭為香王者”，因此後世韓愈所作《幽蘭操》，未著壹“孔”字，卻以“蘭”代“孔”，寥寥幾十字，充分表達出對孔子的崇敬和愛戴。在中國古典意象中，香草美人總是指代理想的國家制度和英明的國君，然而理想國亦真亦幻，似乎永遠也無法抵達，只有當人們點燃香草祛除了現世的汙穢和邪氣，祝禱天地鬼神，於升起的縹緲奇異的氣息中，拉近幻境與現實的距離，理想中的桃花源才仿佛觸手可及。
隨著樹脂類香料的風行，適應茅香類的淺底豆式熏爐在器形上也發生了變化。秦代球形香爐為後來香爐的設計和演變提供了基礎，成熟的熏爐在西漢已經出現，茂陵出土的錯金銀博山爐是漢代香爐中的佼佼者。博山爐設計巧妙，充分的考慮了樹脂類香料燃燒和揮發所需要的條件，深爐腹保持炭火的陰燃來幫助香料的揮發，爐頂雕刻的重巒疊嶂將煙孔隱藏起來 [2] ，可使發煙舒緩 [3] ，氣味裊娜，正所謂“掩華終不發，含熏未肯然”。
[1] 李曉霞：《軍持之研究》，山東大學，2013年。
[2]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 揚之水：《香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