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的創制參照了漢字的“六書”理論，采用合成法進行造字，即先創造了壹些文字元素，即常說的字根或母字，然後再用合成法繁衍出更多的西夏字。
西夏文是方塊形的表意字，分單純字和合體字兩大類。單純字較少，合體字占絕大多數。合體字中，與漢字會意字類似的會意合成字和與漢字形聲字類似的音意合成字最多。比如用西夏文“水”和“土”的各壹部分，合成西夏文“泥”字。反切上下字合成造字、互換字、對稱字很有特色，是西夏造字的特殊方法。
在西夏文中，除有很少的壹部分是直接采用文字元素創字外，絕大部分是合成造字。包括會意、音意、對稱、互換、反切、長音等六種合成法。如：
會意合成法：西夏文“水”字中的壹部分+“土”字合成（泥）
音意合成法：讀音為“令”的西夏文的壹部分+西夏文“絹”字的壹部分，合成西夏文“ ”
互換合成法：（指）——（趾）（逃）——（服）
對稱合成法：（雙）（唇）（中）（分）
反切合成法：讀音為“妻”的西夏字的壹部分+讀音為“因”的西夏字的壹部分，合成漢族“秦”姓的西夏字。
長音合成法：讀音為“阿”的西夏字的壹部分+含意為“長”的西夏字的壹部分，合成阿長音。
西夏文創制後，元昊即下令推行國中，詔令國民悉用蕃書。以法令的形式確立了西夏文的地位，並於建國初期設立“蕃字院”，選拔西夏貴族子弟加以教之，以期傳播。因此西夏文很快就在西夏國中通行。西夏滅亡後，西夏文壹直到明代中期尚有少數黨項後裔還在使用。此後便被歷史所淹沒，變成了壹種死亡的文字。1804年（清嘉慶九年），《重修涼州護國寺感通塔碑》被發現後，學者根據該碑上的漢字與西夏文對照及記年，才重新確認了這種文字即是衰亡已久的西夏文。 20世紀中國在歷史文獻方面有幾次重大發現，這些發現使人文科學很多重要領域有了重大突破，如殷墟甲骨、敦煌石室文書和大量簡牘的發現。然而還有壹項重大發現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那就是上世紀初在西夏黑水城遺址出土的珍貴西夏文書。
1908年、1909年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組織了兩次對黑水城的考古，發現了大量西夏相關的文物、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以西夏文獻為主，數量與完本比例很大，有8000多個編號，數千卷冊。黑水城西夏文獻有500多種，其中僅世俗文獻就有近百種。20世紀前，世上還見不到壹部西夏文獻，進入21世紀，西夏文獻已占中古時期文獻的很大比重。可以說，黑水城西夏文書的發現改變了中國古籍分布的格局。
著名探險家英國人斯坦因在1914年到黑水城尋找發掘，得到不少西夏遺物，藏於大英博物館。法國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也得到了壹些西夏文獻，分別藏於法國的巴黎圖書館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此外，印度、越南也都藏有壹些自中國流失的西夏文獻。
1917年在靈武縣（今屬寧夏靈武）發現了不少西夏文佛經，大部分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壹部分藏於寧夏、甘肅，壹部分流失日本。這些文獻使中國國家圖書館成為國內入藏西夏文文獻最多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後，甘肅的天梯山、敦煌、武威，寧夏的銀川、賀蘭山，內蒙古的黑水城、綠城等地都發現了不少西夏文獻。形成了以俄羅斯所藏黑水城文獻為主要、國內外多處收藏的西夏文獻寶庫。這些文獻都是珍本、善本，學術價值極高。 西夏文作為打開西夏文化的鑰匙，完整破譯西夏文，對於有關西夏的研究至關重要。經過著名西夏學學者李範文整整25年潛心研究，1997年，國內第壹部也是唯壹的壹部西夏文字典《夏漢字典》出版，這為破譯西夏文、打開西夏文獻寶庫提供了壹把“金鑰匙”。2008年，在李範文主持下，《簡明夏漢字典》修訂出版。
2012年10月11日—12日，在銀川市舉行的西夏學學術研討會上，寧夏大學西夏學學者張迎勝認為，“幾代中外學者對西夏文與漢字的形體對應關系，西夏文字形、音、義的基本要素，西夏文的構造方式，西夏文的讀法，西夏文意義的解索，進行了廣泛、深入、細致的討論。目前西夏文的研究已經接近建立完整體系的階段。”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院長杜建錄則說：“在21世紀，在西夏學研究中，數字化方法將得到廣泛應用，西夏文獻數據庫、西夏遺址數據庫、西夏文物數據庫、西夏研究數據庫等將建成並向學術界開放。” 北京市北郊著名的居庸關下，有壹座用漢白玉石砌成的精美雲臺，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雲臺座下部有南北向拱券，門洞寬6米多，可通車馬。雲臺門洞內壁也由巨石砌成，上鐫刻6種文字，布列兩壁，形態各異，書法不同。其中早已知曉的有梵文、漢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鶻文，還有壹種是不為人知的文字。英國人偉烈在1870年考定這種文字是12世紀金朝創制的“女真文字”。12年後，法國學者德維利亞判定此種文字不是女真文，因為它與已知河南開封宴臺碑的女真文不同，懷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又過了13年，他再次撰文論述這種文字為西夏文，但仍難決斷。為此英法學者打了近20多年的筆墨官司。
在此之前，清朝著名學者張澍於1804年（嘉慶甲子年）在家鄉武威養病。在遊清應寺時拆開了寺內壹座前後砌磚，封閉已久碑亭，拆開後，見壹高碑，上面所刻文字體形方整，字體好像都能認識，然而仔細看卻無壹字可識。碑的另壹面刻有漢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祐民安五年歲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祐民安是西夏年號，張澍以此斷定碑前所刻不識文字為西夏國字。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涼州護國寺感通塔碑》。張澍的這壹偶然發現不僅使這壹重要文物重現於世，也使已死亡的西夏文再次為世人所知。張澍是第壹個明確識別出西夏文的學者。他把這壹重要發現記在《書西夏天祐民安碑後》壹文中，於1837年收入《養素堂文集》中刊出。然而張澍的重要發現並未引起學術界的註意。英、法學者在反復討論時，早有張澍的現成答案。法國學者德維利亞直至1898年考證了《涼州碑》後，在《西夏國字研究》壹文中，才確認這種文字就是西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