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景嶽（1563～1640）中國明代醫學家。名介賓，字會卿，號景嶽，別號通壹子。原籍四川綿竹，後遷居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自幼聰明好學，博覽經史百家。14歲時隨父到京師，曾拜名醫金英（夢石）為師學習醫術。壯年時投筆從戎，遍歷東北各地，後卸職回鄉，專攻醫學，把廣泛的經史、天文、術數、堪輿、律呂、兵法等知識運用到醫學之中，很快成為名醫，求診者絡繹不絕。張景嶽非常重視《內經》，對《素問》、《靈樞》進行了30多年研究，根據個人體會，以類分門，撰成《類經》32卷。後又以圖解形式闡述《內經》中運氣學說，編成《類經圖翼》11卷，闡發“醫易同源”原理寫成《類經附翼》4卷。晚年結合個人豐富的臨證經驗和獨到深湛的理論，撰成《景嶽全書》64卷。在醫學思想上張景嶽屬溫補學派，喜用熟地和溫補方藥，人稱張熟地。
張景嶽溫補學派的代表人物
張景嶽（1563－1640），又名張介賓，字會卿，別號通壹子，明末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是明代傑出的醫學家，為溫補學派的代表人物，學術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
張景嶽生於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聰穎，因祖上以軍功起家世襲紹興衛指揮使，“食祿千戶”，家境富裕。從小喜愛讀書，廣泛接觸諸子百家和經典著作。其父張壽峰是定西侯門客，素曉醫理。景嶽幼時即從父學醫，有機會學習《內經》。13歲時，隨父到北京，從師京畿名醫金英學習。青年時廣遊於豪門，結交貴族。當時上層社會盛行理學和道家思想。景嶽閑余博覽群書，思想多受其影響，通曉易理、天文、道學、音律、兵法之學，對醫學領悟尤多。景嶽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軍功立世的激勵，他壯歲從戎，參軍幕府，遊歷北方，足跡及於榆關（今山海關）、鳳城（今遼寧鳳城縣）和鴨綠江之南。當時北京異族興起，遼西局勢已不可為。數年戎馬生涯無所成就，使景嶽功名壯誌“消磨殆盡”，而親老家貧終使景嶽盡棄功利之心，解甲歸隱，潛心於醫道，醫技大進，名噪壹時，被人們奉為仲景東垣再生。五十七歲時，返回南方，專心從事於臨床診療，著書立說。崇禎十三年去世，終年78歲。
景嶽早年推崇丹溪之學。朱丹溪處於《局方》盛行的時代，醫者每多濫用辛熱燥烈藥物而致傷陰劫液，故朱氏以“陽有余陰不足”立論。明代醫學界河間、丹溪的火熱論相火論占統治地位，更有時醫偏執壹說，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華，反而濫用寒涼，多致滋膩傷脾苦寒敗胃，成為醫學界的時弊。景嶽在多年豐富臨床實踐中，逐漸擯棄朱氏學說，私淑溫補學派前輩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為明太醫院使，主要為皇室王公等貴族診病，病機多見虛損，故喜用補。景嶽出身貴族，交遊亦多豪門大賈，故法從薛氏，力主溫補。特別針對朱丹溪之“陽有余陰不足”創立“陽非有余，真陰不足”的學說，創制了許多著名的補腎方劑。張氏學說的產生出於時代糾偏補弊的需要，對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因其用藥偏於溫補，世稱王道，其流弊使庸醫借以藏拙，產生濫用溫補的偏向。
張氏中年以後著書立說，著作首推《類經》，其編撰“凡歷歲者三旬，易稿者數四，方就其業。”成書於天啟四年（1624）。張景嶽對《內經》研習近三十年，認為《內經》是醫學至高經典，學醫者必應學習。但《內經》“經文奧衍，研閱誠難”，確有註釋的必要。《內經》自唐以來註述甚豐，王冰註《黃帝內經素問註》為最有影響的大家，但王氏未註《靈樞》，而各家註本頗多闡發未盡之處。《素問》《靈樞》兩卷經文互有闡發之處，為求其便，“不容不類”。故景嶽“遍索兩經”，“盡易舊制”，從類分門，“然後合兩為壹，命曰《類經》。類之者，以《靈樞》啟《素問》之微，《素問》發《靈樞》之秘，相為表裏，通其義也。”《類經》分經文為十二類、若幹節，根據相同的內容，擬定標題，題下分別納入兩經原文後詳加註釋，並指出王冰以來註釋《內經》的各家不足之處，條理井然，便於查閱，其註頗多闡發。景嶽思路開闊，對《內經》精研深刻，各家著作瀏覽甚廣。《類經》集前人註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見解，敢於破前人之說，理論上有創見，註釋上有新鮮，編次上有特色，是學習《內經》重要的參考書。
同年，景嶽再編《類經圖翼》和《類經附翼》，對《類經》壹書中意義較深言不盡意之處，加圖詳解，再附翼說。《類經圖翼》十壹卷：對運氣、陰陽五行、經絡經穴、針灸操作等作圖解說，討論系統。《類經附翼》四卷，為探討易理、古代音律與醫理的關系，也有闡述其溫補的學術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寶論》《附翼·真陰論》等重要論文，也有部分針灸歌賦。
張景嶽晚年集自己的學術思想，臨床各科、方藥針灸之大成，輯成《景嶽全書》64卷。成書於其卒年1640年。“《全書》者，博采前人之精義，考驗心得之玄微。”《全書·傳忠祿》輯有景嶽主要醫學理論、醫評、問診和診斷、治療原則等論文三十余篇，多有溫補學說的論述。《全書·脈神章》錄有歷代脈學，其中診脈之法和脈象主病多有結合臨癥經驗的評論。次為《全書·傷寒典》，補充“《內經》傷寒諸義並諸治法之未備”，論述傷寒病的證治。《全書·雜證謨》列諸內科雜證的病因病機、治理方藥和部分醫評，並輔有部分醫案，論述系統、精彩。《全書·婦人規》：論述九類婦科疾患，並指出婦科證多有情誌病因，尤要註重四診合參。《全書·小兒則》：更述兒科諸病並治，在總論中提小兒“臟氣清靈，隨撥隨應”的生理特點，很有見地。《全書·痘疹銓》、《全書·外科鈐》各有論病及證治。《全書·本草正》介紹藥物二百九十二種，每味詳解氣味性用，很多為自己的臨癥用藥體會，頗有價值。《全書·新方八陣》、《全書·古方八陣》，景嶽善兵法，在此借用藥如用兵之義，以方藥列八陣為“補、和、攻、散、寒、熱、固、因”。《全書·新方八陣》中所列方頗具創新。《全書·古方八陣》輯方經典。***錄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後的婦人、小兒、痘疹、外科古方收婦科186方，兒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種。
《景嶽全書》內容豐富，囊括理論、本草、成方、臨床各科疾病，是壹部全面而系統的臨床參考書。景嶽才學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氣勢宏闊，議論縱橫，多方引證，演繹推理，邏輯性強，故《景嶽全書》得以廣為流傳。後世葉桂亦多承張氏的理論。清道光八年（1828）章楠《醫門棒喝》初集成，論《全書》雲：“或曰：嘗見誦景嶽者，其門如市”，則自順治中葉至1828年的近200年間，幾為醫所必讀，可見景嶽的溫補理論之影響深遠，《全書》之流傳廣泛。
《質疑錄》，***45論，為張氏晚年著作，內容系針對金元各家學說進行探討，並對早期發表的論述有所修正和補充。
張景嶽善辨八綱，探病求源，擅長溫補，並在其醫學著述和醫療實踐中充分反映。治療虛損頗為獨到。反對苦寒滋陰，很好地糾正了寒涼時弊。他的陰陽學說、命門學說對豐富和發展中醫基礎理論有著積極的作用和影響。他的重要著作《類經》是學習《內經》的較好參考書，《景嶽全書》各科齊全，敘述條理，是壹部很有價值的臨床參考書。張景嶽的學術成就無疑是巨大的，對祖國醫學的發展做出卓越的貢獻。
中國醫學和哲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從中國古代哲學發生、發展的歷史和對中醫的影響來考察，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長河中，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哲學家和哲學流派，從《周易》、先秦諸子到宋明理學，幾乎歷代重要的哲學流派、哲人及其著作均對中醫學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可以說，中醫學與中國哲學兩者是不可分割的，歷史上兩次醫學發展的輝煌時代總是與哲學思潮的高潮時期同步出現：壹是先秦、秦漢時期的百家爭鳴與醫學基礎理論的形成；二是宋明時期理學思想與醫學基礎理論的重構和完善。
宋明時期，儒醫數量激增，《四庫全書總目》中說“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這壹時期醫學發展的特點是哲學化的理學與醫學思想相結合，產生了諸多流派。張景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較好地將理學的哲學化思想引入中醫基礎理論，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哲學基礎。張景嶽（1563年～1640年），又名介賓，字會卿，別號通壹子，因為善用熟地，又被人稱為“張熟地”，明末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他不僅是溫補學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明代醫學理論之集大成者，在醫學史上真正確立了中醫本體論哲學，發展並完善了陽不足論和水火命門說，其著作流傳甚廣，多年的理論功底和紮實的臨床實踐使得張景嶽晚年醫術大進，醫名日彰，求治者日盈其門，時人比之以張仲景與李東垣。余姚的大文學家黃梨洲曾說，張景嶽“為人治病，沈思病源，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壹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
在張景嶽的醫書中他曾經提到“入道須從性理，明心必貫天人。謨烈聖賢大德，圖書宇宙長春。”張景嶽作為壹名兼通理學與醫學的儒醫，在平時的臨床實踐和理論的構造上，非常重視用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來詮釋醫學，我們從他對《黃帝內經》的重新註釋中就可以看出，裏面引文頗多，道、心、性理、天人等，無不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的重要範疇，可以說，張景嶽的醫學思想是廣泛受其哲學思想的影響，而後者主要來自宋明理學。他自覺運用理學的哲學思想和方法來指導其建立醫學理論體系，構建他的溫補思想的哲學基礎。下面，我們就從三個方面來逐層分析其醫學尤其是溫補思想產生的哲學基礎。
壹、氣壹元論與理學理氣觀
縱觀整個十至十四世紀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家們的主要努力似乎是集中於追求某種壹元論，換句話說，就是主張理和氣的合壹，以達到更大程度的統壹性，且這種合壹型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於十六世紀末達到頂峰。張景嶽的醫學思想也深深植根於這壹點上，從《黃帝內經》的元氣論出發，立足於理學思想，將“元氣論”發展為以氣為本體的“氣壹元論”宇宙本體觀的思維模式，指明了氣的本質和基本屬性。在他的理論體系中，“氣”處於核心地位，是萬事萬物產生、發展的本源物質，是整個天地萬物的“本體”。同時，張景嶽也認識到，氣壹元論的本體觀具有“能動性”，這種“能動性”的產生是因為它建立在“氣”和“理”相融合的整體觀基礎之上。
宇宙生成論是探討宇宙自然界的生長、發展等問題，宇宙本體論是研究世界本原、第壹存在或第壹原理等問題，在宋明理學的哲學體系中，兩者很難區分，理學的生成論和本體論是緊密聯系在壹起的。雖然宋明理學對本體論的理論較為系統，但其哲學的邏輯進程仍然是從生成論開始的。張景嶽的氣壹元論宇宙本體觀同樣也具有這樣的特征，“氣”是本體，他的太極圖構建的宇宙生成論，還有理學中的理氣觀對張景嶽宇宙本體觀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理學家的哲學觀點和理學的發展形態影響了張景嶽氣壹元論，所以從理學中的“氣”和“理”的概念和關系出發才能全面的認識張景嶽氣壹元論宇宙本體觀。
在張景嶽的著作中，經常引用理學家的觀點來詮釋自己的學術思想，證明自己的學術觀點，這種現象的產生基於兩個因素：壹是因為張景嶽的《類經》是對《黃帝內經》分門別類重新解釋，並加入自己的觀點，如果不站在當時社會主流的理學的立場上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張景嶽就很難對先秦權威的《黃帝內經》思想進行深入的改造；二是因為理學思想的哲學化，確實為醫學思想體系的改良和醫哲基礎的構建提供了比較好的哲學基礎。其中，後者是主要原因。 張景嶽之所以能夠對“氣”的涵義進行新發揮，主要是受到理學思想中的理氣觀形成過程和宋《易》之學的影響，張景嶽說：“萬事不外乎理，而醫之理尤為切。散之則理為萬象，會之則理歸壹心。”“萬物之氣皆天地，合之而為壹天地；天地之氣即萬物，散之而為萬天地。故不知壹，不足以知萬，不知萬，不足以言醫。理氣陰陽之學，實醫道開卷第壹義，學者首當究心焉。”這兩句話充分證明了張景嶽對理學思想中的理氣觀的重視。其中，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張載的氣論觀、二程的“理在氣先”、邵雍的象數之學和朱熹的理壹元論思想觀點頻頻出現在張景嶽的醫書中。在這些理學大家中，張景嶽氣壹元論的形成更主要是受到張載氣本論的影響。最早明確提出“天人合壹”這壹命題的是北宋哲人張載，他說：“儒者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壹，致學可以成聖，得天而未遺人。”即人能憑借智慧、聰明認識客觀規律，而認識客觀規律使人聰明，因而“誠”、“明”相須相成，“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性是人的氣質之性的形成的重要基礎，“天人合壹”，不可以離開自然界單純的看待人，“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張景嶽強調的“化生之道，以氣為本”這壹思想觀念與張載的氣本論觀點基本壹致，張載的論著中曾提及“氣之散聚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將氣視為萬事萬物的本原物質形態，張景嶽直接汲取了這壹觀點，這種觀點具有物質統壹性和物質不滅的觀念，使張景嶽的氣壹元論更加具有了唯物性。在此基礎上，張景嶽充分吸收了其它理學家的思想來改造自先秦、秦漢以來形成的“氣”的概念，為自己的溫補學術思想奠定哲學基礎。
之所以說張景嶽的氣壹元論具有“主動性”，是因為它是融“氣”和“理”於壹體的整體觀，這種別具壹格的狀態的形成與理學思想的獨特性有關。張景嶽從宋《易》之學的觀點出發，指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行，乾坤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他汲取了宋《易》之學的基本觀點，在此基礎上，張景嶽將周敦頤的宇宙生成模式引入他的醫學思想之中，把“太極”與氣相聯系，在《類經圖翼·太極圖》中張景嶽說“太極者，天地萬物之始”，接下來，他引用邵雍、朱熹等人的話語論證自己的“氣”與“太極”、“理”的關系，張景嶽說：“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兩個陰陽，陰氣流行則為陽，陽氣凝聚則為陰，消長進退，千變萬化，作出天地無限事來，以故無往而非陰陽，亦無往而非太極，夫太極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數未形理已具’，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先儒曰：‘天下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但他又堅持理氣不相分離，提出：“故理不可以離氣，氣不可以外理，理在氣亦在，氣行理亦行。”通過這樣的層層論證，張景嶽的氣壹元論除了具有張載的客觀物質屬性外，還被賦予了初始狀態的特性（太極）和規律性（理），張景嶽的“氣”具有了豐富的內涵。這個太極、理氣說，明顯與張載的氣學相壹致，且又吸取了邵雍的先後天之學和朱子的理學思想，也符合了《易傳》的原意。與《黃帝內經》中的“氣”相比，指出了陰陽——太極之分合是宇宙萬物運動的根本規律，是在陰陽壹體的前提下事物的矛盾運動和變化，更加具有獨立性和主動性。與此同時，“在渾然太極之理，無乎不在”和“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的思想指導下， 張景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體象觀，他說：“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氣以造形，形以寓氣’”、“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然後，引用邵雍的象數之學來進壹步證明形氣轉變、化生萬物的過程，他說“程子曰：‘四象者，陰陽剛柔也，陰陽生天，剛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邵子曰：‘天生於動，地生於靜。’”張景嶽借用理學家的話語，在世人面前描繪了氣——形——萬物的變化發展狀態。
由上可知，張景嶽的氣壹元論宇宙本體觀是建立在理學的理氣觀基礎之上的，張載的氣本論是張景嶽思想的基礎，這壹點是毋庸置疑的，理學中的援“理”入“氣”的思想賦予了張景嶽的“氣”更大的主動性，為溫補思想的形成同樣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張載氣論觀的不徹底性，及朱熹對二程“理在氣先”觀念的推崇，使得張景嶽的氣壹元論在唯物觀上同樣具有了不徹底性，但是，這種不徹底性沒有從根本上影響到張景嶽醫學思想中以氣為本體的主導思想。
二、陽不足論與理學陰陽觀
陽不足論是張景嶽醫學思想形成的哲學基礎之壹，同時，也是其溫補思想形成的重要指導思想。如果說氣壹元論宇宙本體觀是張景嶽醫學思想的哲學基礎的核心，那麽陽不足論就是他的臨床指導思想的哲學基礎。張景嶽強調人體中的陰和陽是既對立又統壹的關系，他在《類經·陰陽類》中明確提出“陰陽者壹分為二”的著名論斷，強調了由氣分為陰陽的過程，進壹步強化了陰陽的統壹性，在此基礎上，張景嶽進壹步強調了陰和陽的對立性只是相對的，認為陰陽中復有陰陽，陽氣為人生命之本，所以，只有陽氣堅固，才能達到陰平陽秘的狀態，他說“陰陽之進退，皆由乎陽氣之盛衰耳。”他的這壹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受到“陰陽本壹體”和“陰陽互根”的影響，後兩者在宋明時期理學陰陽對立統壹觀的影響下得到了空前的強化，所以說，張景嶽陽不足論思想的形成與理學陰陽統壹觀有很大的關系，在張景嶽的醫書中，大量引用理學家的思想來論證自己的陽不足論。
陰陽壹體的思想在張景嶽的醫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證明，張景嶽用理學思想將任何事物內部都存在著兩個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的觀點發揮，並成功的將氣和陰陽結合起來。物質的壹方屬陽，壹方屬陰，這是宇宙間普遍存在的規律。他認為易理和醫理，包括天地萬物之理皆歸之於陰陽，如其所說：“神莫神於易，易莫易於醫，欲該醫易，理只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於壹闔壹辟；天下之萬數出於壹偶壹奇；天下之萬理，出於壹動壹靜；天下之萬象，出於壹方壹圓。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於壹與二也。” “壹與二”，即陽與陰，奇為陽，偶為陰，這種說法無疑是源於張載的“兩”與“壹”的樸素辨證法思想。張景嶽認為天地萬物的法則和人類的生理法則以及治療疾病的法則，說到底，無非是陰陽變異之理。在此基礎上，張景嶽進壹步引用邵雍的象數之學和宋《易》之學來詮釋自己關於陰陽壹體的觀點。邵雍曾在《擊壤集·乾坤吟》中說：“道不遠於人，乾坤只在身，”認為人身也具有乾坤卦象。張景嶽吸收了這壹觀點，以陰陽卦象和奇偶之數解釋人體的結構和身心活動，認為“醫易相通，理天二致”，說：“乃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而造化萬物。人生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骸。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於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壹理者，壹此陰陽也。醫易同源者，同此變化也。”他以陰陽變異的法則，將天地之道和人生之理統壹起來，認為《周易》是講陰陽變易之理的典籍，而《內經》中的陰陽說，是以《周易》為基礎的。因此，不知《易》，不足以言醫。他又說：“凡萬物化生，總由二氣，萬物適值其氣，隨所受而成其性，物各壹太極，包兩儀於子粒。至廣至極，至微至精，隨氣而聚，觸幾而生，大不可量，小不可測，何莫非陰陽之至德？”他認為醫道雖繁，皆蔽之陰陽而已。“凡診病施治，必須先審陰陽，此為醫道之綱領，陰陽無謬，治焉有差，醫道雖繁，而可以壹言蔽之者曰陰陽而已。”
張景嶽將氣作為陰陽的本體，又以陰陽為標準劃歸萬物，那麽陰陽之間就是以氣相通。宋代周敦頤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壹動壹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其中應用了互為其根這個概念，把陰陽的對立與互根，統壹於太極之中，充實了太極的內涵。張載關於氣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更進壹步強化了這種觀念，張景嶽受其影響也認為世界上壹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此必有彼，有對必有待”，二者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所謂“對待之體”，如陰陽、寒熱、消長、升降、進退等，都是“對待之體”，就是“有此必有彼”，“有對必有待”，如“順逆變化，則陽與陰對，熱與寒對，升與降對，長與消對，進與退對，成與敗對，勤與惰對，老與逸對，生與死對。”這樣的論述清晰地將陰和陽的對立性在統壹性的基礎上擴大，說明陰和陽的屬性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
在論證了陰陽的對立性後，張景嶽又引用理學家的話語來證明陰和陽能夠互相轉化。他引用朱熹的思想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陰可變為陽，陽可化為陰，然而變化雖多，無非陰陽之所生，故為之父母。”張景嶽在《類經圖翼》中說：“程子曰：‘四象者，陰陽剛柔也。陰陽生天，剛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邵子曰：‘天生於動，地生於靜。動之始則陽生，……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體盡。’又曰：‘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之大，陰陽盡之；地之大，剛柔盡之。陰陽盡而四時成，剛柔盡而四維成。四象既分，五行以出，而為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復有五行。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陰陽相合，萬象乃生”。他引用程、朱、邵的大量原文來闡述陰陽壹體、互相轉化的思想，創造性的提出了“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並且獨具特色的提出了“陰陽中復有陰陽”的論斷。在《類經圖翼·陰陽體象》中說：“至若奇偶相銜，互藏其宅，壹二同根，神化莫測。（奇偶、壹二：陰陽）天為陽矣，而半體居於地下；地為陰矣，而五嶽插於天中。……此變化之道，寧有紀極哉？第陰無陽不生，陽無陰不成，而陰陽之氣，本同壹體。”這段話深刻形象地闡述了對立面的相互滲透。陰陽壹體和陰陽轉化的思想也貫穿於張景嶽對人體陰精和陽氣的認識，在《類經圖翼》壹文中，張景嶽引朱子語：“太極分開，只是兩個陰陽，陰氣流行則為陽，陽氣凝聚則為陰，消長進退，千變萬化，做出天地間無限事來，以故無往而非陰陽，亦無往而非太極。”表明陰精和陽氣為壹不可分離的陰陽統壹體，並指出“陰陽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須，缺壹不可。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精氣雖可分為陰陽兩個方面，但在生命活動中，精與氣是時刻不能分離的整體，氣為陽，陽必生於陰；精為陰，陰必生於陽。“精之與氣，本自互生。”說明了“精氣互根”的道理。
三、水火命門說與理學的關系
氣壹元論宇宙本體觀為張景嶽醫學思想提供了自然主義的哲學基礎，陽不足論為其提供了樸素辯證法的哲學基礎。在這兩種理論的指導下，張景嶽最終形成了新的命門學說，即以“水火***濟”為核心的命門說。張景嶽的水火命門說的形成與五行觀、太極概念的發展有很大的關系，宋明理學重視五行之質與氣的關系，極為重視五行之中的水火，提高太極在宇宙和人體的地位，都在壹定程度上影響了張景嶽水火命門說的形成。
張景嶽認為陰陽與五行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五行與陰陽是氣與質的關系。他說：“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五行即陰陽之質，陰陽即五行之氣。氣非質不立，質非氣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陰陽之氣也。”他認為五行之中復有五行。交互無窮，然而變雖無窮，總不出乎陰陽。由於陰陽二氣的不斷運行，使五行之間產生了密切的關系，在《陰陽體象》中他曾提到“五行互藏，五行之中，又有五行”。在《類經圖翼·五行統論》中，他對“生中有克，克中有用”及“五行互藏”有更深入的發揮，他說：“是於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花甲而推於天地萬物，其變可勝言哉？ 然而變雖無窮，總不出乎陰陽；陰陽之用，總不離於水火，所以天地之間，無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以壹言而蔽五行之理者，曰乾坤付正性於坎離，坎離為乾坤之用耳。”在五行之中張景嶽最重水火，認為“天地之間，無往而非水火之用”，又特別強調 “水中之火，人多不知”。特別提醒要加深對“水中之火”的認識，但也認為五行中缺任壹行均為“不可也”。張景嶽說：“凡天地萬物之氣，無往而非水火之運用，故天以日月為水火，易以坎離為水火，醫以心腎為水火，…，夫腎者水也，水中生氣，即真火也；心者火也，火中生液，即真水也。” “夫水火皆宅於命門，拆之則二，合之則壹，造化由此而生，萬物由此而出”，將水火定位為命門中必不可少的物質，指出命門的作用由此兩種物質運作發生。此外，張景嶽還用理學中的象數之理和河圖之學說明五行的生成，他說：“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數，聖人察河圖而推定之。其序曰：天壹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質，而惟水火最為輕清，乃為造化之初。”在這裏，張景嶽明確地指出了水火為造化之初，天地萬物的產生都由水火而來，且土在五行之中居於“中”的地位，“金木水火”以此為依托繁衍生息，並進行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