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敗諫自疏和佳人召予
“二湘”的結尾文字以乎出入不大。《湘君》說:“捐余塊兮江中，遺余佩兮酸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說:，’J月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醋浦。攣汀洲兮仕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余袂”句，研究認為，衣袖子怎麽能拋棄呢?汗衫又怎麽能脫下送人呢?認為這是矛盾的。於是，不斷有用通假字來解釋的新說，還有徑指斥為錯字之論。實際上這不是通假字，也不是錯字。兩首詩相近的結尾表現了不同的心情和處境，可謂微言大義。
“捐余塊兮江中”的塊是玉塊，《史記》記錄的鴻門宴上範曾屢次暗示項羽的就是這種東西，表示決定、斷絕的意思。接著詩人把佩扔到了醚水裏，把芳洲的杜若無奈何地留給“下女”而不是“美人”，感嘆得意之“時不可兮再得”，於是茫然逍遙徘徊。產生拋玉塊與佩的惜別之情的原因也寫在詩中:“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君沒有來是他拋塊的原因可知，但並不意味著行為的輕率，因為詩人在“女撣媛兮為余太息”後依然“隱思君兮啡側”，忠心不改。並且“心不合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多次地請媒為他通消息，望兩美相合，不忍輕絕。但“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閑”，原有好的消息，相約日期，但偏偏於時又不守信用，推托說不得閑，因此詩人在狂奔江臯，落魄北諸後才滿懷愁思地“捐余塊兮江中”。由此可見，拋塊表示絕望之意。
但是，《湘夫人》卻完全是與此相反的景觀。雖然帝子來的時候“目吵吵兮愁予”，但已“與佳期兮夕張”，因為“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而且“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山歡水笑。所以詩人“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酸浦，句如向說向江中擺甩起衣袖，表示得意，實為瀟灑浪漫之壹筆。他的汀洲杜若此時如何呢?他要“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說明好機會難得，亦即王逸不可多得意。這時的“聊逍遙兮容與”已是壹種悠然自得，不是茫然無緒之貌。
過去我們都以為屈原是放逐，實際上不是。古人反抗勸諫的重要方式是離開，即《論語》說的“舍之則藏”，“道不行則乘搓於海”之意。這在先秦典籍中已屢見不解，作為常識自不復贅。如果君王要再用往往要賜環，不用則用塊來表示。《白虎通·東方》雲:
古之臣譯，不從得去何?以法李中卑，孤惡君也。去日:“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君德之.待之以禮，臣待放。如不以待禮，逐去。君待之以禮奈何了日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人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之郊。翼君覺悟能用之，所以必三年者;古者臣下有大臣，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巨思;令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援神契》日: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港倦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逐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天為留之。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壹留與其妻長子，使日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則去，明君子重恥也.
由上述核之二詩我們看出，《湘君》應是待放即自疏時的作品，而《湘夫人》則是諫言實現重回朝廷之時寫作。故表現了兩種不同的心態。塊袂之意至此甚明。從《離騷》與《湘君》比較看，賜塊應是他待放於郊作《離騷》時君王賜給，此時拋塊是他自己絕望的表示。湘君或寓相君之意。自疏，不僅從二湘中叮見，《離騷》中也確切地說過，如“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自疏到遠方就是勸諫不聽自取，畢竟自疏不是放逐，所以屈原最後才怨“國無人莫吾知兮”，“既莫足與為關政兮”，皆是自疏不滿之辭。從“忽臨晚夫舊鄉”看，詩人寫《離騷》時還沒有離京城太遠，尚在舊鄉，即《白虎通》於郊之說。
屈原自疏在《史記·屈賈列傳》中實際也寫得明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壹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為能也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諳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由此可見，屈原是疏而非放，從《湘夫人》看，正是在自疏期間被召出使齊國的。根據《湘夫人》等詩看出，屈原自疏地點應在洞庭湖與湘水之間。其時問，《離騷》應作於懷王十五年，“秦欲伐齊”之前;《湘君》亦作於其後壹二年間;而《湘夫人》則應寫於懷王十七年，即屈原返京入齊之時，離《離騷》寫作已近三年。
由上述可知，屈原作《湘君》、《湘夫人》在被疏期間，因“佳人”(君主)相召，作《湘夫人》詩而返，然後出使齊國。捐塊與捐袂不是錯字，而是不同心態的藝術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