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醍醐”
早在南北朝佛教初興的早期，作為梵文manda的譯名，就在部分經書裏偶爾出現“醍醐”壹詞了；但開始得以在漢語社會廣為流傳，則自大唐高僧三藏法師為代表的譯經成熟期之後。“醍醐”在漢譯佛經中的基本詞義為“本質”、“精髓”；可以作名詞，也可以是形容詞，有多種用法。
但是，“醍醐”的另外壹個意思，作為壹種藥物，則更早地出現在南北朝時的許多古籍裏。例如北齊中書令魏收[4]編的《魏書》列傳第九十《西域》裏面說到“悅般國”的人：“俗剪發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悅般國”人特別在意毛發的清潔，用醍醐美發。
《北史》卷五十五列傳四十壹《慕容紹宗傳》記紹宗的兒子慕容三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
我國第壹本以制藥為主要內容的書籍《雷公炮炙論》載有：“醍醐，是酪之漿，凡用以重綿濾過，於銅器煮三、兩沸。”估計此書雖由後人編於唐末或宋初[6]，但記錄的內容顯然也屬“三國兩晉”之時。
資料表明：意為發酵乳脂“醍醐”的出現，不應遲於“兩晉南北朝”；作為口頭語言可能更早些，並且非常可能本身就是壹個音譯外來語；較“醍齊”意為清酒的出現，至少晚了數百年。
“醍醐”本是“胡人”的食物。由於唐朝時胡風尤為盛行，包括胡舞、胡帳、胡女、胡食等，有點像今天的意大利“比薩餅”進入了我國。因此“醍醐”意指發酵乳脂，不僅是壹個譯名而且可能是壹個譯音名詞，始在崇尚時髦的唐代上流社會得以流行。唐以後可以佐證的資料還有：
《舊唐書》說玄宗朝“貴人禦饌，盡供胡食”。
王定保[7]《唐摭言》記宣宗賜食給翰林院的孫宏，“皆乳酪膏脂所制”。所謂胡食之中“乳酪膏脂所制”，可能就包括有“醍醐”。
新、舊《唐書·穆寧傳》還記載著這樣壹件事情：穆寧有四個兒子，都很出色，時人用食物來比喻他們，其中三兒子穆員就被比喻成“醍醐”，因為他“粹而少用”。
還可參見《太平廣記》卷壹百七十知人二《楊穆兄弟》條，雲出自《國史補》；宋王讜《唐語林》等。
現有的文獻表明，唐之前，僧人學者在翻譯梵文manda這壹詞根時，有的取音譯，如將mandala譯成“曼陀羅”，根據音節湊字造詞；也有的取意譯，如將manda譯成“醍糊”或“醍醐”的都有。在後來的傳播過程裏，音譯和意譯的均得以保存；但意譯的兩個中，得以保留至今的，僅有後者。
之所以在唐代發生如此意譯的原因，可能是：
1.待選用的漢語“醍醐”已經在當時的社會上得以流行。當然那時它的含意不僅是壹種藥物，也是壹種食物了。同時人們對制作“醍醐”的過程也不僅已經有所了解，而且認為其相當繁復，最後所得到的是比“酪”更為高級的乳汁精華的代表。因為在公元1500年前成書的《齊民要術養羊篇》裏，已經詳細記載了古代北方民族飼養牛、羊和擠奶以及制作“酪”的方法；加上唐以來至少也有壹定數量的漢人接受了“胡食”。
2.從翻譯的意譯角度，必然賦予選用後的漢語單詞以新的涵義；但這個選用詞的原意，最好與所賦予的新涵義相壹致，至少不能引起歧義。事實上，佛經在中國宣講的過程中，已經成功地借用了制酪、制酥、出醍醐的繁復過程，來演繹其經義。例如對“眾生皆有佛性”這壹佛教基本教義的解釋和闡述，盛行於唐朝之前數百年的《涅槃經[9]》裏就有描述：“善男子，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又雲：“善男子，聲聞如乳，緣覺如酪，菩薩如生、熟酥，（淺位如生酥，深位如熟酥）諸佛世尊猶如醍醐。”
由此可見，在唐朝僧人們集中大量翻譯經文時，意指發酵乳脂含義的“醍醐”壹詞被翻譯經文者確定為manda意譯詞的必要條件，均已具備了，幾乎無須斟酌。
歷史淵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
1.目前史學界尚未統壹《周禮》的成書年代，有人認為在厲王十七年（前841），有人認為在戰國時期（前475-前221），也有人認為在東、西周交替時（前770）等。現按最保守的估計，意為“第二等級清酒”的“醍”字的出現，約在公元前400年。
2.《魏書》作者魏收在北魏節閔帝普泰元年（531）任“修國史”，北齊天保二年（551），正式受命撰魏史。因此含義為發酵乳脂“醍醐”壹詞的出現時間，保守估計在公元540年，並且非常可能本身就是壹個音譯外來語。
3.佛經翻譯集大成者是唐代高僧唐三藏，西去取經十七年，於貞觀十九年（645）回到長安。隨即奉旨譯經直到麟德元年圓寂（664），***十九年。據此可以估計，含有“本質”、“精髓”意思的“醍醐”壹詞，作為梵文manda的譯名，正式出現的時間當在唐朝貞觀年後、麟德年前，約在公元650年左右。
可見“醍”字的歷史，比意指單壹含義為乳酪的“醍醐”早了800年；比同時兼作梵文manda譯名的“醍醐”早了1,000年。
4、李時珍[之所以在詩文中崇仰提倡“醍醐”，其實是為了借用影響力甚大的佛教典故“醍醐灌頂”，再次肯定以前醫書的結論；他並非在提倡飲乳。因為事實上，我們黃種人幾乎無人能夠壹次攝入壹升牛，但壹次飲用來自壹升乳汁制得的發酵乳脂——“醍醐”，不僅確實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相對科學合理的。在這壹點上，他超越了他的前輩。但是作為壹代名醫，雖然經他校勘而得正本清源的醫學文獻無數，然而對乳與乳制品的整體認知最終也沒能突破前人的局限。制約他的，除了在他之前的醫書經典外，還有是成書在2000年前的《漢書[17]·高帝紀上》裏面的觀念：“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乳臭者，奶腥味也；意即乳汁為嬰兒專用品，成人根本不屑壹顧。作為李時珍個人，還是難以擺脫當時社會流行意識的影響。
由此可見，在長達數千年的古代中國，乳汁及其制品，並不是人們普遍所接受和享用的食物資源。統觀李時珍全詩的表達和理解，實際效果是順應了世人對佛的敬畏，將乳汁的認識轉化成了“靈丹妙藥”式的神話。客觀上使我們的先民，長久地偏離了正確方向：乳汁及其制品，本應作為漢民族壹種可資利用的普惠性食物資源。
好在清末民國初期的後人，在翻譯西文單詞Cheese時，沒有再將它譯為“醍醐”，而是意譯成了“奶酪”或“幹酪”；因此自中國近代起，乳與乳制品才有幸淡化了“禪”的籠罩，漸漸地向中華民族顯現其天然、樸素的真面貌，使我國人民慢慢地在逐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