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中，人文意象也得到突出。琴、棋、書、畫、筆墨、紙、硯、金石、印章、書法、繪畫等人文心智的載體，頻繁出現，取代唐人所尚的自然意象而占壓倒優勢。蘇軾曾作《鳳翔八觀》，所詠為石刻、繪畫、陵墓、雕塑、建築等，全為人文對象；黃庭堅詩中，書冊出現了120次，翰墨53次，茶82次，所占比重亦極大。題畫詩，唐人中杜甫寫得最多，但也不過20首，而蘇、黃二人就寫了200余首之多。
自然意象歷來是文學的根基，可在宋人手下，也向人文傾斜。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寫望》雲：“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劉敞《微雨登城二首》：“淺深山色高低樹，壹片江南水墨圖。”經過宋人心靈的過濾，自然風景化都幻化為篆字、畫屏、畫軸、棋盤等文物遺產。宋人筆下，自然意象表現為抽象化、概括化，成為壹種負載人格精神的人文符號。唐人寫桃花，是壹次性體驗的具體之象，如“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崔護《題都城南莊》），地點，人物，桃花之象，確有其物；而宋人寫桃花，則更具抽象意味，如黃庭堅《寄黃幾復》：“桃李春風壹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桃李春風，江湖夜雨，是多次人生體驗的沈澱叠印，不是壹次性的此情此景。
當然，最充分的是對梅、蓮、菊、竹精神內蘊的挖掘。唐人詠物，重在外在感官經驗，如“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孟浩然《過故人莊》），“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滁洲西澗》），即使寫景高手如王維，其名句“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等，對外物的出色描摩，同時不無意趣點染。而宋人註重的是其內在精神意蘊，把品性涵養等人文精神貫註其中。梅與竹，是宋詩、宋詞及宋畫的描寫對象，幾乎成為宋人精神品格的集體象征。林逋愛梅，梅花在其筆下，實際已成為壹種高潔人格的象征，其《梅花二首》雲：“眾芳搖落獨喧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詠梅不僅描繪外在形狀特征，更貴寫出內在精神，從此，林逋之梅花就成為宋代士人高潔品格的壹種象征。除梅外，宋人亦喜竹，唐人詠竹，重在意趣，如“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王維《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蘇軾《於潛僧綠筠軒》雲：“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以竹寄托人文情懷，以是否愛竹作為雅俗之分界，出語警策，議論精辟，足見宋人詠物寄托與唐人異趣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