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郭沫若什麽關系？
以魯迅、胡適、郭沫若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大家在推進中西文化交流、建構中國新的文化和文明、推動社會前進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劇烈的變革和陣痛中，這些大家們都曾對中醫提出過置疑。他們曾經的壹些觀點和看法成為近來少數廢止中醫論人士常用的證據。然而五四新文化大家真的反對中醫嗎？我們透過歷史的迷霧，全面分析他們的壹生，探尋他們身上揮之不去的“中醫”情結，認識五四新文化大家所對中醫的認識轉變過程。 魯迅 從“中醫是騙子”到收藏中醫典籍 魯迅是中國文壇的泰鬥。對於中醫，他起先是認可的，以其少年時多次請中醫大夫為父親診療即可看出。其後由於父親不幸病故，魯迅開始反對中醫，個中原因比較復雜。他曾在《墳·從胡須說到牙齒》中，寫到自己早先對中醫不滿的特殊因由，“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攜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魯迅曾經在他的《吶喊自序》中明確地表達了對中醫的不滿：“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壹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也正是由於基於對中醫的失望，魯迅萌生了到日本學習西醫的想法，於1902年赴日本在仙臺學醫。 縱觀魯迅的壹生，他對於中醫的態度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在其人生前後期發生過很大的思想轉變。從日本回國後，魯迅先生改變了自己對於中醫的態度，逐漸扭轉了自己偏激的觀念。這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魯迅先生不斷整理收集中國古代的醫藥典籍，二是他在日記中不斷記錄自己利用中醫中藥治療疾病的經歷。他對於中醫的態度變得較為科學和實事求是。 魯迅後期非常重視中醫藥古籍，他壹生中購買收藏了很多中醫藥典籍，這些從《魯迅日記》中都可以看出：如1914年9月12日記錄了“買《備急灸方附針灸擇日》***二冊”；1915年2月21日“買景宋《王叔和脈經》壹部四本”等。此外，魯迅不僅親自選購和收集中醫典籍，而且還自己動手修補中醫書籍。他在1927年8月12日的日記中寫到：“下午修補《六醴齋醫書》”；8月17日“下午修補《六醴齋醫書》訖”。由此不難看出魯迅在對中醫學大加指斥的憤激之余，對中醫藥學成就是持肯定和贊賞態度的，希望它能夠進壹步發展和更新。 胡適 從中醫不科學到中醫讓他“起死回生”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時期的風雲人物，是20世紀初期反對中醫的重量級人物。他充滿激情地提倡新文化，態度強硬地認為中醫是不科學的，他認為“敘述的西洋醫學每壹個方面的演變過程，我們也可以明白我們現在尊為‘國醫’的知識與技術究竟可比人家第幾世紀的進步。”“回頭想想我們家裏的陰陽五行的‘國醫學’，在這個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占壹個什麽地位。” 然而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讓胡適極為尷尬。1920年11月，胡適罹患糖尿病與腎炎，在北京協和醫院采用西醫療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後來朋友建議去采用中醫方法治療，胡適勉強應允，不料反而治療痊愈。他壹方面反對中醫，壹方面卻是中醫治好了他的重病，胡適被推入到壹個很尷尬的境地。 1921年，胡適在翻譯家林紓為感謝陸仲安治愈家人而贈送的《秋室研經圖》上了題了長跋，詳細敘述自己的事情，披露了自己的真實心聲：“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臟病，或說是腎炎……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給陸仲安先生為我診看……現在竟全好了，頗引起西醫的註意……能使世界的醫藥學者逐漸了解中國醫與藥的真價值，這豈不是陸先生的大貢獻嗎？”從中不難看出，表面壹直對中醫非常敵視的胡適既承認了中醫藥治愈自己疾病的事實，也對中醫藥的真實價值有了領悟。 郭沫若 從“寧死不請教中醫”到對中醫興趣濃厚 郭沫若早年也是壹個堅定的中醫反對論者，他在《獨立評論》發表評論提到：“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提及“至於對付中醫，似應取得逐步廢止之政策。” 而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改變了以前認為中醫只能治“自己會好的病”的觀點，說“胡適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黃芪治好了，大約是事實”，“腎臟病，戈寶權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醫之藥而愈。”同時郭沫若也承認，“對於這個問題，我自己要來討論，實在還不夠格。我自己雖然學過幾年的近代醫學，但我並未繼續鉆研，而且已經拋棄了多年。至於對中國的舊式醫術，我更沒有什麽獨到的研究。”他原先非常堅定地反對中醫的態度開始松動，對於中醫不再采取極為敵視的態度。 十分有趣的是，郭沫若和魯迅壹樣，在晚年對中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了新的認識。他曾給安徽中醫學院題寫了校名，並為《簡明中醫辭典》等中醫類書籍題寫書名，還曾服用老中醫鄭卓人的桑葉酒治愈半側肢體活動不利。 矛 頭 批判的是庸醫以及中醫落後現象 新文化大家們批判中醫雖有其當時認識的片面性，但分析發現，他們的矛頭主要是針對庸醫以及中醫中所存在的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針對某些沒有真才實學的中醫故弄玄虛、敷衍了事、輕率從事的行醫作風，新文化大家對此類現象進行了諷刺。如針對名醫陳蓮河慣用的奇特藥引——用蟋蟀壹對，且註明要原配（即在壹個巢穴中），魯迅辛辣地諷刺到：“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弦和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 同時他們也指出中醫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魯迅在《明天》中就寫到：“先生，我家的寶兒什麽病呀？”“他中焦塞著。”“不妨事麽？他……”“先去吃兩帖。”“他喘不過氣來，鼻翅子都扇著呢。”“這是火克金……”這是壹段很經典的對話，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中醫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不足。醫生態度生硬、診治潦草，絲毫不顧及病人家屬的焦急情緒；尤其是使用“中焦”、“火克金”等令普通人很難領悟的專業術語，更是增加了中醫玄虛飄渺的神秘色彩，使中醫很難令人信服。魯迅用藝術化手段壹針見血地指出了中醫存在的不足，點到了中醫的某些痛處，這些都是我們現在要發展現代化中醫所要反思和改進的地方。 緣 由 借批判中醫表達救國救民願望 鴉片戰爭以來，隨著中華民族危機的日益加劇，許多仁人誌士希望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以此富國強民，捍衛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此後，西學東漸逐步成為了人們的***識，認為只有破除中國傳統文化，引進壹劑西方文化與技術的猛藥才能改革中國，挽救中國的命運，為此，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了眾矢之的。 李澤厚在《中國思想史雜談》壹文中認為“醫”是與中國思想最為密切的四大文化之壹。因此，中醫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已經成為了雙方沖突交鋒的主要領域和陣地。對中醫的反思與評估，其實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反思與評估的具體外化。不難認定，新文化大家們言辭激烈地抨擊和反對中醫，矛頭所指不完全是中醫本身，而在於批駁支撐和影響中醫發生、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四新文化時期，在西方文化大舉東移的特定時代，中醫非常悲壯地成為了大力宣揚科學與民主的犧牲品，它遭受冷落和敵視的命運有其必然的宿命性。 在對待中醫的問題上，五四新文化大家曾經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時代的大潮中，他們壹方面對中醫極力地批駁和抨擊，壹方面卻與中醫發生著或深或淺的關系。同時又由於思想與閱歷的變革與時代的變遷，他們對中醫藥的偏見也在發生著變化。其中矛盾與復雜的過程難掩時代的尷尬與印痕，其間所反映出來的深層次內涵，值得後人細細思考與品位。 新文化大家們言辭激烈地抨擊和反對中醫，矛頭所指不完全是中醫本身，而在於批駁支撐和影響中醫發生、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醫非常悲壯地成為了大力宣揚科學與民主的犧牲品。 大家們壹方面對中醫極力地批駁和抨擊，壹方面卻與中醫發生著或深或淺的關系。同時又由於思想與閱歷的變革與時代的變遷，他們對中醫藥的偏見也在發生著變化。其間所反映出來的深層次內涵，值得後人細細思考與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