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資料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教員。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曾祖父白溫遷居下□（今陜西渭南），遂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陳潤俱善詩。父季庚，做過彭城縣令，徐州、襄州別賀。明代紹興郡齋聖賢圖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歷七年(772),至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於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明，5、6歲學作詩，9歲熟習聲韻。11歲時,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靠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5、6年的顛沛流離生活中，白居易接觸到官方疾苦，並遭到事先任蘇州、杭州刺史的兩位詩人韋應物、房孺復的影響，作有《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賦得古原草送別》等詩篇，15、16歲時，立誌應進士舉,享樂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當時，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的微俸堅持家用，奔走於鄱陽、洛陽之間，生活比擬艱辛。 初仕至遭貶 自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歲，進士落第。十八年(802) ，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於此，後在詩壇上齊名，並稱“元白”。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永貞時(805),王叔文、韋執誼實施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韋上書，建議廣開言路，選拔人才，懲惡賞善，舉賢任能,不失機遇地快速革新。但不久,王、韋等被貶,革新失利。他的建議未及采用,寫有《寓意》等詩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對社會政治各項嚴酷效果所提管理計劃，是研討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資料。這年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今陜西周至）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壹月授翰林院學士。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從軍，均照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度秘密。在儒家“兼濟”思想的指點下，他不怕得罪權貴近□，延續上書論事，如奏請加德音中節目》、《論制科人狀》、《論於□裴均狀》、《論和糴狀》、《奏閿鄉縣禁囚狀》等，都是聯系國度治亂、群眾生活的主要文件。與此同時，他還自覺地以詩歌作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武器，促進新樂府活動，寫了少量的諷諭詩，和他在政治上的勤勞相輔而行。但由於朝政日趨糜爛，他的這些奏狀和詩歌反而招來當權者的忌恨與打擊。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家，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權利別離叛唐，派人刺殺主意征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以雪國恥。但卻被腐朽的官僚權利攻擊為越職言事，並假造“傷名教”的罪名，將他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這對他是個繁重的打擊。 貶江州以後的內外遷調 自元和十壹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後的第二年，寫下《琵琶行》。詩中經過壹個擅奏琵琶的長安名妓淪落江湖的倒運身世,寄予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悶。在這之前,他曾經看到朝廷的種種昏暗，萌生過及早抽身的念頭。經過這次打擊,思想更從“兼濟”急遽轉向“獨善”,決計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面上滅除憂憂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詠懷》)。但他並沒有辭官歸隱,而是選擇了壹條“吏隱”的路途,壹邊掛著閑職，壹邊在廬山蓋起草堂,與僧朋道侶交遊,以求知足保和，與世無忤。與之相順應，描寫閑靜恬淡境地、表達團體情感的閑適詩和感傷詩,便末尾多起來,然前期那種戰役性劇烈的諷諭詩則比擬少見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派遣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於長慶二年(822)央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後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建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頃；並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 退居洛陽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會昌六年(846)。白居易從58歲末尾,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著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經常與名詩人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他在舒適的晚年依然經常想到群眾。73歲時,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行船。兩年後病終。葬於龍門香山琵琶峰(見彩圖河南洛陽白居易墓)。詩人李商隱為撰墓誌。今已辟為旅遊勝地。 詩歌實際 白居易的思想，剖析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則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點思想。他的“兼濟”之誌，主要是實施儒家的暴政，但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他的“獨善”之心,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自覺》二首其二說：“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求得身退心安，無所往而不適。當他受皇帝疑心的時分，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主動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效勞；當他失掉疑心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央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閑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遊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團體感受。不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白居易詩《溪村》插圖 選自明代萬歷集雅齋刻本《六言唐詩畫譜》 白居易壹生不只留下近3000篇詩作，還提出了壹整套詩歌實際。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知名論點。情是詩的形式，言和聲是詩的表現方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剖析了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偉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系於政”（《策林》六十四）。以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發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親密聯系於事先期的“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脫離夢想,必需根源於生活，取材於夢想生活中的各種事情,反映著壹個時期的社會政治狀況。 白居易承襲了中國現代壹向以《詩經》為宗旨的比興美刺的激進詩論，十分強調詩歌的夢想形式和社會作用。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又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指“救援人病，裨補時闕”。所謂“六義”、“風雅比興”，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由於事先社會昏暗和政治糜爛，他在“美刺”中更著重“刺”的壹面，強調詩歌批判社會政治的功用，央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上以紉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開壅敝達人情，先向歌詩求挖苦”(《采詩官》)。在他看來，詩歌創作只要發揚了這種功用，惹起當權者的留意，對國度政治和群眾生活的改善起壹點作用，才算到達了寫作手段,否則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與上述實際相順應,在詩歌表現方法上,他提出了壹系列準繩：①“辭質而徑”，辭句質樸，不加文飾，表達直爽，不繞彎子；②“言直而切”，直書其事，不作隱諱，切近事理，說盡說透；③“事□而實”，形式真實,經得起查考,不說空話，不加樸實；④“體順而肆”，文字流利，繁雜上口吟誦,便於配樂傳唱(《新樂府序》)。他自己的壹局部詩作,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勤勞實際的。 在中唐階級抵觸和統治階級外部抵觸十分尖利的狀況下,這種詩歌實際對促使詩人無視夢想、關心民病,是有主動意義的。對大歷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方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是，他過火強調詩歌創作聽從夢想政治需求,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妥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實際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李白等知名詩人，便難免顯得公允和狹窄，甚至連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與元九書》）。異樣，假設壹味強調“辭質而徑”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約束詩歌藝術的發明，拘限詩歌作風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此遭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壹些詩人的批判。 文學創作 白居易在江州時，曾收拾、編集自己的詩歌作品，分紅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據其自述，諷諭詩是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閑適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傷詩是“事物牽於外,道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者”；雜律詩則是“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大致上，前三類是古體詩，最後壹類是近體詩;前三類中大致以形式區分,但也有參互交織的。在這四類詩中，白居易自己比擬註重諷諭詩和閑適詩。他以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誌”，閑適詩顯現出“獨善之義”，都是他的人生目的的直接表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壹時壹物，發於壹笑壹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 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髓的局部,是他的諷諭詩,其中包括《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這些詩篇普遍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嚴酷效果，著重描寫了夢想的昏暗和群眾的痛苦，如《觀刈麥》、《采地黃者》、《重賦》、《杜陵叟》等寫農夫的辛勞和賦稅剝削的繁重；《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等寫宦官的飛揚跋扈和宮市給群眾帶來的災難；《輕肥》、《歌舞》、《紅線毯》、《兩朱閣》等揭露豪門貴族的窮奢極侈；《新豐折臂翁》、《縛戎人》、《城鹽州》、《西涼伎》等反映邊防效果和戰爭給群眾帶來的災難；《澗底松》、《贏駿》、《悲哉行》、《諭友》等為門第限制下人才受壓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銀瓶》、《議婚》、《母別子》、《上陽青絲人》等為禮教約束下婦女的淒涼命運收回控訴；《傷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擊世風衰落和人情澆薄；《海漫漫》、《夢仙》等挖苦迷信神仙的虛妄聰明。這些作品都稱得上心苦力勤，直氣凜然。在普遍反映夢想的根底上，詩人對不合理的現象痛下針砭,如“奪我身上暖,買爾久遠恩”（《重賦》）；“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紅線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辭激切，毫無顧忌，突破了儒家“溫順狡猾”詩教的框框。這在現代批判時政的詩歌中是十分壹般的。 諷諭詩在表現方式上，少數采用直賦其事的方法。《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縛戎人》、《井底引銀瓶》等,敘事完整,情節生動，描寫人情物態精細傳神，對開展中國敘事詩的激進有主動的貢獻。另壹局部諷諭詩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予作者的政治慨嘆，如《黑潭龍》寫家家戶戶殺豬祭龍王，酒肉實踐上餵了狐貍，而深居九重的龍王卻什麽也不知道，籠統地描畫出皇帝耳目閉塞、官吏近侍貪汙中飽和小民慘遭剝削的狀況。《題海圖屏風》則經過海中大鰲興風作浪、鯨鯢助威暴虐,形成“萬裏無活鱗,百川多倒流”的現象，為事先藩鎮割據、別離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實的寫照。還有把鶴、鳥、松、竹等動植物擬人化，用以表現社會生活中的各類人物及其聯系，如晚年所作《禽蟲》十二章，就屬於這類寓言詩。不論是直賦其事或寓言托物，壹般都概括深廣，取材典型，主題集合，籠統鮮明，言語清楚曉暢。壹局部《新樂府》還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顯現了詩人向官方深刻文藝進修的蹤跡。 白居易的閑適詩多用於表現閑情逸致，抒寫對歸隱田園的恬靜生活的神往和潔身自好的誌趣，不少篇章還宣揚了省分知足、樂天安命的消深思想。但也有壹些奪手段警句，如“作客誠已難，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誌”（《適意二首》）以及“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不唯非貴相，但恐出禍因”（《自題寫直》）等等,仍從正面反映出對夢想社會的滿意,說明他追求閑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自我解脫。閑適詩中也有壹些描寫自然景物和田園風景的佳作。如《觀稼》、《歸田三首》，寫鄉村現象，質樸而清爽。《遊悟真寺詩壹百三十韻》，以遊記文的筆法依次記敘五日遊山的經過，令人有身歷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傷詩寫壹時感受，而經常有深沈的寄予。其中如知名的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長恨歌》歌詠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的婚姻愛情故事，心情感傷,寄予深微。詩中既寫“漢皇重色思傾國”,招致昏庸誤國，諷意清楚；更寫“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感傷玄宗貴妃愛情熱忱纏綿，流顯現作者的憐惜。唐陳鴻說，白居易“深於詩，多於情”，創作《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未來者也”（《長恨歌傳》）。《琵琶行》則有遭際之感。這兩首長詩敘事迂回，寫情入微，加以繪聲繪色的布置描寫，多方面的氣氛烘托以及流轉諧和的韻律聲調，藝術上到達很高效果。“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說明這兩首詩遭到廣闊群眾的喜歡。所以清人趙翼指出，白居易“即無選集，而二詩已自不朽”（《甌北詩話》卷四）。感傷詩中還有不少親朋間酬贈的篇什，如《別舍弟後月夜》、《江南遇天寶樂叟》、《畫竹歌》、《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等，也都寫得情真意切，樸摯動人。這類詩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感傷顏色，如“畏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自覺》二首）等；厭苦塵世煩惱，力圖加以解脫，宣稱要“度脫生死輪”，“永洗煩惱塵”(同前)，清楚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雜律詩在白居易詩作中數量最多。其中有價值的是 壹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寫景小詩，如《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西湖留別》、《暮江吟》、《問劉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幾筆，勾勒出世意盎然的境地，歷來膾炙人口。而壹局部鋪陳故實、排比聲韻的長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艷情風月的小碎篇章，頗為時人效尤，但多缺乏取。 白居易詩歌的根本作風是平易淺切，明暢深刻。平易，是指用往常的話，寫往常的事，清楚自然，人人可以領略。所謂“郢人斤斫無蹤跡,仙人衣裳棄刀尺”(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壹百篇因以答貺》),就是關於這種平易自然、渾成無跡的詩風的高度表揚。平易的境地是不繁雜到達的。劉熙載《藝概》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趙翼《甌北詩話》也以為“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久遠景、行動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詩的平易，又是同敘寫情事的直切暢達聯系在壹同的,意到筆隨,揮灑自若，“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溢，殆與元氣相侔”（王若虛《滹南詩話》），有很大的感染力。這樣的平易,是提煉的結果。趙翼又說：“其筆快如並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時間又鍛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宋代僧人惠洪《冷齋夜話》記敘白居易作詩令老嫗都解的傳說，雖不用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深刻，少用典故和古奧的詞句，便於廣闊讀者接受，則是有目***睹的夢想。他還喜歡提煉官方俗語入詩，增加詩歌的神趣。《唐音癸簽》引《閱耕余錄》說：“白太傅詩：‘暑退衣服幹，潮生船航活’，吳中以水漲船動為船活,采入詩中,便成佳句。”龔頤正《芥隱筆記》也說：“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贏垂、溫暾，皆樂天語。” 白居易詩歌的創作作風，後世頗有訾議。有人說他“俗”，說他“淺”，甚至說他“力□而氣孱”（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這些批判看到了白居易的壹局部作品矜耀貧賤，吟弄風情，具有著作風低下的粗俗的壹面；晚年“更作知足語，千篇壹概”（《詩源辯體》引王世貞語）,“其中頹喪俚俗十居六、七”(葉燮《原詩》)。在藝術上他也有相當數量的詩篇，意太詳,語太露，缺少蘊藉含蓄的神韻和抑揚頓挫的氣勢。但他的勝利之作，多能做到“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薛雪《壹瓢詩話》），在平易、切近的方式裏包括久遠的思想情味，有力地顯現著白詩深刻化、群眾化的主要效果。所以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稱白居易為“廣闊教化主”，正好說明了這壹點。形式的深入微作風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會下傳達特地廣。他逝世時，他的詩歌已普遍傳誦，“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謄寫模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元氏長慶集序》）。他與元稹兩人唱和的所謂“元和體”，“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至悉傳諷之”（《舊唐書·元稹傳》）。白居易的名望遠播國外。事先有朝鮮商人來求索白詩，帶回去賣給該國宰相，壹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蘇州南禪寺抄得壹部白集帶回國，後延續有人抄回，至昔日本保管有相當於宋、元時的三種抄本各壹卷，視為國寶。 白居易的詩歌對後世文學有龐大影響。晚唐的皮日休、聶夷中、陸龜蒙、羅隱、杜荀鶴，宋代的王禹□、梅堯臣、蘇軾、張耒、陸遊壹直到清代的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水平上遭到白居易詩風的啟示。此外，元、明、清歷代劇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為題材編寫戲曲，如《長恨歌》演化為白樸的《梧桐雨》、洪□的《長生殿》，《琵琶行》演化為馬致遠的《青衫淚》、蔣士銓的《四弦秋》等。白詩的詞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話本所采用。 詩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寫得也很有特征。他固然不屬於韓愈、柳宗元的文學團體,卻以其創作的實際,推進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縱論天下小事，故意識地追蹤賈誼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決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盜賊》等，不只形式實在，見地精辟，而且引古鑒今，析理深透,言語流暢,詞氣讜直，是議論文中的傑作。《為人上宰相書》和壹系列論政事的奏狀,條分縷析,勁直剴切，封鎖了北宋王安石上書言事的先聲。《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判的主要文獻。而象《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荔枝圖序》等,寫景狀物,旨趣雋永，又是興文藝樣式——曲子詞的寫作。他的《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的開展開拓了路途。 本集和研討資料 白居易生前，曾對自己的詩文停止過幾次編集，初名《白氏長慶集》，後改名《白氏文集》，***收詩文3800多篇,成75卷、謄寫5部。分藏於廬山、蘇州、洛陽及其侄子、外孫的家裏，唐末騷動，抄本散亂，又經輾轉刻寫，已非原貌。現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刻本,僅71卷,收詩文3600多篇（其中還羼入幾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馬元調重刻《白氏長慶集》71卷,與紹興本根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園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分前、後集，形式也與紹興本大致相同。清初汪立名則刻有《白香山詩集》40卷，僅詩，無文，其中包括輯佚而成的《補遺》 2卷，並於原註外增加箋釋。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以紹興本為藍本，參校各本，加以訂補；又編《外集》2卷,搜羅佚詩佚文，並附白氏傳記、白集主要序跋和簡明年譜。 研討資料方面,新、舊《唐書》有白居易的本傳,陳振孫、汪立名均撰有年譜。近人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長慶集偽文》，對白居易的詩文多所考訂。古人王拾遺《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陳友琴所編《古典文學研討資料匯編·白居易卷》，搜集自中唐至晚清相關評論資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樹著的《白居易研討》等,都是研討白居易的較主要的參考書藉。 這些妳看夠嗎？r≡學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