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羅隱（833—909）是浙江新城（今富陽新登）人，原名橫，字昭諫，後因屢試不第，憤而改名為隱，自號江東生。他的曾祖和祖父都任過福州福唐縣令，父親也應過開元禮，為貴池尉。羅隱27歲就在貢籍，“才了十人，學殫百代。”（沈崧《羅給事墓誌》），誰知十次應試，卻十次落第！“自己卯至於庚寅，壹十二年，看人變化”（《湘南應用集序》），“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讒書·序》）。此後十六七年，“東歸霸國以求用”（《五代史補》），除家鄉浙江外，還有陜西、河南、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蘇等，但都“齟齬不合”（《十國春秋·羅隱傳》）。
羅隱向有“江東才子”之稱，為什麽總是所至不遇？這是因為當時的用人制度已極其腐敗，科場被權貴把持，營私舞弊，任人唯親。羅隱是“江左孤根”（《投鄭尚書啟》），“族惟卑賤”（《投湖南王大夫啟》），自然只好感嘆“五等列侯無故舊，壹枝仙桂有風霜”（《長安秋夜》）了。《五代史補》說他“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據載，唐昭宗曾欲以甲科取隱，當場有大臣反對說：“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橫遭譏，將相臣僚，豈能免乎淩轢？”並舉出“譏謗之詞”《華清宮》為據：“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昭宗聽了，就取消了原來的打算（見姚士麟《〈兩同書〉跋》）。可見，羅隱的這些詩著實刺痛了統治者的心，既使其惱恨，又使其害怕，不為其所容也理所當然了。再則，羅隱所求的“霸國”實際上是割據壹方的藩鎮勢力，也多驕奢腐敗，並無用人之心。如靠征討黃巢起義軍而威震壹時的淮南節度使高駢，這時正獨霸壹方，羅隱往謁以求用，而高駢卻惑於嬖吏呂用之、張守壹、諸葛殷等神仙之說，酷好仙術，荒唐不堪。羅隱寫了《淮南高駢所造迎仙樓》、《後土廟》予以揭露。他把詩題在墻上，連夕掛帆而去。高駢知道後，惱羞成怒，發船緊追，追之不及始罷。
直到55歲那年，轉機終於來了，在外奔波了大半生而所至不遇的羅隱，回到了錢塘，投奔雄據東南的杭州刺史錢liú＠⑴。錢liú＠⑴辟羅隱為從事，又請置錢塘縣，表隱為錢塘縣令。唐昭宗天復二年（902）， 錢liú＠⑴進爵越王，哀帝天yòu＠⑵元年（904），又進爵吳王。天yòu＠⑵三年（906），羅隱轉司勛郎中，充鎮海節度軍判官。梁開平元年（907）， 錢liú＠⑴被封為吳越王，又表薦羅隱為給事中。22年中，賓主遇合，如魚得水，凡邦土的大事記、錢氏的文告、奏表幾乎都出於羅隱之手。吳穎說：“昭諫則固有於天下之大者也，遨遊吳楚，退而應錢王之召。其高節奇氣，有可以撼山嶽而砥江河者。”（《重刻羅昭諫江東集敘》）袁英稱之為“佐國是而惠殘黎”（《重刻羅昭諫集跋言》）。
唐昭宗景福三年（893）九月， 以武威軍防禦使錢liú＠⑴為鎮海軍節度使、浙江西道觀察處置軍使，錢liú＠⑴使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隱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改為：“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以詼諧幽默的語言為東南人民說了話。朝廷大臣見了都說：“此羅隱詞也。”（《吳越備史·羅隱傳》）。
羅隱感知遇之恩，竭力輔佐，深謀獻策，敢於進諫。當時，吳越的賦稅很多，小到雞、魚、蛋之類都要納稅。西湖的漁民每天要向錢王府上繳幾斤魚，名“使宅魚”。漁民不勝其苦。羅隱作《題〈pán＠⑶溪垂釣圖〉》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錢liú＠⑴感悟，“遂蠲其征”（同上）。
在戰亂紛爭的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卻相對安定，這固然有各種主客觀原因，而羅隱輔佐錢氏22年，也是功不可沒的。
二
作為文學家的羅隱，他在詩文兩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對此，李慈銘作過很中肯的評價：“昭諫詩格雖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錚錚者，文亦嶄然有氣骨，如其詩與人也。”（《越縵堂讀書錄》八）
羅隱的著作相當豐富，諸籍所載略有出入。今存《甲乙集》十卷並補遺壹卷（《全唐詩》編為十壹卷），《讒書》五卷，《廣陵妖亂誌》壹卷，《兩同書》十篇及序、記、啟、論、碑等雜著三十余篇。余皆散佚不傳。
羅隱的詩歌約500首左右。除少數五、七言古詩和雜言詩外， 基本上都是近體詩，尤以七律最多。其中，固然不乏含蓄蘊籍之作，如《魏城逢故人》等，但更多的是尖銳刻露的刺世嫉邪之作。風雨飄搖的時代，曲折坎坷的經歷，傲岸不屈的性格，使羅隱的詩歌充滿了剛正浩然之氣，“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誌去就之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桐江詩話》）。他的詩好發議論，現實性強，語言通俗平易，把中唐新樂府的精神體現在五七言近體詩中，這無疑是進步的。
羅隱的大量詩歌，通過對自身坎坷遭遇的感嘆，揭露科舉的弊端與用人制度的腐朽。《甲乙集》第壹首《曲江春感》就是他落第後的抒慨之作：
江頭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心悠哉。
高陽酒徒半雕落，終南山色空崔嵬。
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
壹船明月壹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滿腹經綸而累舉不第，不得不歸隱五湖，這不是對所謂“聖代無隱者”的絕妙諷刺嗎？《感弄猴人賜朱紱》更是淋漓盡致地諷刺了帝王用人的荒唐：“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壹笑君王便著緋。”《幕府燕閑錄》載：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按唐制，五品官服淺緋，四品官服深緋。壹個裝腔作勢的耍猴人，居然能夠賜以大官的朝服，封以皇帝近侍的官銜，而有真才實學的讀書人，十二三年離鄉背井上京應試，竟壹無所得！帝王的昏庸，科舉的腐敗，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南來北往中，羅隱對虛職冗員屍位素餐、高官顯貴濫賜亂賞，實在是看得太多，也深惡痛極了。他把這壹切都凝聚在詩篇中：“從事不從事，養生非養生，職為屍祿本，官是受恩名。”（《茅齋》）在社會上，壹方面富人們“糞土金玉珍，猶嫌未奢侈”，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另壹方面“陋巷滿蓬蒿，誰知有顏子”（《秦中富人》）。
羅隱的筆觸，還註意到更廣大的貧困者，壹首詠雪的小詩，揭示了貧富咫尺相異的現實：
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
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雪》）
豐收了又怎麽樣呢？還不是被統治者盤剝得更多？而在大雪紛飛中，有多少求告無門的貧者將凍餓而死！對他們來說，大雪，與其說是“瑞”，還不如說是“災”，還是不要太多為好。將深沈的憤慨寓於冷雋的諷刺之中，既是對深居大宅錦衣玉食的富戶顯貴高談闊論的揶揄，也是對豐歉同悲的貧者的同情，還有自己連年奔波卻寒餓相接的不平。他在《送王使君赴蘇臺》中感嘆：“兩地幹戈連越絕，數年麋鹿臥姑蘇。疲méng＠⑷賦重全家盡，舊族兵侵太半無。”戰亂頻仍，賦徭繁重，生民雕蔽，為官者見此情景將何以為情？體察民瘼之情溢於言表。
羅隱的詩常常通過詠物、詠史等手段來諷刺現實、鞭笞黑暗。
在詠物詩中，或卒章顯誌，直言不諱，或象征比興，借題發揮。他曾借詠錢揭露朱門富戶虎狼般的貪婪本性：“朱門狼虎性，壹半逐君回。”（《錢》）《金錢花》壹詩對這種殘暴貪黷行為挖苦得更為尖刻：“占得佳名繞樹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貯，應被豪門盡＠⑸將。”那黃燦燦的金錢花如能象金錢壹樣收藏起來，也將會被豪門貴族砍盡采光。這是多麽辛辣的諷刺！
人們喜歡贊美黃河的磅礴氣勢，羅隱的《黃河》詩卻專就其渾濁、彎曲這壹特點發抒感慨：“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曲，才出昆侖便不清。”只要與歷史稍作對照，就可發現，羅隱筆下的黃河，正是混亂黑暗的唐末現實的形象寫照。當時奸邪當道，以曲求通之事比比皆是。而誰又能明了“天意”呢？
羅隱的詠物詩不僅用以揭露統治者，而且對依附權貴的庸祿之輩也常冷嘲熱諷。有壹首詠香的詩：“沈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煙nuǎn＠⑹玉樓春。憐君亦是無端物，貪作馨香忘卻身。”（《香》）為了貪得權門貴人的歡心，連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顧了。羅隱投之以輕蔑的壹笑。
《鷹》是對那些爬上高位的既得利益者的剖視：“越海霜天暮，辭韜野草幹。俊通司隸職，嚴奉武夫官。眼惡藏鋒在，心粗逐物殫。近來脂膩足，驅遣不妨難。”本來如同司隸、武官壹樣的蒼鷹，脂足肚飽後，就不肯盡職，連驅遣它都不容易了。這不由得使人聯想起社會上那些隨著地位變化而忘其所以甚至大擺架子的庸臣俗僚。
羅隱對那些口是心非的假隱士也不放過，他嘲諷鷺鷥：“不要向人誇素白，也知常有羨魚心。”（《鷺鷥》）揶揄鳴蟬：“風棲露飽今如此，應忘當年滓濁時。”（《蟬》）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嘴上說得很清高，其實對官位權勢欣羨得很的偽君子或壹天到晚唱著高調、忘記自己本來面目的無恥之徒不也大有人在麽？
通過詠史來刺時，是羅隱諷刺詩的又壹特色。薛居正說羅隱“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舊五代史》）。所謂“長”，並不壹定指數量多，主要是指手法巧妙，與現實的針對性強。羅隱的詠史詩常常具有史論的性質，在詠嘆和議論歷史的成敗得失中寄寓著對現實的諷刺。他說過：“蠹簡遺編試壹尋，寂寥前事似如今。”（《詠史》）歷史上往往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歷史的鏡子常常能照出現實的影子，羅隱的詠史詩也顯然染上了唐末的時代色彩。他很少吟詠經綸蓋世、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和揆天則地、氣勢浩然的盛世景象，而多感於亡國之君和末世之時，因此，他的詠史詩，除了強烈的諷刺意味外，還有濃厚的悲涼氣氛。
羅隱詠嘆最多的是國家的治亂興亡之事。陳後主由於沈緬於“麗華承寵渥，江令捧杯盤”的遊樂生活，不恤政事，甚至在隋兵攻下臺城時還詩酒不輟，及時行樂，最後落得個“兵來吾有計，金井玉鉤欄”的下場（《臺城》）。隋煬帝也由於荒淫無度，“君王忍把平陳業，只博雷塘數畝田”（《煬帝陵》）。這裏有著多少深刻的教訓啊！
除了陳後主和隋煬帝，吳王夫差也是臭名昭著的亡國之君。羅隱在《姑蘇臺》中寫道：“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解崇臺榭為西施。”周太王的長子泰伯為了讓位給弟弟季歷（周文王的父親）而逃到吳地，吳國就在這樣高尚的禪讓中開基，後來，吳公子季劄（延陵季子）歷聘上國，遍交賢士大夫，曾在魯國觀周樂，知列國之治亂興衰，被大家稱為賢能之人。可是，子孫後代卻沒有繼承前輩的好傳統，為了西施大造樓臺亭榭，尋歡作樂，導致了國家的滅亡。
羅隱不是壹個“女禍亡國”論者，指出西施，是為了形象地說明吳王因荒淫而亡國，並不是要歸罪於西施，這在《西施》壹詩中有明確表現：“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如果說西施能夠滅亡吳國，那麽促使越國滅亡的又是誰呢？這就否定了“女禍亡國”的說法，提出了國家興亡自有其“時”的觀點。當農民起義軍進入長安時，唐僖宗倉皇逃向四川。羅隱為此而作《帝幸蜀》：“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謝阿蠻是新豐市的女伶，很受楊貴妃的寵愛，詩歌借她的口吻，不僅挖苦唐玄宗在安史之亂時讓楊貴妃做替罪羊，而且逼問唐僖宗：妳這次逃奔四川，還有什麽藉口可找呢？
三
羅隱的散文可以《讒書》為代表。魯迅先生稱它“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與皮日休、陸龜蒙的小品文壹樣，是唐末“壹塌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芒”（魯迅《小品文的危機》）。
《讒書》初編於唐懿宗鹹通八年（867）春，***五卷六十篇（現存五十八篇，有兩篇有目闕文），清阮元列入《四庫未收書目》。
強烈的諷刺性是《讒書》的顯著特色，而題材之廣泛，手法之多樣，又顯示出作者高度的藝術技巧。耳聞目睹，古往今來，“有可以讒者則讒之”（《讒書·自序》），且都能涉筆成趣，有獨到的見解。
借用歷史題材諷諭現實，是羅隱最常用的手法。他善於通過對現象的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質，既從堯舜的“舍其子而教”肯定其“示後代以公***”的精神（《三帝所長》、《丹商非不肖》），由伯成子高責讓夏禹窺測其“狹禹之心而謹其取”的用心（《子高之讓》）；又從劉邦、項羽“居宜如是”、“可取而代”的“英雄之言”背後看穿其“視家國而取”的強盜本性（《英雄之言》），從“秦鹿去而天下逐”的事實論證統治者“去道與德”的禽獸本質（《秦之鹿》），言簡意賅，入木三分。
羅隱特別註意總結興亡盛衰的歷史教訓，目的是給唐末統治者敲警鐘。漢武帝由於沈醉於“東山萬歲之聲”而“至於百姓困窮”，可見，“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漢武山呼》）；吳王由於“賜員死，而pǐ＠⑺用事”導致“越入吳”（《吳宮遺事》）的下場，揭示昏君奸臣必然誤國的規律；隋煬帝由於溺於迷樓而造成“相秉君恩，將侮君權”的局面，說明迷於所溺，必“爽君德”（《迷樓賦》）……凡此種種，在帝王腐朽、奸佞用權的唐末，無不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值得註意的是羅隱運用歷史材料的創造性。他並不拘泥於古籍記載的某些細節，而是根據主題的需要靈活取舍。有的只是以某個歷史故事為緣起，生發開去，鋪張成壹個新故事，比如，由《左傳》中晏子以“踴貴屨賤”譏齊景公“用刑之繁”，引發出晏子“以交易進退”勸齊景公“謹以從政”，寫成旨在影射唐末昏亂的政治局面的《市賦》；借著謝惠連《雪賦》中梁王命相如賦雪的話頭，敷衍出別具新意的《後雪賦》，以飛雪的“不擇地而下”、“浼潔白之性”而諷刺不擇手段、到處攀附的世俗小人。有的對原有故事稍加改編，突出某壹側面，即能翻空出奇，成絕妙文章。《越婦言》利用的是《漢書·朱買臣傳》的故事，批判的對象卻由不能安於貧困的朱妻而轉為“矜於壹婦人”的朱買臣，辛辣地嘲諷了平居時高談“匡國致君”、“安民濟物”，而富貴後“蔑然無聞”的封建官僚，這就更富有社會意義。作者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提出“周公之心可疑”，贊美“三叔之機在前”（《三叔碑》），又肯定禰衡、阮籍是“君若客旅、臣若豹虎”的衰弊時代“應天變者”（《敘二狂生》）。做的是翻案文章，卻能言之成理，令人信服，而借古諷時之意，不言而喻。
采用寓言故事來針砭時政、諷諭現實，也是羅隱的重要手段。他以敏銳的觀察力，從那些聽信讒言又濫施淫威的昏君庸主、恃寵驕橫而虛有其表的重臣顯貴、兇險詭詐而互相殘殺的地方軍閥以及趨炎附勢並貪得無厭的勢利小人身上，概括出他們各自的特點，通過藝術誇張，虛構出許多寓言故事，創造了生動的藝術形象，取得了強烈的諷刺效果。那專事“謀悖”的“鄰嫗”使人聯想起欺上瞞下、制造事端的佞臣的醜惡形象（《齊叟事》）；在暗處侃侃而談，有人進燭則“噤不得呻”的“僚者”，是平居和為官時期兩副嘴臉的封建官僚的絕妙寫照（《畏名》）。這些寓言故事，語言警策，含意深遠，引人聯想，發人深思，體現出作者高超的諷刺才能，與柳宗元寓言小品的精神壹脈相承。
托物寄興，借事論時，是羅隱又壹諷刺手法，即所謂“緣情必務於刺時，體物無忘於諫獵”（沈崧《羅給事墓誌》）。《秋蟲賦》顯然是對“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莊子·qū＠⑻篋》）的封建社會的批判和對岌岌可危的唐末政權的警告；《蟋蟀詩》則抒發抑郁悲憤的情懷，詩中以物喻人，揭露邪惡得逞、賢良受壓的社會現實。其它，如《屏賦》痛陳奸佞當道的危害，《題神羊圖》慨嘆朝中無正人，《解武丁夢》暗示李唐王朝“歷數將去”、“人心將解”，《惟嶽降神解》以“周道將亡”影射唐運將盡等等，或托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借他事以陳其意，在對客觀事物的詠嘆中，無不寄寓著對現實的諷諭和批判，放射出極強的戰鬥鋒芒。
《讒書》中還有壹些直陳其事之作。其中，有對弊政陋習的披露（《請追癸巳日詔疏》、《代韋征君遜官疏》、《市儺》），有對世風尖銳的指責（《刻嚴陵釣臺》、《木偶人》），有對藩鎮謀反的批判（《拾甲子年事》），有對變革現實的呼喊（《辨害》）；有懷才不遇的感慨（《道不在人》、《善惡須人》），有不隨流俗的抗爭（《投知書》、《答賀蘭友書》、《序陸生東遊》）。至於對賢臣良將的贊頌，則又從另壹側面鞭撻了社會的黑暗，諷刺了醜惡的現實（《梅先生碑》、《三閭大夫意》、《說石烈士》）。這些篇章，議論則鞭辟入裏，使人耳目壹新，抒情則情詞懇切，催人為之動容。
作為雜文集，《讒書》的文體靈活多樣，短小精悍，有敘、說、本、辨，有解、喻、疑、題，有詩、賦、書、序，有疏、對、碑、吊，各種體式無不得心應手，運用自如。語言犀利潑辣，咄咄逼人，猶如匕首投槍，其鋒銳不可擋。
《兩同書》***十篇，分二卷。《崇文總目》曰：“采孔、老二書著為內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說為內，孔子治世之道為外，會其旨而同元。”晁公武《郡齋讀書誌》曰：“隱謂老子養生，孔子訓世，因本之著內外篇各五，其曰‘兩同書’者，取兩者同出而異名之意也。”《四庫全書總目》則曰：“兩同之名蓋取晉人將無同之義。”其實，《兩同書》是壹部從哲學角度表達政治理想的理論著作。所謂“兩同”，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矛盾的對立統壹。有兩層意思：（壹）老子和孔子的學說，本是對立的，但《兩同書》中前五篇歸本於老子的話，後五篇中有四篇歸本於孔子的話，作者力圖說明，修身養性和治國訓世，表面看來有內外之別，但就實質來說，卻有內在聯系；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目的。從這壹意義上說，老子與孔子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既對立又統壹，所以說“兩同”。（二）《兩同書》中的每壹篇，都從對立的兩個方面來論述某壹個問題。上卷的貴賤、強弱、損益、敬慢、厚薄，下卷的理亂、得失、真偽、同異、愛憎無不說明對立雙方，既有其區別，又有其內在聯系，決定關鍵在於能否符合壹個“仁”字。以“仁”修身則貴、強、益、敬、厚，不然則賤、弱、損、慢、薄；以“仁”治國則理、得、真、同、愛，不然則亂、失、偽、異、憎。原來，羅隱是以“仁”為出發點，把老子與孔子的某些觀點“同”起來的，究其實質來說，是把老子的某些理論納入到儒學的軌道，為宣傳儒家的政治理論服務。
作為議論文，《兩同書》各篇觀點鮮明，說理充分，語言犀利，邏輯性強，時時閃爍出卓越的思想光輝，不僅在當時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就在當前也有壹定的借鑒作用。
其它如序、記、啟、論、碑、表、銘、狀、列傳等也都寫得聲情並茂，這裏不贅述。
無可諱言，羅隱的詩文也有其局限和不足，作者反對的只是那些不符合封建社會的政治規範和道德標準的事物，對農民起義毫不含糊地主張“誅翦”、“招討”，對某些事物的評論也有偏頗之處。但是，瑕不掩瑜，羅隱詩文仍然是壹份十分寶貴的文學遺產，值得我們認真地研究和借鑒。
回答者：柳偉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