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與清談
玄學與清談本是壹種思想意識形態表現的兩個方面，在生活上清談，提高到學術思想領域則為玄學。
隨著漢帝國的崩潰，經學也隨之失落而出現危機，在此時代背景下，玄學應運而生。玄學盛行於魏晉，是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結合的產物。玄學是由老莊哲學發展而來，其宗旨是“貴無”，其最高主題是對個體人生意義價值的思考。所以，老莊之學輕人事、重自然的價值觀，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入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鑄造了中國士人玄、遠、清、虛的生活情趣。
玄學開辟了壹個思辨時代，名士們剖玄析微，“註而不竭”，在論辯中有通（正面解釋議論）、有難（發難致詰）、有勝（辯論取勝）、有屈（辯論失敗），由此形成清談風格。
清談的起源應上溯到魏晉之交的“竹林七賢”，即山濤、嵇康、阮籍等。清談內容廣泛，宇宙觀、歷史觀、政治、倫理無所不包，並以辯析其中哲理為目的。其弊端是往往流於口頭爭辯，成為“口耳之學”；其長處是發展哲理思辨，開出疑義相析的風氣，且不論年資，以友交會，與兩漢經學的師道尊嚴迥然相異。
總之，玄學的發展使這壹時期成為“中國周秦諸子以後第二度的哲學時代”。玄學的思辨成就不僅被隋 唐佛學和宋 明理學所繼承，而且澤及各門學科，最突出的是在藝術上創造了“重神理而遺形骸”，重自然而輕雕飾的美學觀念，就連此時的山水詩畫、書法也都深深浸染著玄學風采。
佛、道、玄、儒的相互抗爭與融合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醞釀於東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時規模最大。作為宗教的壹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的壹般性特征，作為中華民族創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格，在思想淵源與神仙世界的構造上同傳統的哲學流派、哲學思想以及傳說、神話息息相通。神仙思想是道教的中心思想。道教最關心的是“人如何不死”，這正是中華民族重現世、重現實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觀上的體現。
在道教興起的同時，另壹支來自南亞次大陸的宗教也氣勢日增地進入中華文化系統，這就是佛教。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傳播和發展較快，對中華文化的影響也日漸廣泛和深遠，與此同時，佛教也溶合了中華文化而逐漸中國化。
道、佛、玄、儒這二教二學的關系頗為復雜，其相互沖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識形態結構的激烈動蕩。大體而言，玄學的“貴無”與佛教的“空”的思想壹拍即合，到東晉，玄學幾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儒家對佛教，排斥多於調和；佛教對儒家，調和多於排斥；佛、道互相排斥，不相調和。
胡漢文化的碰撞
魏晉南北朝是壹個民族關系復雜動蕩的歷史時期。在此階段，大規模的民族遷移和民族融合進入高潮，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後進入中原，紛紛建立政權，南方的越、蠻、奚、俚、僚等族也與漢族發生交互關系，使遊牧或半農半牧民族的“胡”文化與中原農業社會的“漢”文化發生長時間交會，並在沖突中走向融合，也使得這壹時期的文化趨於多元化走向。
胡文化“漢化”主要有兩個渠道。壹是由胡人統治者采用漢族統治的組織形式並推廣儒學，這為胡文化的整體性漢化創造了前提條件，實際上也是以強力推進胡文化發生質的變化；二是胡人在長期的胡漢雜居中，潛移默化地受到漢文化觀念意識的影響，從而對胡人心理深層產生了巨大而綿長的影響。
胡文化在溶入漢文化系統的同時，其固有特質對漢文化系統也產生了較大的沖擊、改造。蠻野但充滿生氣的北族精神，給高雅溫文卻因束縛於禮教而冷淡僵硬的漢文化帶來了新鮮空氣。隨著諸多民族整合為新漢族的進程日益深化，漢胡交會的效應逐漸充分釋放，終於在公元八世紀推出空前繁榮璀璨的隋唐文化。
文化的自覺
儒學的失落，不僅為佛教的輸入，道教、玄學的蓬勃興起拓出壹片自由天地，而且造成這壹時期士人的思想空前活躍。人們從儒學倫常的樊籬中解放出來，引發了對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展的軌道。
魏晉時期的文學藝術高度重視形象思維，承認文學藝術自身的規律，擺脫了經學附庸的地位，進入了“自覺”時代。以詩歌而言，“三曹”、“建安七子”的作品氣勢雄偉，慷慨悲壯；以民歌而言，《木蘭詩》、《子夜歌》、《隴上歌》、《敕勒歌》等千古傳誦、膾炙人口，呈現出繁盛景象；以散文而言，也是佳作不斷，如《出師表》、《陳情表》、《桃花源記》等；以小說而言，是開創時代，代表作是劉義慶的筆記體小說《世說新語》；以書法藝術而言，則是名家輩出，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成就最高，代表作為《蘭亭序》。
魏晉的史學也沖破了經學的束縛，其自身特質日益清晰地被人們認識，確立了史部著作在目錄學上的獨立地位，出現了“經、史、子、集”部類命名。主要史學著作有《後漢書》、《三國誌》、《南齊書》、《魏書》等。
天文歷法
魏晉南北朝時期，天文歷法方面最大的成就是東晉虞喜發現了“歲差”。
過去天文學家不知分“天周”和“歲周”，以為太陽運行壹周（天周）就是“歲周”。虞喜觀察到太陽從當年冬至運行到次年冬至並沒有回到原來的冬至點上，而是每50年（現代測定是71年8個月）向西移動壹度。這種“天周”與“歲周”的差就叫“歲差”。
祖沖之親自觀察，證實了歲差的存在，並把它應用到自己所制定的《大明歷》中。根據計算，《大明歷》規定壹年為365.24281481天,與近代科學測量的日數相差不到50秒。
《大明歷》中另壹重要改革是對閏法作了新的調整，將古法19年7閏改為391年144閏。《大明歷》是當時最先進的歷法。
史學
這壹時期，私家修史盛行，出現了許多史學名著。晉陳壽的《三國誌》和宋範曄的《後漢書》就是這壹時期的代表作。
《後漢書》***壹百二十卷，主要記載了東漢自光武帝劉秀到獻帝劉協近二百年的歷史。紀、傳的作者是劉宋的範曄，誌的作者是晉司馬彪。範曄在諸家後漢史，特別是在劉珍等人《東觀漢記》的基礎上，斟酌去取，寫成了《後漢書》。由於他死得過早，《誌》沒有寫成。
《後漢書》簡明周詳，敘事生動，故後來居上，淘汰了以前各家的後漢史。梁劉昭為《後漢書》作註，又把晉人司馬彪《續後漢書》的三十卷《誌》抽出來，加以註釋，補入《後漢書》。
《三國誌》***六十五卷，包括《魏誌》三十卷，《蜀誌》十五卷，《吳誌》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陳壽吸取魏、吳史書的材料，又自編蜀國史書，編纂成為《三國誌》。
陳壽寫書時，正當魏晉之際，天下亂離，資料不全，故內容顯得不很充實，也沒有表和誌。但《三國誌》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陳壽死後百余年，三國史料大量出現，宋文帝以《三國誌》過略，乃令裴松之作註。
《史記》、《漢書》註重訓釋文義，而裴註《三國誌》則重在增補史實。據粗略統計，註中列舉魏晉著作二百多種，而且截取史料比較完整，註文的文字總數超出正文三倍，故註文價值不亞於《三國誌》正文。
此外，還有南齊沈約的《宋書》，梁蕭子顯的《南齊書》，北齊魏收的《魏書》。南齊臧榮緒的《晉書》是唐修《晉書》的藍本。北魏崔鴻作《十六國春秋》，專記十六國歷史，現在僅存有輯本。
這壹時期，人物傳記和地方誌也已興起。梁釋慧皎的《高僧傳》為二百五十多個和尚寫了傳，是研究佛教史的史料。晉常璩的《華陽國誌》是研究漢中和四川、雲南、貴州地方史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