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孩提問天
朱熹出身於儒學世家，他的父親朱松對朱熹的教育十分認真。《宋史》本傳說：“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上何物’？”這個傳說，說明朱熹自幼就是壹個具有強烈求知欲望的人。
由於朱松是在二程理學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儒生，他對兒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學做聖賢的目標去實行。據《朱子年譜》中記載，朱熹在10歲時就“厲誌聖賢之學”，每天如癡如迷地攻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他自己回憶說：“某十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從此，便立誌要做聖人。以後他又教育學生說：“凡人須以聖人為己任”。
2、連環巧問
朱熹自幼受教於父，聰明過人，想象力強。四歲時，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問：“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說：“附於天?”朱熹又追問道：“天何所附？”壹席話問的朱松驚訝不已。
3、鵝湖論學
在南宋的理學家之中，陸九淵也是名氣很大的人物。陸九淵與朱熹同時，小於朱熹9歲。二人在治學目標上基本壹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認識途徑卻大不相同。
從哲學觀點上講，朱、陸兩家是南宋時期唯心主義理學內部的兩個不同學派，由於觀點不同，兩家在學術問題上進行了長期的爭辯。朱陸二人的辯論方式，主要是通過書信的往來進行交鋒，然而鵝湖之會卻是壹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為了調和朱陸之分歧，由另壹位著名學者呂祖謙發起，邀請了朱熹和陸九淵、陸九齡兄弟***四五人在信州鵝湖寺（今江西鉛山縣境內）集會，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為學之方”。這便是中國學術史上有名的“鵝湖之會”。
鵝湖之會5年過後（1180年），陸九淵來到白鹿洞書院拜訪朱熹，請為其兄陸九齡撰寫墓誌銘，二人壹見如故，十分友善，並且表現了互相仰慕之情。
朱熹不僅接受了陸的請求，同時還邀請陸九淵為書院師生講學，陸也欣然同意，他的題目是講解《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章，聽者深受感動，給師生們留下了良好印象。這件事說明朱、陸的觀點雖有分歧，但他們在學術交往和待人處事的態度上都具有寬豁大度的君子之風。
4、朱張會講
張栻，字敬夫，師從胡宏，學有專長，自成壹派，號稱湖湘學派，朱熹對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張栻進行了壹次中國學術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會講——朱張會講，開創了會講之先河。兩人的討論從太極之理上展開並最終趨於壹致。
朱、張會講於嶽麓書院，從各地趕來聽者達數千人。在嶽麓書院講堂，朱熹手書“忠孝廉節”四個大字，後被書院奉為校訓。在經過兩個月的嶽麓講學後，朱熹在張栻的陪同下遊南嶽衡山。在壹路的遊覽中，眼前的無邊風景，不時牽動他們的詩興，他們壹邊遊覽壹邊唱酬。
幾天裏，他們***得詩壹百四十九篇，合編為《南嶽唱酬集》。下了衡山，從嶽宮到櫧州壹百八十裏，朱熹和張栻就還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臨別前的討論。兩人朝夕在船中，討論《中庸》之義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與張栻分手後，攜弟子範念德、林擇之東歸，壹路輪流更換唱和。
5、朱熹和鄭樵
朱熹到同安縣赴任的時候，路過夾漈草堂，於是下馬前去拜訪鄭樵。鄭樵有禮的將朱熹迎了進門，然後斷出壹碟姜和壹碟鹽招待。朱熹的書童見了當時就不高興了，但主人說話他就沒有插嘴。
朱熹將自己前陣子寫好的手稿拿出來，遞給鄭樵，並請求鄭樵給予指正。鄭樵恭敬的接過手稿，將其放在桌上，然後點燃了壹支香。香煙裊裊，屋內頓時壹陣芬芳。
恰巧這個時候，窗外吹進來壹陣風，將桌上的手稿吹的壹頁頁的翻了篇。鄭樵這個時候卻像是春風醉人壹樣，站在原地動也不動。
過了好壹會兒才回過神，將手稿還給了朱熹。鄭樵與朱熹徹夜交談，壹***談了三天三夜，朱熹收獲良多。臨走之前，為了表示感謝，專門寫了壹副對聯“雲礽會梧竹，山鬥盛文章”，贈給了鄭樵。
朱熹和書童出了門，書童就 不滿的對朱熹說：“那老頭子看上去也不是什麽賢人呢，對待相公也頗無禮了些。不說拿出好酒好菜，但也不能只拿壹碟姜和壹碟鹽對付呀！”
朱熹笑著說：“鹽從海來，姜長於山中，有山有海，是盡了大禮了！”
書童又接著說：“可是相公這麽鄭重的請求他，他卻連手稿都不看壹下。”
朱熹解釋道：“風吹動手稿的時候，他就已經在看了，並且看完了。再說他特意點燃香，已經是對我的大尊重了！並且之後他給我提了不少的好意見，讓我收獲良多。”
書童仍然有些不滿，說：“可是您大老遠來看他，客人出門他卻不來送壹送。”
朱熹笑著說：“他送到草堂門口，就已盡禮了。壹寸光陰壹寸金，我們做學問的人，每分鐘時間都很寶貴啊。”
正說著，草叢裏飛出了壹只五彩雄雞，主仆兩人不禁轉頭看去。正看見鄭樵還站在門前，手裏還拿著壹本書。朱熹轉頭對書童說：“妳看，他還在門口站著，送客不忘讀書，真是個賢人啊。”
擴展資料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進士，此後擔任過壹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於研究儒學。他向程顥的再傳弟子李侗學習程學，形成了與漢唐經學不同的儒學體系，後人稱為理學、道學或新儒學，完成了儒學的復興。
他創辦了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培養學生，普及儒學。他的道德學問受到人們敬仰，流傳、滲透於社會每壹個角落。
他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並非關於“理”與“氣”的深奧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學教化。他把《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加以具體化、通俗化，構建了壹套周密的社會秩序。
他編著《四書集註》，重新詮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使得理學透過“四書”而深入人心。為此，他特別致力於編寫童蒙讀本，例如《小學集註》、《論語訓蒙口義》、《童蒙須知》，對兒童的日常言行、生活習慣，提出道德規範。
這些規矩在今天的“新新人類”看來，似乎過於迂腐、苛刻，其實不然。如果連日常生活細節的良好習慣都難以養成，那還談什麽“修身齊家”，更遑論“治國平天下”了。
這樣壹位令人敬仰的大師，朝廷出於政治考慮，對他進行嚴厲的打壓、禁錮，成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註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國歷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錮壹個學派、壹種學說，屢見不鮮，它並非學術之爭，而是排斥異己的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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