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策重計，謀功為首的戰略決策思想
1．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
曹操於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兵陳留（今河南寧陵縣西南），當時只有五千人馬，與袁紹、袁術等人相比，力量十分弱小，但經過十多年的經營，終於戰勝北方的所有對手。這與曹操自起事以來，壹貫重視謀略思想，始終抓住戰略的總目標，善於使用謀略有密切關系。曹操壹向胸懷大誌，開拓進取，立誌要幹壹番大事業，他說：“夫有誌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以循也。”（《舉泰山太守呂虔茂才令》，第36頁）所謂：“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漢靈帝初平元年，曹操參加以袁紹為首的討伐董卓的聯軍，當袁紹等不敢向前追進時，曹操獨具見解地指出：“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壹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國誌·武帝紀》）“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第134頁）
討董卓聯軍失敗後，袁紹曾問曹操：“若事不輯（成功），則方面何所可據？”曹操反問袁紹：“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濟也乎？”曹操則答：“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三國誌·武帝紀》）這是曹操謀略決策思想的總原則，他的謀略思想的出發點是聚集天下人才的智力，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用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去吸引人才，團結人才，引導人才，充分發揮人的智力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即“以道禦之”，把天下的人才團結起來，加以正確的組織引導，發揮其聰明才智和創造力，就能依靠群眾，開展積極正確的政治軍事鬥爭，就能“無所不可”。在當時，這無疑是遠見卓識。曹操在他的整個政治軍事鬥爭實戰中，十分重視謀略，重視人才，知人善任，這是他的領導思想的突出特點。他強調“平定天下，謀功為高”（第19頁）。
曹操的謀略思想始終服從和服務於他的總戰略目標，即消除戰亂，統壹國家，發展經濟，從而實現“王者賢而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鹹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人耄耋，皆得以壽終”（《對酒》，第4頁）。
曹操是歷史上敢作敢為，革新創造的政治家。他二十歲進入仕途，堅持嚴格執法，打擊地方豪強勢力，伸張正義，他任濟南相時（國有十余縣），許多官吏都與豪強相勾結，作惡多端，殘害百姓。但他到任後，查處奏免八人，懲罰壹批地方惡棍，境內秩序趨於良好。那時朝臣爭權，貴戚橫行，曹操既不願違背法理，取悅放縱他們的爪牙，又不能處處與他們作對，為了避免連累家庭，於是稱病告歸故裏，讀書習武，以觀政治風向。
2．欲攻先謀，知敵知情
曹操自登上軍事政治舞臺時起，就認識到了智謀和人才的重要性。在長期的征戰中，他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欲攻敵，必先謀”，曹操每在政治上軍事上做出重大決策時，總是全面考慮，權衡利弊得失，分析主客觀形勢，看條件是否成熟，然後決斷。公元188年（漢靈帝中平五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聯結豪強，謀廢靈帝，約結曹操。曹操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毅然拒絕，並嚴正指出：“廢立之事，天下之最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成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眾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昔者之易，未睹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諸君自度，結眾連黨，何若七國？”（《三國誌·武帝紀》）不久，王芬陰謀敗露自殺。又過兩年，即公元190年（漢獻帝初平元年），袁紹等關東諸將又密謀廢獻帝，立幽州牧劉虞為帝，聯絡曹操，曹操反對，他說：“吾等合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壹旦改易，天下孰安之？諸君北上，我自西行。”（《三國誌·武帝紀》）
以上兩次重大的政治決策，曹操均對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力量對比、人心向背經過周密分析，深思熟慮，總結歷史經驗，審時度勢，權衡利弊，果敢決斷，其謀略決策水平遠比袁紹等輩高強。曹操雖然沒有留下關於決策的系統論述，但從他的有關政治軍事的決策實踐和他的《孫子兵法註》中仍可了解其大略。
曹操的謀略決策十分重視“知敵知情”，他強調“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也”（第124頁）。他在決策時，詳細周密地掌握相關必要的情報信息，廣泛聽取部下將領的意見，客觀評估敵我雙方以及相關方面的情況，作全面對比分析之後，然後決斷。公元199年（建安四年）袁紹討平公孫瓚以後，占有幽、冀、青、並四州，擁軍十余萬，騎兵萬匹，南下進攻許昌。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曹操雖然挾天子以令諸侯，但從軍事經濟實力對比遠不及袁紹。曹軍諸將聞袁紹南下攻許昌，都感畏懼，曹操召集眾將領謀士，商議對策。曹操從戰略高度，對袁紹的為人、智慧、膽略及其經濟、兵力等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最後得出打敗袁紹有把握這壹結論。他說：“吾知袁紹之為人，誌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分劃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曹操年表》，第201頁）孔融反對曹操的意見，認為袁紹地廣兵強，謀士較多，而且對袁紹很忠誠，兵多將猛，難以取勝。曹操謀士荀彧反駁說：“紹兵多而治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壹夫之勇耳，可壹戰擒也。”（《資治通鑒》六三卷，第252頁）曹操在內部團結、人才謀略、法度、軍隊素質、人心背向等方面均占主要優勢。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官渡（今河南中牟縣北）壹戰，曹操擊敗袁紹，統壹了中國北方。諸葛亮對此評論：“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為天時，亦仰於人謀也。”（《諸葛亮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諸葛亮文集》，第31頁）
3．總攬全局，審時度勢，著眼長遠
曹操的謀略決策思想始終把握長遠戰略目標，審時度勢，機動靈活，“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三國誌·武帝紀》）不拘泥於細枝末節。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許昌，獻帝任曹操為大將軍，袁紹為太尉，袁紹大為不滿，拒不受命，曹操為了全局利益，讓大將軍壹職於袁紹，自任司空。第二年曹操攻打張繡，張繡降而後叛，在與張繡作戰時，曹操長子曹昂為繡軍所殺。後二年，曹操與袁紹處於決戰對峙局面，張繡聽從謀士賈詡勸說，準備投向曹操，但有顧慮，他說：“與曹有仇，從之如何？”賈詡指出：“夫有霸王之誌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資治通鑒》六三卷，第253頁）張繡降曹後，操捐棄前嫌，執繡手歡晏，並娶繡女為兒媳，寬懷大度，不計恩怨。
劉備為呂布所逼，投奔曹操，操禮之甚厚，高度評價劉備“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資治通鑒》六三卷，第265頁）。謀士程昱向曹操提出：“觀劉備有雄才而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三國誌·武帝紀》）曹操深知劉備將來是自己的政治對手。卻說：“方今收英雄時也，殺壹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國誌·武帝紀》）曹操的戰略是收攬天下人才，為己所用，決不能為殺壹劉備而自絕天下人。
曹操打敗袁紹，繳獲了袁紹大量輜重裝備和各類古籍圖書文獻與情報資料，其中發現有不少許昌宮內和軍中將校暗中私通袁紹的書信，眾人要求清除內奸，純潔隊伍，將材料呈送曹操，面對這些材料，他壹概不看，命令將全部材料燒掉，並召開會議說：“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況眾人乎？”（《資治通鑒》六三卷，第282頁）對重大政治問題，曹操絕不感情用事，而是深思熟慮，顧全大局，服從整體戰略目標。曹操這壹著，影響深遠，原來那些動搖的三心二意的人更堅定更忠心了。他認為最強大的對手袁紹都被消滅了，還去追究私通袁紹的人，只會動搖軍心，不如正面教育，網開壹面，既穩定了軍心，又樹立了自己的崇高形象，提高了威望。
對於袁紹的同黨，他也采取寬大政策，“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第34頁），這樣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敵人。對經過教育仍心懷二心的人，曹操則堅決懲辦。袁紹謀士沮授，袁紹兵敗時來不及與紹渡河，為曹操俘獲，經勸降任用，後密謀歸袁，事敗被殺。
曹操的謀略決策原則，始終堅持“富國強兵，用賢任能”（《陳損益表》，第14頁）, “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置屯田令》，第30頁）。註重發展經濟安定社會，選人用才，加強軍隊建設，做到“安不忘亡，常設備也”（第104頁）。他在總結袁紹失敗的教訓時指出：“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第33頁）曹操主張充分發揮人才和人力的智慧，他主發展經濟，使民富裕安定。發展軍事力量而不窮兵黷武，主張重視經濟文化建設。曹操註重了解客觀實際發展的規律和大的趨勢，善於預見未來，做到“當見未萌”，也同時還註意聽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見，發揮領導集團的整體效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