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派”壹詞在中國早已有之，它最早有可能出現於《明史》。《明史·卷二八三》（列傳第壹七壹）載：“陽明學派，以龍溪、心齋為得其宗。”當然，“學派”壹詞雖然最初有可能出現於明代，但這並非意味著中國的“學派”始於明代，早在先秦時代，中國學派已初露端倪。中文古籍中不乏“學堂”（中文“學校”之舊稱）、“講堂”和“書院”的記載。凡有學堂、講堂和書院之地，自然有“講學”存在。世有“講學”，必然有“講學者”與“聽講者”存在，從而使得“講學者”與“聽講者”兩者之間的師生關系和學問師承淵源隨之而生，由此形成“師承性學派”勢在必然。先秦諸子百家便是古代的壹種學派，尤以他們當中的儒、墨、道、法四家所體現出的“師承性學派”特征最為顯明。這種因出自於同壹師門且學術觀點相同的“師承性學派”，在中國古代史上不乏其數。《辭海》“學派”詞條解為“壹門學問中由於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指的便是這種傳統“師承性學派”。因師承傳授導致門人弟子同治壹門學問而可以形成“師承性學派”，同樣，因以某壹地域，或某壹國家，或某壹民族，或某壹文明，或某壹社會，或某壹問題為研究對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學術傳統的壹些學術群體，同樣可稱為“學派”，或曰“地域性學派”（包括院校性學派），或曰“問題性學派”，例如近代後西方經濟學界相繼湧現的芝加哥學派、奧地利經濟學派、瑞典學派、劍橋學派、洛桑學派等“地域性學派”以及重農學派、現代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等“問題性學派”。
綜上可見，東西方學派的形成，大致有賴於三種因緣：即師承、地域、問題，因而大體上可歸為三類：即“師承性學派”、“地域性學派”和“問題性學派”。三者互有聯系，它們之間的劃分界限絕非涇渭分明。中國古往今來的這些學派呈現出壹個顯著特點，即皆為“漢學派”（以漢學為研究對象）。而當代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這壹地域由壹群長期以“壯學”為研究對象的草根學者形成的地域性“八桂學派”的橫空出世，終於打破了自古以來“漢學派”獨領風騷的局面。（摘自黃現璠研究專家陳吉生教授撰《試論中國民族學的八桂學派》壹文，載《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